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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

更新时间:2012-05-30 12:58:59
作者: 刘亚秋  

  ”(见白文本)

  当“苦感”作为一种情绪,作为一个群体可以共享、可以引起共同的身体感觉的符号时,“苦”的含义就变大了。第二次回访知青周的时候,知青王也在场。王的第一句话就讲苦,先是住得苦——窑洞黑、有裂缝,让人害怕;接下来讲收麦子、收谷子的苦。周在旁边补充:“人家老乡会干”,“好、坏学生都得干”。也就是说,这个“苦”是他们大家——所有下过乡的知青——同受的,但并不与干同样活计的老乡同受,因为“人家老乡会干”,所以似乎老乡并没有吃过知青所吃的干活儿的苦。

  值得注意的是,周和王不在一个村,他们是在县城开会的时候认识的,因为他们都是各村知青的“头头”。周和王所在的两个村离的不近,而且村的情况也很不相同——一个平原,一个山区。他们的苦也是不一样的。王在山区,缺水;周在平原,不缺水。但周以一种“共同经历”过的态度来赞同王的苦感。这时,他们之间村的差异似乎消失了,他们以一种“共同体”的心态来讲述“山西”。王问周:“你回去过?”周说:“回去过,还不行,解决不了(水的问题)。”一问一答,完全销蚀掉了差异,似乎他们共同经历过缺水的苦。

  “苦”的事件性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苦”的心态。他们的对话传达出的苦的情绪,似乎大家都有所体会。不管当时“苦”得多么具体,多么情境化,似乎大家都在场过。于是就形成一个群体苦感共振现象。“苦”也就成为这个群体中每个成员的一种资格,甚至是可以利用的一种资源。他们通过对痛苦意识的讲述,加强了彼此的认同和团结,提供了建构集体认同的素材;并告诉他者:“我们”曾经是“谁”,以及我们现在是“谁”。

  (二)从“苦感”到“苦难”:“苦”的意义转置

  从个体的事件苦到群体的情绪化苦感,苦的范围拓展了,但苦的意义还不能说得到了提升,还不能成为无悔的理由,这里就有一个苦感的意义转化问题。

  1、“我”不是“苦”的责任者

  这里再让我们重新分析一下周文本中的“苦”。这些“苦”基本上都是以事件的方式出现的,而且事件的面目很清晰。苦的背后基本上都有一个肇事者:下乡有指示,挨饿是粮食不够,调转时总有人拦路,学开车是因为遇到一个“不怎么样的”师傅,苦总有可以“怨”的他者,而不是自讨的“苦”。

  “我不能负责任”是这些“苦”的基本特征。这尤其见于知青对从城到乡的叙述。今天的知青个人以受害者的心态来讲述当年从城市到农村的经历。“走”与“不走”的责任并不是由作为个体乃至于群体的“知青”来负,而是“归罪于”他者。他者在这里包括毛的指示(“当时是响应毛的号召去了”)、地方对学生的宣传(“没有讲明实际情况,就夸自己物产丰富”)等,总之是知青群体、知青本人之外的他者。

  在“我不能负责任”的苦中,“苦”又明显分为几个层次:个人的苦、知青作为一个群体乃至一代人的苦、国家的苦,三者交织在一起。个人和群体,即“我”和“我们”的人称变换和界限是不明晰的。除了一些极个别的苦是个人性的(如周配戴角膜眼镜老流泪,但却戴了数年),多数的苦是群体共享的(如下乡事件本身,挨饿、返城)。而且知青个体对于苦难的归因具有很高的自觉性,即直接把个体乃至于群体的苦归因于国家运动。“我们从小时候咱们国家就这运动,那运动……全让我们赶上了”(见周文本)。

  国家运动和国家的苦难在知青眼里是两个不同的现实。国家运动(如上山下乡运动)是肇事者,是导火索,是错误,在个人讲述里完全是灾难性的。国家的苦难是个比较抽象的词语,它是因为国家运动而使国家发生的灾难。国家运动和国家的苦难这对词语中国家的含义显然不同。前者是迫害者形象,后者是受害者形象;前者多指一种政治现实,后者往往指某个代际,因为“苦”的体验一般只存在于作为人性的感受中。

  2、苦的历史伸展

  国家的苦难显然有承受者,而知青把自己当成这个苦难的承受者。一些知青,如周认为老三届承担了共和国苦难的一部分。这样,知青受苦的意义得到升华。

  知青讲述里不仅经常使用“我们”、“我们这帮人”这种复数主体,或知青这种抽象的集体主体,而且常常将“我们这一代人”与知青联系起来。这时候他们所要表述的苦已经超越了上山下乡这一单个历史事件本身。

