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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力月: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与政治的消解及重构——议“韩寒事件”的微博论战

更新时间:2012-06-08 23:08:55
作者: 石力月  

  但它到了城市改革阶段却发生了变化。尽管与汪晖的解释路径并不相同,但包括邓聿文在内的一些学者却得出了与之几乎相同的结论:

  由于改革采取的是增量战略,在改革刚开始时,增量一块很小,存量较大,所以,改革红利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其差异并不是很明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增量不断变大,存量一块相对较小,这时,增量改革的参与者、有权参与增量改革者,无论合法与否,其获利差异越来越大。14

  而更复杂的情形在于,国家此后采取的价格改革(双轨制)与企业改革(承包制)并行的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传统体制的垄断性,激活了市场机制,但也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提供了契机(例如权力的市场化带来分配的不平等、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以及各项社会福利改革的匮乏及滞后等等),与此同时,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利益对抗以及分化。汪晖由此认为:

  1980年代的社会思想没有能力察觉和理解新的社会矛盾的特点,无法了解源自基层的社会动员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倾向,无法超越冷战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思考框架。15

  从20世纪80年代的具体实践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基层民众对于民主的诉求直接来源于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这与知识界受西方现代性影响的过程并不相同,而利益受损之所以会让基层民众激起这样的诉求恰恰是源于社会主义本身具有全民承诺的意涵,按照邓聿文的说法是:“对于那些国家在计划经济下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承担成本的国企职工以及农民,政府没有兑现以前实际上有过的隐性广义契约。”16所以汪晖认为基层的社会动员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保护运动,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观察。然而这样的意涵不但没有被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思想所觉察和理解,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被进一步地遮蔽。这恐怕便是汪晖认为“20世纪在80年代末提前终结了”的原因,也是他认为这个终结于80年代末的“短20世纪”是一个“中国革命的世纪”,“它的尾声是革命与后革命的连续性问题”17的原因。而这一判断与诸如孙歌所提倡的“重新从中国革命遗产中思考中国民主化的真实道路”,18贺照田所强调的“不能想当然地把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进行对立”19是具有内在呼应关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来韩寒及众人的社会批评中的问题意识从表面看是承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争取民主”的线索,但从其内部看则发生了明显的断裂。汪晖指出:

  80年代末的社会动员批判了传统体制,但它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的国家,而是推动改革的国家,或者正在逐步向市场社会转变中的国家及其政策后果。我在这里做出这一区分(即过去的国家和推动改革的国家)并不是否定推动改革的国家与过去的国家之间的连续性,而是强调改革过程促成了国家职能及其社会条件的转变。20

  而这可能为解读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韩寒现象”提了一个重要的醒——需要追问韩寒以及他的支持者所批评的对象(或者说被其反复提及的所谓“体制”)究竟指的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事件并没有把中国带入后来苏东剧变的境地,国家原有的基本形式得以延续,与此同时,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也没有终止,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从“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的“经济改革”阶段转向了进行“系统性、综合性、主动性的制度创新”的“经济转轨”阶段。21然而此时,一方面,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所遭遇的合法性危机依然存在,而市场已以体制变革的方式确立了根本意义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知识界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相遇,而20世纪80年代基层民众的社会主义诉求被遮蔽,诸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主张“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霸权地位,它以反政治的经济纲领的面目出现,使得政治本身变得不合法,这既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初深化市场改革的基本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对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基本意识形态。国家由此被视为改革过错的唯一承担者,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转变,以及与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里复杂而不可分割的缠绕关系,到了90年代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被”逐渐分离,而正因为这样的分离,人们(尤其是精英群体)对于国家角色的认知有意无意地跳过了这种转变,退回到了之前拥有绝对支配权力和意识形态垄断的幻象之中,也进入到了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假设之中。但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国家与市场之间复杂的缠绕关系却正愈演愈烈,然而,人们此时的认知一方面掩盖了二者纠缠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也为市场的不断扩张做足了意识形态的准备;另一方面这种认知构成了对于国家作为政治实践主体的压力,这使得此时的国家往往只能以一种几乎是自我保护的方式来抵抗这种压力,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那种“分离式”的认知。

  以上是理解“韩寒现象”的重要社会背景及思想基础,由此才能理解为什么韩寒“反体制”的形象能够如此深入人心。

  韩寒最初的名声来自于文学写作(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然后出版一系列小说),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本身来看,充满了对于教育体制的批判(例如《三重门》、《零下一度》等主要以自身经历为原型的写作),但韩寒实际上与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是暧昧不清而非果断对立的。因为他的成名作《三重门》在当年的畅销与他仅仅在一年前(即1999年)取得的“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头衔是分不开的,这是对他写作才能的一种确认,然而这个头衔之所以如此有分量并具有社会影响力,也与它能够带来直接保送名牌大学的机会是分不开的。即是说,这仍是一个落脚于体制内认可的机会,只是它通向这个结果的方式是具有创新性的。而虽然韩寒本人当年并未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但却很难否认他的成名与“新概念”的“特殊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而真正根本性的变化是发生在2002年韩寒与出版人路金波合作以后。路金波对于韩寒的包装是全方位的,虽然此前韩寒的作品也得到了良好的市场收益,但它毕竟与“新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真正让韩寒摆脱前者而全面走向市场的还是与路金波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全面走入市场化以后的韩寒,其作品就越来越少见其早期作品中海量的文史知识了。韩寒自己对此的解释是早年“掉书袋”、“做作”,但即便这是韩寒本人的确切初衷,也并不妨碍人们去追究变化背后的东西。就内容而言,韩寒早年的两部作品《三重门》与《零下一度》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市场意图,事实上,之后成其代表作的《三重门》最初还被出版社退过稿,由此至少能够得出“海量的文史知识并非直接针对市场”的结论,并且从整个畅销书市场的趣味来看,海量的文史知识也未必是奏效的元素(就全面走入市场以后的韩寒来看,反倒是一些娱乐化的元素成为了其身上的亮点,例如“赛车”便是此时进入韩寒的生活及作品里的),因此,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2002年以后的韩寒确实不必再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的阅读了,因而此处的关键点并不仅仅在于作品内容的转变,还在于韩寒创作的机制悄然发生了转变。

