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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之: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变迁

更新时间:2012-06-10 07:09:54
作者: 张明之  

  

  鸦片战争前,存在着一种近代意义上的非对称的“世界体系”。中英两国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体系中控制着体系内部的平衡,但两国的对外战略构想不同,各自支配的体系的性质也不同。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审视,东亚的朝贡体系有其自然的渐进式变迁的逻辑和进程。进入近代,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朝贡贸易体系逐渐逊位,终以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为标志走向解体。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无疑是劳动方式变革的结果。中国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原则开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关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朝贡贸易体系的制度框架,为条约通商贸易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条件。条约通商贸易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使中国的商品市场被纳入由英国构建的西方世界经济体系。客观而言,这一体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口岸为中心的近代区域市场的发展和近代市场关系的形成。

    

  一、鸦片战争前非对称的“世界体系”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航线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并由此扩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围。多数西方学者据此认为,经济全球化始于15世纪的欧洲,航海大发现使人类的脚步从一个大陆跨到另一个大陆之上,从而实现了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1]60。罗伯森将15世纪初期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划分为萌芽、开始、起飞、争霸和不确定性五个阶段[2]58-60。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历史性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步的,经历了一个运用各种手段成功扩张的过程[3]462。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则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划分为“新兴的西方世界”、“西方居优势地位的世界”和“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个阶段[4]序言5。无论如何界说,总是隐含的前提是存在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

  通常认为,西方世界体系体现了建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上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因为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的合法边界及对彼此国家内部事务的不干涉原则,而英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掌控欧洲力量均衡体系的主导者并有效地维持着西方秩序。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使英国成功地以强大的实力实现了对海洋及海上贸易的主宰。拿破仑战争后期,英国通过组建四国同盟(Concert of Europe)这一国际机制来寻求一种力量均衡,牵制和对抗以欧洲大陆专制主义为重心的神圣同盟。1815年的《威尼斯和约》给欧洲带来了一个长达百年的西方历史上罕见的和平,更是被许多史学家颂为“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事实上,西方“条约和平”秩序的建立与维持,是英国控制着欧洲的力量均衡而追求自身全球利益的结果。在金融、财政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创新的推动下,首先诞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导致了生产力的根本性变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277。经过英法“七年战争”,英国最终确立了在军事上的全球优势,事实上已经拥有了在西方体系中的霸权。拿破仑战争给英国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但战争中的商业封锁延缓了欧洲大陆国家工业发展的进程,也使后者在海外的商业利益和殖民地遭到巨大损失[6]88。英国海军的迅速强盛,得以轻而易举地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并牢牢地控制着世界局势的发展,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盛大繁荣。”[7]英国把越来越多的国家拉入到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当时的世界市场只为“最早实现民族工业化”的英国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其他欧洲国家根本没有机会走到前边[8]42、48-49。

  “文化同质性的地区当然会存在很强的相互依赖和深刻的相互影响关系”,“某些共同价值一般被认为是增进相互依存、扩大的前提条件”[9]8。相对于西方世界体系,自唐宋以来,东方世界便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以同源文化、同质制度为根基的亚洲经济圈。所谓“中央文明”或“中央帝国”,绝非仅仅就地理位置而言的,中国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费正清的“中国中心主义”或“中国世界秩序”认为,东亚在历史上已形成了一种等级严明的同心圆状的中国对外关系的网状结构,大致与近代欧洲所发展起来的国际秩序相当①。乾隆所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10]8,充分表露了封建统治者天朝上国意识,清政府的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11]8。论及“中国世界秩序”,经常被援引的中西之间的礼仪(叩头)之争,体现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抑或臣属与宗主之间的关系。清政府坚持“外交”礼仪,其核心在于维护固有的“外藩”对“天朝”的朝贡体制,“华夷之辨”,反映的是华夏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及其与周围其他民族的差异[12],处于朝贡体系之外的其他“外之邦”更是“夷上加夷”,诸如“英夷”等。但在“中国世界秩序”存续期间,中国很少利用自己的宗主地位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奴役、掠夺和图谋体系内的朝贡国;大多数时候,朝贡在经济上是无利可图的,甚至成为王朝的负担;朝贡国遇内乱外患,还要尽责安攘保护。早在明万历年间,朝贡诸国分“东南夷(上)”、“东南夷(下)”、“北狄”、“东北夷”和“西戎”计142国(部族)。延至清中期前,又有增加。尽管走私贸易日盛,但基于禁海、一口通商等贸易管制政策的朝贡贸易依然是中外经济交往的主体。

