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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

更新时间:2012-05-30 12:58:59
作者: 刘亚秋  

  

  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触动了数以万计的年轻生命,此运动中最为醒目和被述说最多的是“老三届”。“老三届”特指文革开始时在校的中学生,又称66-68届中学生。他们出生于建国前后,成长于比较特殊的年代。文革前的“理想主义”是他们接受的启蒙教育。文革中他们的教育生涯被打断,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革命”的洗礼。随后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经历了一次剧烈的生命转折。从此,他们的生命轨迹发生改变,激情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遭遇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平淡和琐碎,被日复一日地消磨,原有的生命意义似乎片刻间化为青烟。如今,上山下乡已经过去20余年,这场运动究竟给他们留下了什么,他们是怎样记忆这一段历史的,他们不断诉说的主题是什么?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艰难生活——借用知青使用最多的一个词——“苦”,是他们述说的主旋律。知青详细讲述了下乡后吃得如何苦、住得如何苦、返城的过程如何苦、返城后重新奋斗又是如何苦,但是,不管这种诉苦行为将“苦”诉到何种程度,也不管这苦“挨”到头是怎样的徒然,这些知青一直把讲述的逻辑终点纳入到“无悔”的情结之中(即归入到一个意义结构里)。

  于是矛盾出现了:在历史层面,整个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被否定,按理说,一个被否定的历史所“蹉跎”出的青春也是该被否定的,可为什么知青会说“青春无悔”?在现实层面,知青下乡对社会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或者说,没有可见的意义,但知青却在自己的这段生命历程中找到了意义,并因此不悔。

  

  那么,“青春无悔”记忆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一记忆模式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它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知青)个体记忆与(知青)集体记忆有怎样的关系?更进一步,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记忆逻辑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通过对知青本人的讲述、知青文学文本和公开出版的知青回忆录、通信、日记的解读,本文尝试着对上述问题做一些回答。

  

  一、文献研究

  

  现有关于知青的学术研究文献并不是很多。国外的大多停留在群体层次,而且一般都是大型的定量比较研究。国内关于知青的话题比较多,但一般都停留在“故事”的叙述层面,比如知青小说和知青回忆录。这些“故事”由不同人讲述,一个内容情节大致相同格式细节却千变万化而且可以引出种种不同诠释的“故事”(许子东,2000)。而且它们的执笔人往往是知青本人,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情感倾向。其中的反思性文献也不少,但它们一般都从道德、道义角度来思考问题,尤其是从红卫兵——知青角度出发看问题。学理性的学术研究文章确实微乎其微。

  本文试图从苦难记忆角度来分析“青春无悔”记忆模式的建构过程。“苦”或者“苦难”记忆在人类社会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这一点在犹太学中尤为明显。直到二战以后,犹太民族不断遭受外族的迫害,其集体性的苦痛记忆具有错综复杂的特点。“苦”或者“苦难”对于塑造人类记忆的作用是十分强大的。但是就我所看到的记忆理论而言,它并没有被放在应有的位置上。以景军1995年有关社会记忆理论的文献综述为例。景文划分出的四大社会记忆理论类别:集体记忆研究、公共记忆研究、民众记忆研究、想象记忆研究;其中苦难记忆并没有作为一个类别出现,作者仅把苦难记忆看成是中国学者已有的一个共识而已:即把苦难记忆看成是一个现象,而不是一门理论。其他比较重要的记忆理论文献中有关苦难的社会记忆理论也基本上没有出现,或者被淹没,或者处于一个角落仅仅被当成一个偶尔提及的问题。

  景军本人做过苦痛记忆方面的研究。他做的是关于西北农村政治运动左倾政策所造成的苦痛记忆研究。他把苦难记忆的研究放在文化特质分析的高度上。他指出,从前人研究的经验来看,对苦痛记忆的探讨必须从个人层次上升到对文化特质的分析。他认为,犹太民族的苦难态度受到犹太教神学历史观念的影响,而中国人的苦难态度的支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儒家的人伦观念,这个人伦观念包括婚姻网络、宗亲组织、邻里往来、上下长幼及男女之别等关系。景军认为这一层层能伸能缩的社会关系是维系着苦痛和其他记忆的重要基础之一。显然他是对农村苦难记忆中的事件进行了分类、归因之后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是,他并没有解释访谈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说不了两句就冷场的局面”。而且,因为仅仅是对农村生活记忆的研究,以及他的研究视角——从事件性质本身入手,显然,他对于中国人的苦难态度的结构归纳有很大的局限性。