  最终成就韩寒的并非是这几部畅销的文学作品,而是其2005年开始的博客生涯,因为它使得韩寒经历了从“作家”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蜕变。应当说,这样一个蜕变并不会发生在每一个畅销作家的身上,这多少成就了韩寒在许多人心目中的特别之处,但放置于前文所述的社会背景之中来看却也并不多么出人意料。

  准确地说,韩寒的此番蜕变是逐步发生的,其早期博客与2008年以后的博客是有区别的,前者个人化的内容较多,2008年之后的内容才基本以针砭时弊的时评为主,而韩寒的社会影响力正是由后者所急剧提升的。这多少能够从韩寒所得到的部分奖项和称号的时间中得到佐证——2008年12月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公民责任奖”、2009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新世纪周刊》2009年度人物、《亚洲周刊》2009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报》“2009推动中国进步100人”、2010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娱乐类排名第二、2010年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2010年《环球日报》“中国十大直言君子之一”。22

  然而为什么韩寒的时评能够得到如此之高的肯定呢?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有着严重的分化,但知识界对于自身作为一个群体的境况还是颇有共识的。一方面,大批知识分子退回书斋,无论进行怎样的解读,至少知识分子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实;另一方面,正如许纪霖教授所指出的,“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 23他进一步明确指出:

  政治层面的边缘化还没有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要害,……1992年以后,……政治与意识形态第一次不再占据社会的中心,而经济上升为中心问题。此时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地边缘化了。他不再处于整个舞台的中央,舞台中心被另外一批人所占据,譬如腰缠千万的富翁、暴发户等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公共传媒和演艺圈大出风头的各类明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知识分子是一个更为严重的挑战。2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经济问题中心化的发展思路是以悬置政治的方式展开的,而知识分子的退场使得社会实践丧失了一支重要的批判力量。在这种情形之下,2008年以后的韩寒恰恰扮演了一个“重返政治”的批评者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尤其是大众传媒敏锐地捕捉到了韩寒的独特意义。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市场化实际上也分化了原有知识分子群体本身,例如,媒介知识分子正是在媒介市场化背景之下出现的。这种局面使得知识分子的声音必须要经由大众传媒的中介才能被听见,并且才可能被认为是重要的,否则便无人知晓、无人问津。正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

  当某个电视节目或电台节目制作人邀请某个学者,这等于是对他的某种形式的承认,可在这之前,不如说是某种贬低。……如今,各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大大改变了,以致外行的评价标准——如在皮沃主持的节目上亮相、杂志上的好评、人物专访等——越来越比同行的评价更权威。……现在人们已经弄不太清一个人的名气到底应归功于传媒的好评,还是在同行间的声誉。25

  从布尔迪厄的论述当中能够看到这两类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对于“韩三篇”的不同态度是针锋相对的。媒介市场化将媒介“独立性”的诉求及想象托付给反政治的自由市场,而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市场化的共生关系使得前者在意识形态层面是服从于后者的(如布尔迪厄所说传媒只会在这个群体中寻找“同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知识分子退场的另一种表征。然而,仅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韩寒与此时的媒介知识分子并无本质的不同,为何偏偏他“重返政治”的角色在人们心目中却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韩寒在《写给每一个自己》中写道:“我出生是纯正的上海郊区屌丝,无权无势,白手起家,本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励志的‘屌丝的逆袭’的故事……”,26而80后普通网友敏娟发表的一则已转发过千,引起热议的微博《为什么我们轻易能懂的韩寒,他们却不懂》里也说:

  韩寒不在神坛,他不是旗手、不是代言、他是凡客,他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小镇青年,……从一个被否定被争议的差生开始,韩寒一直努力向上,一次次地证明了自己,写文,赛车,办杂志全部风生水起,一次次的质疑和否定,反而是成就了韩寒,这个时代,还有比韩寒更成功的励志故事么?27

  从这些描述得以看出,韩寒与其他媒介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他的“普通人”形象,这个形象既草根也不完美,相较其他媒介知识分子而言,他更能够让千千万万如敏娟一样普通的民众进行自我投射,而“公民”本身是一个极具政治意涵的概念,韩寒的社会批评由此被塑造成“普通 / 草根公民”问政的意象。

  然而,许多人并没有看到或者指出韩寒“重返政治”背后强大的市场动因,没有看到或者指出“屌丝”得以“逆袭”的机制究竟是什么。路金波曾就其旗下两张“王牌”(饶雪漫和韩寒)说道:“我希望饶雪漫走商业化的路线,韩寒就去竖牌坊做知识分子。他们俩绝不是女生版、男生版的划分,而是一个经济、一个政治。”28这段话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政治的韩寒有被商业建构的可能,换句话说,无论韩寒的作品本身有没有被代写,但韩寒作为一个现象 / 形象,至少不仅仅是他的个人行为所达成的,而是能够看到商业团队的痕迹。对此,作为“质疑派”代表之一的彭晓芸倒是有所意识:

  鸥逸文还说过:“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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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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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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