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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李莉:《中国见解——社会变迁中的知识运动》序言

更新时间:2012-05-26 22:07:02
作者: 方李莉  

  

  在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外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曾经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后流动站及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博士后流动站(现在两个博士后流动站已合二为一)做过博士后或还正在做博士后的学者们。许多人虽然都已先后离站多年,但每一年大家依然聚到一起,谓之“回站日”,就好像出嫁的女儿回到娘家(对不起,里面许多都是男性)。

  众多的博士后们聚在一起,三句话离不了本行,仍然是探讨学问。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群体,虽然学的都是社会学人类学专业,但这只是一个大平台,几乎每个人研究的学问都有自己的角度,跨学科研究成为这个群体的特色。多元化的研究和多元化的角度,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碰撞,觉得受益颇多。

  于是大家贪恋这样的机会,珍惜这样的聚会,感觉到多角度的探讨汇在一起形成了许多新思想和新理论的火花,这似乎是一股尚未喷发的力量,社会学系的领导还有社会学系具体分管博士后流动站的老师开始重视这样一股力量。于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联谊会得以成立,通过民主投票推选出高丙中教授为首届联谊会理事长(本人被荣幸的当选为第二届联谊会理事长),同时推选出了为大家服务的执委会委员们。在社会学系领导及具体分管博士后联谊会工作的老师的支持下及全体博士后们的推动下,每年的学术讨论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具体的汇成系列的集子,取名为《中国见解》。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是来自于西方,其研究方法和视角自然也染上了许多的西化色彩。但将这系列的集子冠名为《中国见解》,我想是因为大家都希望通过努力的探讨能形成有别于西方的,本土化的见解和理论。这种理论是前沿的,但又是中国的。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的迅速转型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世界的一体化,需要我们有更开阔的胸怀和眼光来面对世界发展带来的新局面,并加入到世界的经济体系和文化体系之中,与之形成互动。这一切都需要有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来促进这种新的发展,并促进中国新的文化,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这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任务,而建立在这样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探讨以及社会的调查研究,就尤其重要。

  这不是一系列某一专业研究的论文集,而是系列的有关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如何结合中国现实社会问题所进行探讨的前沿研究。这本集子的附标题叫“社会变迁中的知识运动”,一方面强调了社会的变迁,一方面强调了知识的变革。所谓的知识也就是我们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法,不同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方法,给我们呈现了不同的世界图景,其会凸现一些以前被遮蔽的,我们未曾关心到的问题。在本集论文中,不少学者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的前沿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视角和思考。

  如李银河的文章《性别问题上的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梳理了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来的,性别生理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的一些重要文章的观点。通过她的理论疏立,让我们看到不同的理论观点不仅会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如生理决定论认为,所有社会都是男权制,关于过去的母权制社会的故事只是神话。甚至还会影响到人在显微镜下的观察及其对观察结果的描述和解释。其试图通过对灵长类的研究,来证明“男权制的不可避免性”,向女性主义的人类平等的观点挑战。

  近来,生理决定论渐渐失去了影响力,社会建构论占了上风。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其梳理的福柯的观点,其认为,生理性别,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是随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的,是话语的产物,是异性恋霸权的产物,它是在性实践和性别实践中形成的。还有某学者提出的,“事物不能违反生理学,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文化参与制造了生理学。”[1]

  以巴特勒的“表演”理论为代表的观点也很有意思,其认为,社会性别是“公共行为”的符号形式,是一种戏剧性的隐喻。它既是历史的,又是个人的。社会性别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可以拿起又可以放下的身份。其还主张性别是通过重复的表演行为从话语中形成的。作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是“将一种持续的扮演当作真实的”。生理性别是“将话语和‘文化表演’的效果真实化了”[2]。她还认为,社会性别只是表演(drag, performance)而已,是一种特别形态的模仿。它并不是模仿一种真实的生理性别,而是模仿一种理想模式,这一理想模式是自我的设计,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据笔者的理解,巴特勒关于社会性别表演性质的论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一种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潮流。笔者关注到,在许多后现代主义的人类学的研究中,对于仪式表演及文化表演的理论也非常多。这些学者认为,仪式及仪式中运用的各种符号,通常和权力体系的再造联系在一起,因此文化的符号和表演往往被用作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格尔兹所指出的:“把人看成是一种符号化、概念化、寻求意义的动物的观点,在过去的几年内在社会科学与哲学中变得越来越流行[3]。”他提出,人类学家应把人的行为看作是象征行为,不要把社会看成一部结构复杂的机器,而应把它看成是一场解说人生和世界的戏剧。

  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英国人类学家荷里与斯达科里克也认为,社会生活是一种意图和表演:通过有意识的目标驱动的行动对世界产生影响,以便维持或概念现状。认知模式(通过运用给定的价值标准)建构人类的世界,根据这些模式采取的行动则持续不断地在建人类的世界[4]。因此,社会的建构必须要包括意图和表演、模式与行动则两个部分,而且理解社会结构就必须研究其和意图中的认知模式之间的关系。认知模式和社会结构形成的一种具有相当强制性的独立于任何个体外的概念图示,这是通过宗教仪式、节日庆典、政治说教等形式灌输给群体成员的,而这些形式又往往是以各种文化符号,如语言符号,肢体符号,绘画符号,音乐符号等来体现的。这也是笔者所关注的艺术人类学的部分,所以在阅读这些理论的时候觉得启发很大。而李银河所引论的这些有关性别的理论与此竟有很深的关联,大家的探讨问题的角度虽然不一样,在某些结论与观点上竟然都是相通的,说明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认识,而是一个时代的理论潮流,是现在大家所关注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潮流。