  关于苦的记忆或者苦难记忆研究中的冷场现象,方慧容(1997)的诉苦研究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无事件境”被认为是农村生活记忆的一大特征,即虽然没少受苦,但是所受之“苦”像“蓄水池里循环流动的沉水”,已经“混流又乏味了”,“事”与“事”之间的互涵和交迭使“苦”变得无“苦”可诉。即使访问员多次启发,被访者依然“平静”,“不觉得苦”。这在下文“共产主义传统下的‘诉苦’技术与知青的‘苦感’”中将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不过,这些与我们访谈知青所遇到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知青讲述的苦是鲜明的,而且事件性很强,但是到最后知青并没有多么痛恨这段生活,他们的苦难逻辑的终点是“无悔”。这点与开诉苦会经常失败的情形有些相似,即受苦者在没有引导或引导不够的情况下,并没有把苦上升到一个控诉的高度。就像知青受苦后,还感谢苦难,还说“无悔”。这样一种记忆特点的背后是什么呢?本文试图从另外一种中国人的苦难态度结构来分析这个问题。

  本研究是王汉生教授主持的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知青生命历程》课题的一部分,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知青生活史资料,属于回顾性研究。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把知青生活史划分为文革前、文革到下乡前、下乡和返城、返城到现在。同时我们还收集和阅读了已经公开出版的有关知青生活的小说、知青回忆录、信件、知青研究的文章书籍等。本研究的实地调查从2001年5月份正式开始,至今共做有24个个案访谈。

  

  二、“青春无悔”的个体记忆模式

  

  (一)“无悔”归因及其意涵

  访谈的时候,我们发现多数知青的讲述基本上都是一个版本:虽然诉苦占了很大篇幅,但是到最后,并没有多么“痛恨”这段生活。对于多数知青个体而言,“无悔”是他们讲述的逻辑终点。从访谈得来的资料来看,“无悔”大致有以下几层含义。

  1、认为“经历是一种财富”,知青生活使他(她)更了解社会,了解中国,增强了自己对现实的认识能力。值得指出的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仅是知青中的精英分子,作为普通人的知青也有许多人具有这样的认识。

  2、知青生活历炼出一种品性,例如“务实”(见刘文本)、不怕吃苦,这几乎是每个知青必谈的内容。

  3、认识到人性。知青一直强调的是人性善这一方面,同伴之间的友谊、知青与老乡之间的情谊成为诉说的一个要点。

  显然“无悔”所含纳的意义已经远远不是当年知青下乡时候的意义。在历史的主流话语里,当年“老三届”知青下乡的意义大致有以下几点:拥护毛的路线,做革命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战天斗地,改造农村,大有作为;改造自己,到艰苦的环境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接班人。

  知青宋所说的“说心里话,没有愿意不愿意(下乡)的,听毛主席话”,点明了知青当年所受到的教育。目前公认的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的教育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青年。这代学生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意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下变得更加强烈。“老三届”学生矢志以求的就是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红卫兵运动中,“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文革”的风暴中翱翔;在下乡运动中,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因为只有艰苦的环境中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接班人。不管最初个人“下去”的动机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下去”都是一个十分政治化的意义事件。它被看成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的又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被看成是革命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最激进形式。

  当年对于个体而言的“下乡”意义也正是整个上山下乡原初所宣传的意义——战天斗地、把自己锻炼成为革命接班人等。当整个“上山下乡”的意义被否定后,知青也不再从这个角度观照自己行动的意义了。

  知青宋讲述,当时“学校也说(上山下乡),街道也说(上山下乡)”,按理知青对于这段的记忆应该更丰富些。但事实上,在我们提及当年下乡时候的想法时,很多知青都是一笔带过。如宋文本,“事实上没有愿意不愿意的,听毛主席话”的讲法就与她的另一句话“那种形势,就逼着你去那么做”中所用的“逼”字显得相互矛盾。她以“形势”所迫来看待当年的“下去”问题,显然已经完全否定了当年的意义。