  如前所述,当个体的苦变成群体的“苦感”时,苦的面积已经变大了。当琐碎的苦被概括成“一代人”的经历特征——“什么都让我们赶上了”、“意味着最苦的一代人”,苦就有了历史厚度,上山下乡之前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文革之后的下岗(见周文本),所有这些共和国的灾难与“我们这代人的苦”被“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知青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群体的苦伸展到历史的和国家的高度。“苦”被上升为一种庄严的“苦难”,“苦”的意义也变大了。知青把“受苦”本身作为一种意义,这种意义与前面我提到的“无悔”的意义部分重合,但是又有提升。

  3、苦的意义转置

  周以“是否经历这个苦”来区分“我”与胞兄,乃至于“这帮人”和“那帮人”的。不管是多么琐碎的苦,都被意义化了。而当年“下乡”的意义——“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大有作为”已经不复存在,下乡的意义被置换成了“受苦”的意义,这个苦由“惘然”变得值得:从意志力的锤炼——适应能力比别人强,能忍受打击,到一种闪光品质的收获——做事能尽职尽责、兢兢业业。这个果似乎是不经意中得来。苦变成苦难,受苦神圣化,而老三届被述说成扛着苦难的群体,老三届人物成为英雄式和悲剧式的了,树立起了一个群体纪念碑。

  在知青叙事里,一方面意义转置的完成是“牺牲”了大历史的意义。大历史意义(上山下乡,大有作为)的破灭,反而成为群体乃至于个体成仁的意义代价——“现在我们更能吃苦了,扛着共和国的苦难”。

  另一方面,这个转置是通过对“国家时期”定义来完成的,即把“国家时期”作为苦的来源。如周将国家划分阶段,把一切“荒唐的举动”都置于“国家的非常时期”之中。人的非常行为,因为国家的非常时期,而变得正常。显然,“国家的非常时期”是个过滤器,它过滤掉杂质,使个人(群体)变得清澈,成全了个人(群体)的“无悔”。

  ((三)共产主义传统下的“诉苦”技术与知青的“苦感”

  “诉苦”可以说是土改运动的发明,最狭隘意义上的“诉苦”就是最标准的“诉苦”,即被压迫者控诉压迫者,然后是被压迫者觉悟了,起来反抗。在标准型的“诉苦”中,往往会有一个动员会,在早期土改中,一般要动员农民“诉”一件“事情”,它通过一个故事情节的推展,达到某种情感的最大化,喊口号、点拨之语往往成为“诉苦”大会是否成功的关键。“诉苦”技术牵连着复杂的权力关系。“诉苦”同“翻心”(在方慧容文中,这个词意指掏心)联系在一起,“翻心”即确立一种新的区别和认同关系。方慧容认为,“诉苦”是借力于对绵延“苦感”的生产,重划个人生活节奏,以实现国家对农村社区的重新分化和整合。但是总会牵连到其“发明者”所不欲或不料的主题上去。“无事件境”就是这样的一个困境——虽然没少受苦,但是所受之“苦”早已像“蓄水池里循环流动的沉水”,已经“混流又乏味了”,“事”与“事”之间的互涵和交迭使“苦”变得无“苦”可诉。即使访问员多次启发,被访者依然“平静”,“不觉得苦”(方慧容,1997)。

  相对于这些农民而言,知青所述说的苦带有很大的自觉性,知青群体不曾作为被动员诉苦的对象,我们也没有刻意去“引导”知青诉苦。没有一个明显的动员对象存在,来引发他们的“苦”,但知青却很自觉地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受苦”者的形象。而且,知青所诉之苦的事件性很强,农村生活的日常的、琐碎的“苦”在知青讲来栩栩如生。这些“苦”对农民而言,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农民没有以这种方式诉苦,而知青却以此为苦,并不断诉说。从“有事件境”和“无事件境”的角度来看,是因为知青体验到了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异,强烈的对比体验使“苦”变得鲜明,“苦”的事件性凸显出来。因为曾经的“苦”是流动的,是在某一个时段,而不是生命中很长的时期,所以它没有积为“沉水”。但是,究竟要在多长时间里,才能修到“无事件境”的境界?在弗洛伊德—拉康理论中,痛苦事件通过转移完成了某种结构化过程,从而建立了一种无意识结构。而且痛苦事件还可以通过重复导致一种“命运化”的过程(李猛,1997)。例如“无事件境”(方慧容,1997)因为重复,痛苦逐渐变成了苦煞(suffering ),这样,事件的事件性(emergent)和时间性都消失了,它铭刻在身体上,成为一种命运式的苦难(李猛,1997)。这多见于日常生活苦难史。知青所讲述的痛苦,许多是可以清晰描述的,显然不是“无事件境”,它已经危及了自我认同:对于知青而言,“苦”是个不可预见的事件,而且没有成为持续一生的苦难,跳跃性、变动性是知青的苦的特征(例如下文对知青所遭遇的意义危机的分析)。所以它是非命运化的苦难,可以称之为事件史苦难。这个事件史苦难中的“苦”多是鲜活而可感的。