  在此,谢立中的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 [5]一文,对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及理论。做了更进一步的及系统地探讨。他在文章中写道,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孔德以来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传统所构成的挑战已不是什么新闻,也尽管已经有一些国内外的社会学者对这一挑战的社会学意涵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思考,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挑战在(包括中国社会学界在内的)大多数社会学者们那里迄今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和反响。

  笔者很赞成他的看法,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新的思潮,也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对世界的新认识。里面的许多观点未必正确,而且它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就导致了它不可能是一种能一统天下的理论模式。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空穴来风的某种想象中的。而是建立在整个的社会转型,包括新的科学认识,如相对论,量子力学,混沌学等成果所带来的新的世界观的基础上的。所以,作为当代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必须要关心和重视这一理论。

  谢立中在文章中,首先系统的归纳和梳理了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他梳理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作为我们(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认知者还是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研究人员)感觉、意识和言说对象的那些“事物”并非是纯粹“自然”的或“给定”的,相反,所有作为我们感觉、意识和言说之对象的东西以及我们的感觉、意识和言说本身都只是一种“符号/话语/文本性”的“实在”,都是由我们所采用的语言符号(及相应的话语/文本/理论)建构起来的。事实上,语言符号并非像我们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只是我们用来对某种给定的相应实在进行认知和表达的工具或媒介。相反,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语言就是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的家。”

  “认为被人们通常称为“能指”的语词符号的意义其实并不是来源于它与其“所指”之间的固定联系,而是来自于与其所在的语言符号系统中所有其它语词符号之间的差异。“能指”与其“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再现关系,而是一种建构关系:不是“能指”再现着“所指”,相反,是“能指”建构了“所指”。并且,“能指”对“所指”的这种建构关系还具有一定的任意性。”

  笔者之所以对他梳理的这段理论感兴趣,一方面是笔者认为这一理论与李银河所引证的巴特勒的文化表演理论有关;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在这本《中国见解》中有两篇文章用具体的田野研究,为他梳理的这一理论做了注解,使我在写这篇序时能够更加整体的体现一种新的理论探讨。

  其中一篇是李立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生产与村落研究——基于田野经验的思考》,文章正如作者所说的,他不仅是在观察田野的本身,而是在研究田野中的知识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说作者在文章中以自己在B村的研究,展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知识话语是在如何建构和被建构的。而这种建构过程,类似谢立中在文章中提到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不确定性。

  文章的开头与很有意思,作者写道:“谁提出文化遗产概念?谁制订文化遗产标准?谁来判断什么是文化遗产?谁来排定文化遗产的等级?以及,谁来对成为文化遗产的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和提供保护策略?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表明,学者与文化持有人一起程度不同地卷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既合作,也博弈。[6]当村落利用学者说“话”时,学者也在用它说“事”。学界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也完成发现或命名的工作,村落是培育、保存、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土壤。学界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议题(词),村落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象(物),学界的议题必然要到具体的村落中检验,村落的事象也需要学界的表述与推广。学者深入村落,体察民间文化展演的力量与诉求。更重要的是,研究的视域不局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物),也不同于保护与发展的悖论性争论[7](词),而是进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词与物之间,反思知识生产在词与物之间循环往复的微妙过程,从而发现更多的文化生态景观,创造更精彩的议题。[8]”

  他的文章使笔者想到,其实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不是现成的,命定的等待着我们去研究的,其概念也是由不同时期的人和不同时期的需求被建构的。从“五四”一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来以前,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属于“落后文化”,或“封建迷信”,或“四旧”,或“糟粕”,是我们要“扬弃”或要“批判”的对象。但现在,同一个对象我们却要赋予它新的意义和新的社会价值。

  在这里如果我们用谢立中在文章中提到的现代主义的“给定实在价值论”和“本质主义”的理论来解释就很难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什么概念是属于本质性的,而且也很难有确切的真理供我们使用。社会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建构各种新的概念,一切都是非确定性的,甚至难以用主观意志去左右的。尤其是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带来间接的经济利益时,“文化与经济联袂的戏台就会上演学者与民间的对手戏。导演是谁?有时像是学者,但更多的时候学者也是被导演进去的,从更深的层次看,谁也不知道导演是谁,大家都更像是自认为导演的演员。文化经济或经济文化的命题,为包括作者在内的演员创造了演出机会。无论研究者主观上介入或不介入,客观上都对村落造成了影响[9]。”还有先来的研究者,后来的研究者,以及被研究的对象,在一系列的互动和影响中建构和生产了一系列的乡村知识。”而这一系列的文化现象是传统的现代主义理论所没有关注到的,并难以解释的,只有用后现代主义的眼光和理论我们才可以关注到,并从文化的象征及表演的角度来加以解释,才能让我们一目了然。

  还有一篇就是笔者所写的文章,《文化变迁的不同模式——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考察所引发的思考》,这是一篇实证性很强,而且是本着为国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参考和依据去做的研究。在研究中笔者看到,“在现代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开始失去效用,人们正在努力地摆脱自己的传统文化,意图进入一个更大的社会生活空间。也就是说,在现代化飞速发展的今天许多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失去实际效用,从而开始成为一种艺术欣赏品,供人们去旅游,去观赏,去体验。而那些少数民族的人们为了取得经济的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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