  这样看来,悖论似乎不复存在:即整个上山下乡运动被否定,而知青却执着于“青春无悔”,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仅仅存在于表面。知青的“无悔”已经是另外一种意涵。今天知青的述说,很明显是简单化的甚至于已忽略掉当年的意义,而去把持另外一套意义系统。事实上,这种行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也是一种否定。

  (二)从“苦”到“无悔”

  在访谈资料里,知青的“苦”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对于多数知青而言,“苦”是他们述说的起点。也就是说,“无悔”逻辑是以“苦”的传递为开端的。

  周文本不仅是知青生活苦难史,而且是生命历程苦难史。这个文本中,“苦”的事件和感受以穿插的形势贯穿始终。周文本从刚开始为什么要下乡讲起,中间经历知青乡下生活,返城经历,今天的工作,乃至于对日后生活的“苦”(指安乐死)的“展望”。其中包括没下去之前家里生活的苦,下去时受到“胁迫”(“不走也得走”)的苦,农村生活挨累挨饿的苦,调离农村去太原省运工作受到阻拦的苦,以及在省运开车配戴角膜眼镜不断流泪的苦,直至调离山西回北京的苦。

  知青的“苦”形形色色,味道不一,但是当访谈接近尾声,我们问及“你吃了这么多苦,那么你后悔当初下乡吗?”许多知青,包括周很快就给出一个总结性陈词,似乎也是这次访谈的“主题”。知青所说多是“不后悔”,这段日子对他们是有意义的,这也正是我上文提到的知青关于“无悔”的意涵。

  如知青刘认为经历是一种财富,而她所讲述的经历基本上就是一个受苦的经历,她认为就因为在“苦”中磨炼过,才能在感性上获知“中国生产力很低”、国家“一穷二白”的境况。而知青程的受苦经历则使她知道了自己“受苦的极限”,并在苦中体验到人性的善良。

  就知青周本人而言,他吃了这么多的苦,但是讲述的时候,他大有感谢苦的意思。首先,他“混”得比双胞胎哥哥好,他认为是因为哥哥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没受过这份苦;其次他能在现在的单位得到重用,是他因为有这段吃苦的经历,干得比其他人(没下过乡的)好。

  知青以“苦”作为“无悔”的基础:“我吃了苦,但是我不后悔。”这是一个转折的陈述,其中“苦”却是意义生成的最关键和最基本的因素。

  

  三、“青春无悔”的集体记忆模式

  

  上面我们分析了“青春无悔”的个体记忆逻辑,这里我们将主要讨论“青春无悔”作为集体记忆模式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以及个体记忆是如何成为集体记忆的。

  (一)从“苦”到“苦感”

  对于知青周而言,整个“上山下乡”是一个苦的过程,而自认为“没有吃过苦”的知青(例如知青白),也并不否定知青所受的苦,而且还认为我们的调查就是冲着“苦”来的。我们找她“了解了解知青的情况”,而她却说:“你找错人了。”她认为最苦的知青才具有代表性。后来她主动提出给我们介绍“最苦的”,她以为,苦才应该是知青讲述的特点和重点。

  知青白以一种对比的方式来说明自己并不苦。她说她插队的地方和别的同学相比是最富的,一年下来能买一块上海牌手表(当时是120元)。而且她呆了多半年就去当民办教师了。所以她自己也认为自己插队没有受过苦。但是事实上,她在讲述的过程中,仍情不自禁地往“苦”上讲了。她讲了到老玉米地里锄草时的苦,还讲了割麦子时候的苦。

  当我们问及她如何看待知青这个概念时,她认为知青意味着最苦的一辈人。虽然不同人讲述的“苦”明显不同,但是知青“共苦”的心态非常明显。对于知青而言,“苦”不仅是群体共享的,而且是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知青的某个具体的“苦”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伤痕,而是弥漫开来的一种感受,是“苦感”:“所有的苦知青都经受过,我一说他们都能明白,当时‘苦’到什么程度,跟你们说就好像觉得是这么回事,只能跟你们说一些事,真正有多苦你们也不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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