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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宜航 刘雅南:从经济学再到政治经济学:理解包容性增长

更新时间:2012-06-01 09:23:47
作者: 邵宜航   刘雅南  

  

  内容提要: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的两次会议上倡导“包容性增长”,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深远。经济增长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就一直是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史上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再到最近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发展中的繁荣与公正、市场与政府的认知的深入过程。强调机会平等的包容性增长正是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学发展过程审视政治与经济离合的演变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研究包容性增长。

  关键词:包容性增 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邵宜航,刘雅南,厦门大学 经济系,福建 厦门 361005

  

  一、序言

  

  如果说被世界称道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感到自豪,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时下网络流行的“收入被增长”却反映了许多普通民众对伴随增长而产生的收入差距扩大的不满。但我们可以高兴地看到,如何让“被增长”的民众也能切实地公平分享“增长的奇迹”带来的利益已经是现在中国政府追求的首要发展目标。2009年11月和2010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两次在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上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首次提出。但其理念可以追溯到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的“广泛基础的增长(borad-based growth)”,与其后进一步提出的“有益于穷人的增长(pro-poor growth)”。包容性最基本的含义是“兼容并包”,不同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强调增长应具有“包容性”,让社会的所有人能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经济增长。而同时对增长的重视又不同于简单的收入再分配和收入均等化,包容性增长强调的是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因此,“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发展目标已从改革开放前期的“效率优先”转向了现在的“兼顾公平与效率”。特别是在“十二五”规划之中,“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包容性增长中所体现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学中论争已久,而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实际上贯穿于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史。大凡了解经济学史都知道经济学的发展与演进一直伴随着对经济繁荣与社会公正、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经济与政治之间关联的不同认知和论争,而公平与效率则与此均息息相关。在历史上,经济学的发展又特别体现为其研究内容中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分分合合,经济学的名称曾经是政治经济学,近十余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又兴起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潮。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中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实际上是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认识过程不断深入的体现。而显然在时下的中国,经过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和思想认识的发展,如何追求和践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不言而喻,要切实践行包容性增长需要展开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与意义,如蔡荣鑫[1]和人民日报的讨论[2]等。而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由对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和融合演变历程的考察,我们认为,胡锦涛主席强调的包容性增长正是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包容性增长,有益于展开进一步深入的理论研究。

  

  二、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演变

  

  (一)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深入探讨市场机制

  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被广为接受和认可的是,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的诞生,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到1848年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止,现在的“经济学”当时更规范和通行的名称是“政治经济学”。从这一名称来看,当时经济学研究关注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有两个目标:第一,为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活资料;第二,为国家供应足够维持公共服务的收入。总之要使人民和国家都富起来”[3]。因此,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理解为主要探讨国家的财富管理之术。

  就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言,可能也正因为当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国家和政府的关注,所以许多人把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狭义地理解为国家和政府行为。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国富论》的研究起源于对商业社会道德问题的争论,亚当·斯密在此前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其实是《国富论》的基础和前提,在斯密看来,自由制度的效率其实是在道德准则和公正法律制度等约束之下才得以实现。因此今天我们理解原初的政治经济学时必须注意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实际上包含了更丰富的含义和更广阔的范畴,政治作为一种“非经济”的要素在其显式表现“国家”之外还有其隐式的表现“社会公正”与“道德”,考虑二者相结合的经济学才是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更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对国家干预、强调经济自由,他阐析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运行中的关键作用和效率性。这也为其后以研究效率为主的现代经济学把“政治”从经济学中剥离开来埋下了“伏笔”。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嘉图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影响还在于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多借助于哲学和历史的分析范式研究经济问题,而李嘉图倡导逻辑—数学而非哲学—历史的分析方法则使经济学研究开始趋近科学。

  到了十九世纪,经济学家逐渐更关注于经济学中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即资源配置的效率性问题,并更集中于对市场机制和市场中微观主体选择的研究。其中,奥地利学者门格尔、英国学者杰文斯和法国学者瓦尔拉斯三人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引领了经济学研究中的“边际革命”。同时在方法论上,此时的经济学家开始仿效当时被认为最成功的科学——物理学的研究,数理分析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经济学通过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数学化而逐渐科学化。当时许多学者开始主张使用“经济科学”或“经济学”来替代“政治经济学”。虽然杰文斯的著作仍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但他在第二版序中已明确声称要放弃“政治的”这一形容词,一些学者指出“放弃‘政治的’是强调终极关怀在于单个的个人而不是‘国家’”①。而更彻底地将“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的是马歇尔1890年《经济学》的出版,该著作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此后,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成为主流研究的通用名词。