  知青的“苦”能够弥漫,关键在于“苦”受到了没有他者在场的动员者(知青本身作为“动员者”)的动员。关于“苦”的回忆和生产方式,从我们的调查来看,知青聚会本身就是一种“激发”生产行为;而且知青之间更容易成为彼此讲苦的对象。

  这种“苦”的诉说显然与认同有着极大的关联。它区分了“我们”知青与“他们”非知青之间的界限,正如知青白所说:“我同学里面有没插过队的,我觉得我跟他们说他们都不是特别理解……因为插队的那种苦,各方面都有。”“共苦”(广义来讲,下乡就是共同吃苦)心态在先,认同在后。所以,我认为群体共“苦”的心态是知青“苦感”的最重要的特征。这也是其彼此能够“激发”诉苦的重要原因。而“农民的共苦”是要“人工”(通过他者)动员和建构出来的,开诉苦会就是一个工具。

  知青诉苦并没有一个动员-觉悟-反抗的过程,它往往很闲散,是一种弥漫开来的情绪,没有苦的控诉对象。例如,对于周而言,下乡、饥饿,虽然都有一个肇事者,但因为那是“国家的非常时期,出现什么都不过分”,于是肇事者的罪责消释了,可控诉的在讲述中已经不复存在。

  

  四、对“苦感”的进一步讨论

  

  “苦感”,作为一个人类共享的事实,被不同文化制度所记忆的方向明显不同。尤其是当苦被述说成为一种苦难的时候,在世界文化史中更是被记忆为重大事件。

  就近而言,二战以后,德国人和犹太人对战争的苦难长期反思。尤其是犹太人的奥斯维辛苦难以后,西方思想界通过哲学、神学和各种文艺形式,一直在沉痛反思它的罪恶和不幸。关乎到普通人,他们对于迫害者和受害者都有一个明显的界限,迫害者受到惩罚,被害者反思自己受害的原因。他们对苦难的态度是“不忘记”。

  谈到奥斯维辛苦难,刘小枫提到了电影《索菲的选择》,这部电影正说明了西方人对苦难的态度。

  在被送往集中营的路上,纳粹强令索菲将自己的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交出,要把他们送往死亡营。索菲竭力想说明自己的出身清白,甚至以自己的美貌去诱惑纳粹军官,以图能留下自己的儿女。纳粹军官告诉她,两个孩子可以留下一个,至于留哪一个,让索菲自己选择。索菲几乎要疯了,她喊叫着,她根本不能做出这种选择。纳粹军官的回答是:那么两个孩子都死。在最后的瞬间,索菲终于喊出:把儿子留下。

  深深爱着索菲的那位青年作家,希望与索菲远奔他乡,圆成幸福。人毕竟只能活过一次,任何幸福的机会都暗催残岁。她忆述了这段苦难记忆,拒绝了幸福。(刘小枫,1997)

  刘指出索菲是“无辜负疚:尽管索菲是苦难的蒙受者,是无辜不幸者,她仍然要主动担起苦难中罪的漫溢”。

  这些苦难尽管有明显的迫害者和受害者,可是事后反思却成为每一个人的责任。就像索菲的无辜负疚。

  知青苦难记忆与此有着鲜明的差别。知青把自己琐碎的苦上升为一种群体认同的“苦感”,进一步提升到“国家的苦难”:“我们承担了共和国的苦难”。这是知青苦难记忆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知青把“苦”记忆为某种意义方式:对人格锤炼等。

  知青一方面把自己塑造为受迫害者形象,一方面淡化掉了具体的迫害者。即使那些认为自己一直“被整”的人也不讲具体的迫害者。整人者被置换在一个虚幻抽象的概念“国家”之下——“运动也不是他挑起来的,当时那种气氛下”(出自程文本)。这样的讲述中,整人的也成了受蒙蔽的对象。受迫害者内心平和了,大家“和解”了。而且,知青对苦的诉说往往是一种情绪性的苦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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