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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宜航 刘雅南:从经济学再到政治经济学:理解包容性增长

更新时间:2012-06-01 09:23:47
作者: 邵宜航   刘雅南  

  新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思想表现为对亚当·斯密时代政治经济学的回归,但如上述德雷泽(Drazen[8])的著作中所强调的,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才是新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称为“新”的主要标志之一。特别是,如果说早期经济学家在通过数学使经济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刻意回避价值判断,那么新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则开始用模型来揭示不同价值判断的结果,力图构建包含价值观的经济科学。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近二十多年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突飞猛进之势,政治经济学仍然只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而并没有让经济学的称谓重回政治经济学,这应该也体现了现代经济学有了更多的包容性,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其实意味着现代经济学在发展[11]。如果不揣简略,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主要表现为上述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变,再到新政治经济学(包含新制度经济学)兴起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人们对市场的机制、功能和局限,对政策与制度的作用与形成,对市场外决策的机制与影响,以及对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权衡等核心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入与扩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经济理论研究从核心到外围,从特殊到一般的演进过程,特别是这一认知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作为科学研究的语言——数学分析方法的推广与深入。这一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与再融合恰是辩证法所指出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三、增长研究:从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

  

  (一)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到内生增长理论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增长就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一定程度上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主要论述的就是经济增长和竞争性市场这两个主要论题。其后的李嘉图、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等也进一步讨论了增长的问题。但此后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偏向了对竞争l生市场本身的探讨,并发展为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期间的古典经济学家,除熊彼特之外,主要关注市场的静态分析,基本没有涉及动态的增长问题。虽然,1928年拉姆齐(Ramsey)发表了后来的被称为最优增长模型的经典论文,但该模型因动态分析观点与数理分析方法太超前于时代,当时未引起重视与进步的研究。

  到凯恩斯理论发表之后,哈罗德(Harrod, 1939)和多马(Domar, 1948)② 对凯恩斯理论进行了动态拓展,在凯恩斯理论中融入了经济增长因素。他们采用生产要素之间缺乏替代性的生产函数来论证经济增长的内在不稳定性,但由于其模型设定太过特殊而逐渐失去影响。然而他们的经济动态化分析触发了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并使经济增长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1956年索罗(Solow)的增长研究修正了他们的假定,创立了基于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增长模型,奠定了增长理论的基础。同时斯旺(Swan, 1956)也独立地得到了相似的结论。Solow-Swan的研究其实是对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动态化。以上的经济增长分析着眼于解析现实经济增长,即实证分析。另一方面,探讨经济如何实现最优增长的规范分析也在进行,卡斯(Cass, 1965)和库普曼斯(Koopmans, 1965)等将前述超前于时代几十年的拉姆齐模型发展成最优增长理论,并论证了最优增长路径可以在竞争市场中实现,因此这也成为对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有效性理论的动态扩展。最优增长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顶峰,其理论模型为现代经济学动态分析提供了基准框架。

  但当时的理论研究因缺乏与现实经验的联系而逐渐失去生机,同时,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和凯恩斯主义间的论争更主要关注于宏观经济波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研究一度离开了经济学家最关注的视野。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卢卡斯(R. Lucas)、罗默(D. Romer)和普雷斯科特(E. Prescott)等经济学家开始强调理解增长是经济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探讨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重要性甚至远甚于理解经济波动的机理。罗默(Romer, 1986)和卢卡斯(Lucas, 1988)的新增长理论研究催动了经济增长研究的复兴,增长研究再次成为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一。简略而言,新增长理论的重要突破在于克服了古典增长理论的主要缺陷:经济中的人均增长率完全取决于作为外生变量的技术进步率。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从不同视角阐释了市场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机制和对可持续性增长的推动机理,从而在模型内解析了增长率如何被决定,由此新增长理论也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各国的增长差异提供了理论解释。同时,各国经济数据的逐步丰富和计量分析技术的进步也为增长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基础,增长核算和跨国间增长的收敛性经验研究等也得到大力发展。另一方面,与几乎不涉及政府作用的古典增长理论不同,内生增长理论积极探索政府在增长中的作用,巴罗(Barro, 1990)等把政府的生产性公共支出也视为促进内生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此外,因为新增长理论考虑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性以及创新的垄断等因素,这也为分析政府的积极作用留下了极大空间。

  (二)增长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增长的动力内生于经济中行为个体的决策,政府的相关经济政策也会对增长率产生影响,因此政治因素对经济政策制定和个人决策的影响自然也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关注政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收入不平等、政治不稳定、民主、腐败、寻租、制度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了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的广泛研究。前述德雷泽著作中甚至指出,对增长的政治决定因素的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要远远超过其他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