  可见,鸦片战争前夕,如果说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也是一种非对称的“世界体系”。中英两国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体系中控制着体系内部的平衡,其区别则在于内敛或扩张性的战略构想及其支配的资本体系的性质。有论者通过研究16~18世纪欧亚发展趋势上的差异得出,欧洲的发展模式导致了许多海外帝国和争夺流动资本的国际竞争体系的形成,而东亚模式则趋向于经济自足的国家和鲜有为流动资本而竞争的国际体系,甚至19世纪东亚与欧洲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大冲突,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两个世界区域早期发展路径上的差异[9]14-15。这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当时非对称体系的重要特征。在封建权贵资本体系支配下的朝贡贸易是一种内聚型体制,以强化中心区政治经济地位为重心,以“德治”来维系等级秩序,以守成为重任,以归化为职守。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和国内市场的广阔,使中国可以不依赖于海外市场;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妨碍了海权观念的形成;而北方边防的长期威胁,制约着明清政府对于海防的建设,迫使他们本能地通过闭关政策来进行自我保护[13]。与此相对应,欧洲民族国家尽管保持着政治意义上的主权独立与平等,但实际上存在于一个由英国占支配地位的西方世界体系中,在激烈的竞争和频繁的战争中胜出的英国,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推行贸易“自由主义”而追求机械化的商业运输和生产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不仅如此,在近代商业资本支配下的英国在欧洲主导和维护这一力量均衡,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制造了一种样板效应,即英国行使主导权(如海上贸易保护)是为了实现普遍的利益[14]57、66-71。英国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下,牢牢控制着全球近1/3的贸易,将大多数国家拉入英国主导的贸易网,这一体系成为各国资本投向和获取财富的唯一路径。这种话语霸权下的“普遍利益”越是被各国所坚信,英国对这一体系的控制就越容易,代价也越低。

    

  二、“自由贸易”的冲击与朝贡体系的解体

    

  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地位,成为该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5]138。在鸦片战争前夕,非对称“世界体系”中两个中心国家的海外贸易活动呈现显著的差异。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不但提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准则”,且进一步指出“远处的贸易对于本国是最有利的”[16]4、15。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进一步为英国的海外扩张和推行所谓的“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历经“光荣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英国,由“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优势”[17]864,最终于18世纪末出现的强力机械装置,在世界经济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18]22,即原先各个相互分离的区域性市场逐渐连接成全球性市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88。在机器大工业这一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生产体制诞生以来,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至少三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是适应机器大工业生产需求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包括银行金融体制、市场规则等,逐渐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二是生产实践活动的外延扩展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越来越多的区域性生产实践活动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之中,“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5]114三是世界历史的时代,主要体现在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劳动方式的改变。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即使是发展到“康乾盛世”这一巅峰,依然无法容纳生产力的要求;与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相适应的朝贡贸易体系,在生产力突飞猛进和世界市场面前,自然无力阻挡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坚船利炮的冲击。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缩影,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无疑是劳动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东亚的朝贡体系有其自然的渐进式变迁的逻辑和进程。长期以来,朝贡贸易体系一直是维系“中国世界秩序”的关键和连接东亚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纽带。滨下武志甚至提出,东亚沿海地区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具有多样性却又整合得很好的经济商业圈”,“即使在欧洲国家殖民统治达到顶峰的时候,它们也不得不寻求与东亚这个传统朝贡贸易体系整合起来。”[9]13随着朝贡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清政府影响力与控制力的式微,这一体系的内生性发展机制遭到破坏,鸦片贸易、鸦片战争则使得这一进程具有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因素。正如彭慕兰所言,鸦片战争既非来自海外的中国现代性的起点,亦非一个内生的现代性遭受挫折的关键时刻[19]序言6。

  在明清之际海外通商基础上,18世纪清王朝海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市场对中国商品需求激增。清政府曾实行过“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②,但即使在禁海期间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在整个18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白银的“最终的归宿”。为扩大对中国商品的进口,西欧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前期继续向中国输入大量白银;尤其是清朝“弛海禁”后的一个时期中,到达粤海关的东印度公司船只所载货中,9/10是银货[11]4。乾隆年间,关税收入已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0,特别是粤海关的税收发展极快,自1783年以来,跃居户部税关之首,至嘉庆年间已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1/4[11]24。同样,自18世纪中叶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已逐渐将其在亚洲的贸易中心转向中国,英国对华贸易在整个中西贸易中占绝对优势地位,而中国在海外贸易中保持着顺差。与此同时,私人贸易在政府主导控制贸易的情境下发展很快,贸易规模大大超出了清王朝的控制范围。由此,朝贡贸易体系在外力的作用下实际上已开始逊位。

  在制度建设方面,1685年清政府设立粤海关③,专司管理进出口贸易和关税征缴。经过从官商到公行的演变,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广州十三行只是封建权贵资本的一个具有公办色彩的派出机构,规章制度建设滞后,组织体系较为松散。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在农本经济高度发达、封建专制高度集中的清王朝,商人、商业资本或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在统治阶级中几无话语权,封建权贵与商人、民众在海外贸易方面的利益非但不一致,且存在着严重的限制和管制。诚如彭慕兰所言,由于主要的亚洲帝国都不依赖商业税收,它们从来不需要给商业财产以安全保证;中国政府没有兴趣为其臣民的海外掠夺提供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援助[19]183、190。而西方商业资本的代表,东印度公司式的合股公司的创立,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作为商业组织,它们比以前的各类实体都更有效[11]89。东印度公司以资本为纽带扩大和维护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基础,为其国家(王室)与民众之间达成利益一致创造了条件。自18世纪60年代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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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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