  虽然在这场经济学研究变革中对政治因素的剥离和数理分析的引进存在不少反对和批评,但从发展的事实而言,深入研究市场机制所形成的这一套理论体系大大推进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理解。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中微观主体的理论分析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石。同时新古典经济学虽然主要注目于市场机制的分析,反对政府干预,但也并非认为市场万能,无视政府的作用,政府作为市场失灵时对市场机制的一种修补和完善机制仍然存在着。今天微观经济学中对政府部门的讨论,实际上也可追溯到杰文斯等人的早期研究。

  (二)经济学重新关注政府——理解宏观政策的影响与作用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受到严重怀疑。凯恩斯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纠正市场的缺陷,他认为市场能达到完美均衡只是特例,并非通常的情况,而他自己所倡导的实行政府干预的经济理论才更具有一般意义,所以他的著作名为“通论”。由凯恩斯所引领的凯恩斯革命使经济学研究重新开始关注政府,并由此产生了现代经济学的另一理论基石——宏观经济学。有些学者认为这也意味着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

  当然,凯恩斯的理论也不完美,甚至被认为存在严重缺陷。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M. F. Friedman)率先进行了反凯恩斯革命,并形成货币学派,20世纪70年代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的失业和通胀并存的滞胀现象对凯恩斯理论进一步形成了致命打击,为新古典学派的反凯恩斯革命提供了机会,卢卡斯(R. E. Lucas)等进一步引领了反凯恩斯革命,这一革命成为20世纪70年代的主流,并形成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主流学派,特别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体系上努力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致力于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微观基础。此后,宏观经济学在新古典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论争中不断发展,论争的核心之一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政策对市场的干预。尽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古典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干预,但他们同样关注政府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从发展的视角看,经济学史上边际革命之后的凯恩斯革命和反凯恩斯革命实际上体现为,在对市场机制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中政府政策影响与作用的深入探讨。不论是崇尚自由市场经济还是主张政府干预,就讨论政府的作用而言,不同学派间论争的主题仍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里的“政治”当然有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而主要体现为对政府“政策”的探讨,因此是一种较为狭义的“政治”。

  这里我们必须提到,新古典经济学使政治离开经济学似乎伴随着经济学数学化的过程,因此一些学者把这一现象也作为数学不适于经济学研究的例证,并提到凯恩斯本人也反对经济学数学化,而实际上有趣的是,《通论》在当时的经济学家看来也是一本艰涩难懂的书,其原因之一就是数学的应用。当然《通论》的难解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而《通论》改写为今天能编入大学经济类学科的基础教材,实际上也归功于希克斯等人对凯恩斯理论的更简单精练的数学描述。经济研究中政府的“离开”与“回归”实际上都伴随着数学应用的逐步深入。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重视市场外决策、重提价值取向

  从本质上说,主流经济学围绕政府政策和市场作用的论争仍然主要集中于效率层面,同时这也引发了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市场外、非政府决策对政府政策形成及市场经济效率的影响,并在经济效率之外,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公正问题。其中,涉及政治因素的相关研究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形成了新政治经济学这一独立领域。新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和分析方法去探讨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新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议题,这时的“政治”超越了此前经济学研究中主要关注“政策”的局限,而涉及制度的形成演化、社会公正等更广阔的领域。国内对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讨论,也已经积累了不少文献,特别是这其中的早期文献如方福前[5]和杨龙[6]已经对其进行了较系统和全面的评述,马春文[4]和汪丁丁[7]等也进行了独具特色意义的讨论。同时,国内也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如Drazen[8]、Persson and Tabellini[9]等。从这些文献也可以知道,目前新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但是一般认为,阿罗(K. J. Arrow)等关于社会选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布坎南(J. Buchanan)等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科斯(R. H. Coase)、诺斯(D. North)等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都被视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开端。20世纪90年代之后,强调政治因素在决定政府经济政策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经日益体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在讨论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代表性文献(斯诺登和文[10])中新宏观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一章主要内容。同时,经济学研究中不再回避价值判断和社会公正问题,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研究福利经济学及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表明主流经济学也开始注意到价值取向和社会公正问题的重要性。

  对新政治经济学定义更具体的讨论,以上相关文献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实际上,在学科发展日益交叉融合的今天,也许不可能也没必要对学科进行严格的定义,如同经济学本身,实际上我们也难以肯定经济学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定义。而被一致认可的是,关注市场外选择,考虑价值取向,注重现代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方法应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特征。从关注国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兼容价值取向的角度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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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家》(成都)2011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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