  而其中,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制度经济学家眼里被认为是最根本的原因。早在1973年,诺斯和托马斯(Thomas)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列出的那些因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它们并不是增长的原因,它们就是经济增长本身。在诺斯等人眼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最近,阿西莫格鲁(Acemoglu[12])等人进一步努力通过模型解释制度如何被决定,他提出制度是内生的,由社会的集体选择决定,当存在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时,最终将由政治权力决定。他们从理论和实证检验两方面深入解释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影响。寻找增长的更深层次因素导致了Hibbs(2001)所说的增长理论的政治化。由此可知,前述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对市场与政府、经济与政治、效率与公平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入也充分反映在增长研究的理论发展过程中。

  

  四、包容性增长: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虽然现代经济增长研究也开始关注政治与经济的综合影响,但鉴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与贫困现象并非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研究依然更多地注目于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增长机制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对政治因素的探讨更主要关注所谓民主政治体制对经济政策决策的影响,以及不同制度安排对增长效率的影响,对增长中不平等和贫困的探讨并非西方增长理论主流研究的核心。而时下我国政府大力提倡的包容性增长则强调增长首先必须能包容贫困阶层,增长除了考虑经济效率外还必须注重社会公正问题。

  由以上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与经济的分合演进过程可以认为,克拉克(Clark[13])对政治经济学的如下解释是一种高度的概括:经济学③ 可定义为个人通过市场追求经济繁荣,而政治学可定义为共同体通过政府追求公正,但市场和政府不能单独实现繁荣和公正,所以需要政治经济学跨学科的视野分析现代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包容性增长正是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这里我们必须说明,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上倡导包容性增长,自然还有其深刻的国际性意义,但本文则主要局限于对中国国内包容性增长意义的讨论。而从以上论述可知,包容性增长作为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西方的新政治经济学,重要差异在于,其一,虽然都考虑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但政治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特别是其中政策的决策过程不同;其二,虽然都考虑社会公正,但当下我国追求公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同。

  然而在强调差异的同时,我们也同样必须强调现代经济学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首先,就研究内容而言,时下对我国包容性增长的研究依然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大前提下展开的经济理论研究,主要讨论的依然是前述的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涉及的:市场机制、经济增长、政府干预、政治因素影响等几个核心问题。虽然西方经济学研究主要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为背景,但现代经济学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同样致力于追求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就经济增长研究而言,从学科的发展背景看,一般认为,增长理论更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形成了发展经济学,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也回避将新古典经济学普遍适用化,但之后,就如舒尔茨(Schultz, 1980)指出的,理论研究的潮流开始转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日益意识到,标准的经济理论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开始强调新古典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增长与发展的相关研究开始融合。西方经济学家对欠发达国家发展中的贫困和不平等的演变,以及结构转变等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利用现代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展开深入探讨。其次,借助数理分析和计量分析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同样具有普遍适用性。虽然对经济学数学化的争议如同对宏观经济理论的论争一样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在国内,对前者的争议更甚于后者,但从经济学发展过程也可以看出,不争的事实是: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就是在这种争议中不断发展与完善,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的大量理论都是利用数学形式来阐释。其实恰如伽利略所言,“数学是科学的语言”,那么,只要经济研究中存在科学的成分,我们关注的重点就不应是经济学能否利用数学,而应该是如何更贴切地利用数学。

  “包容性增长”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明确了这一点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对包容性增长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理论研究。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研究当下中国的包容性增长问题,我们认为关键词应该是,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政府选择与现代分析方法。

  首先,经济增长仍然是硬道理。虽然包容性增长不止是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终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包容性增长的首要关键词,没有增长自然也就没有增长成果的包容性共享。而对我国增长的分析则应注重,其一,市场依然是我们必须依赖的根本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效率的依存体,必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探求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机制;其二,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特征,进一步推动二元结构转变是增长的核心问题;其三,倡导多年的增长方式转变未见显著成效,而在当下除了考虑集约式增长之外还应注重以扩大就业为导向。

  其次,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倡导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温家宝总理最近强调过:“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关注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在社会中是多数”④。同时,阿马蒂亚·森指出造成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机会平等强调了对增长过程的参与和增长成果的分享,与单纯的收入分配相比,机会平等体现了增长能力的可持续性和参与权利的公平性,而非仅仅是结果的平等性。可见包容性增长尤其要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发展能力的提升。而实际上,依据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提升在我国尚占多数的相对能力贫困的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同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容。同时,对机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追求也凸显了包容性增长与西方主流增长理论的差异,即在包容性增长的研究中需强调个体存在差异性时的协调增长问题。

  其三,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自凯恩斯革命之后,对政府干预的作用虽然存在论争,但理论研究和各国现实经济体系中政府的作用却日益受到重视。在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政府的重要影响更是不容忽视。要践行包容性增长,在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国民人力资本水平、改变增长方式以保持经济增长方面,在发展目标中注重社会公正、权衡效率与公平方面,政府选择的作用不言而喻。特别是,在我国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多级政府体制下,中央政府的发展目标与激励机制设定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对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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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家》(成都)2011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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