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

————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更新时间:2005-01-11 17:11:35
作者: 王晓明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健忘的时代,很多事情迅速地过去,也迅速地被忘记。但是,我今天所以在这里重谈\"人文精神\"大讨论,更是因为,我觉得十年前发生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并不仅仅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它其实依然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并不是说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而是说这个讨论所针对的那些问题,在这个十年里,非但没有消失,我甚至觉得它们还日长夜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越来越重要。正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今天我还可以再来谈这个问题,尽管在题目上用了\"祭\"这样一个非常庄严的词(这是夏中义先生出的题目)。

  

  我先简单说一下十年前\"人文精神\"讨论的基本情况。

  

  人文精神讨论大致是发生在1993-1995年间,持续了大约两年。最先是1993年的夏天,出现在《上海文学》上,然后是从1994年的春天开始,在北京的《读书》杂志上陆续登载了6篇对话,参加这一组对话的,主要是上海的一些人文学者,当然也还有其他城市(譬如南京)的一些学者参加。有意思的是,当时讨论的时候,不少参加者(我也是其一)并没有想到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个讨论很快就变成为一个\"媒体事件\",不但国内的报刊广泛地报道,国外有些报纸(例如日本)也作了反应。在持续两年的过程里面,不断有学者加入这个讨论,仅我个人看到的文章就超过了一百篇,许多报刊,如《光明日报》、《文汇报》还开辟了专栏,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文章发表。到1995年,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好像是1995年11月,在《中华读书报》就有一个很大的标题:\"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这些经济学家中,有基本赞成的,有分析的,也有批评的,各种各样的声音。1996年的时候,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两本《人文精神讨论文选》,到这个时候,这个讨论基本接近尾声,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在这两年中,\"人文精神\"逐渐成为一个流行词,记得当时有人告诉我,说陕西路靠近淮海路上的一家商店开张,商店经理照例要说一些套话,其中居然也有\"发扬人文精神\"这样的话。人文精神竟成为这样一个套话,可见当时的流行之广了。

  

  这么大影响的一个讨论,却不是由任何一个政府机构,也不是任何一个大学、研究所、或别的什么机构来组织的,它完全是一些人文学者的自发的讨论,而竟有这么大的影响,现在看来,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可能还是第一次吧。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这要说到1989-1992年的那一段历史了,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和世界上都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个是1989年的\"六四\"风波,然后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1989年的6月4日,也正是波兰的大选之日,这个大选把波兰的统一工人党政权选下了台,而这正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改变政治颜色的第一个国家。最后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重新开始\"市场经济改革\"。这一连串事件,从1989到1992,在整个中国当代历史上划出了一道非常明显的界限。同样,它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中划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界限。

  

  在这之前,差不多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学术界(人文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存在着一个历史不断进步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体现,就是现代化。从1970年代晚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到1987年震动全国的电视系列剧《河殇》--这个电视系列片的基本主题就是:中国应该抛弃以大陆为中心的\"黄色文明\",走向蓝色的海洋文明,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走西方的道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包括大部分自然科学学者)一直是在为现代化摇旗呐喊的,因为大家都认定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可是,经过了\"六四\"风波,又经过了国际、国内那段时间的其他重大的历史事件的震荡,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里面,在知识分子圈中,1980年代的那种乐观和自信迅速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困惑。

  

  如果简单地讲,这个困惑就是,知识分子发现,对中国也好,对整个世界也好,包括对知识分子自己也好,原来的种种确信其实都是幻觉,原来自己对现实和历史根本不了解!这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1992年新的一轮\"市场经济改革\"重新启动,社会开始发生进一步的改变,这个变化非常之大:一方面是经济生活领域一些状况的明显改变,同时也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随着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的巨大变革,新的阶级产生了,其中第一个就是暴富阶层(后来也被称为\"新富人\"),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失业阶层。这是从经济领域方面来讲。然后在文化等其他领域,如教育、出版,等等,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一切都使当时的知识分子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样理解和解释这个变动的现实。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知识界大分化了,相当多的人走入颓唐,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一部分人出国,当然也还有一部分人继续留在人文学术研究领域里面。但是,人留在这里,心里却非常困惑,记得1993年年初吧,上海的文汇报开了一个座谈会,很多人激烈批评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一位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却在旁边笑道:你们这些人,当初要现代化,鼓吹现代化如何如何好,现在现代化真的来了,你们又不满意了。当时他含笑的面容,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可是,当时的困惑却是:这个就是现代化吗?如果这就是现代化,那么,就因为它是现代化,我就得举双手赞成吗?换句话说,我们判断事情、思维的一些前提,是不是有问题呢?

  

  社会的巨大变动,和与这个变动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界的非常深的困惑和怀疑,这就是当时人文精神讨论的基本的社会和思想背景。

  

  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讨论的基本观点。这里要先做一个说明(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作过这样的说明,但这次还是要重复一下):当时无论是在上海、在北京,还是在郑州、在广州、在南京、在西安,都有相当多的人在进行类似的讨论。这些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牵涉到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做这些讨论的人彼此有许多并不认识,甚至也彼此不知道,后来\"人文精神\"讨论公开化以后,大家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同时在做类似的思考。就是在上海,一些后来参加公开讨论的人(例如张汝伦和我),当初彼此也不认识,是在讨论当中才渐渐相熟的。所以,它本来其实是一个分散的、大量的、私下的讨论。我记得当时在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一些研究生经常通宵达旦地讨论,半夜肚子饿了就啃方便面,困了就睡觉,中午起来再接着讨论,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热烈的气氛。但是,如此广泛的讨论,这么多意见,是不可能都形成文字、公开发表的,最后公开表达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即使是在《读书》杂志发表的对话,根据记录整理出的文字初稿也往往多达数万字,最后一律删成8千字,所以,其实有更多的问题、大量的话题还没有充分展开。因此,我这里归纳的主要是在上海文学和读书杂志上发表的那两组讨论中的观点。

  

  它们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一个基本判断: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时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

  

  第二,作为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消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等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很差。

  

  第三,为什么精神状况这么差?从知识分子(文化人)自身的一面看,主要问题就是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也就是说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两手空空,自己没有基本的确信,因为没有基本的确信,所以你的精神立场是东倒西歪的。这里又要说明一下,当时如此强调知识分子的主观因素,绝非认为外部因素不重要,只要不是白痴,生活在当时中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外部因素的严重,只不过限于种种原因--这本身亦说明了外部因素的严重--不能畅快谈论而已。

  

  第四,这种精神状况的恶化,绝不仅仅是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所能解释的,它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也不仅仅是在15年的改革当中才发生的,它其实是与中国整个现代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的。

  

  第五,正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真正走出这种恶化的状态,绝不是一个短时期内可以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持续的努力。

  

  第六,既然是这样的长期的努力,作为开端,当时公开发表上述意见的这些人就特别愿意来提倡一种精神,一种关怀人在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在自己内心培植和发展价值追求,并且努力在生活中实践这个追求的精神。他们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精神,就是\"人文精神\"。

  

  第七,这样,\"人文精神\"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不断生长的、日益丰富的过程,而且这是通过个人来展开的: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努力,通过个人的差异,来发展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也就是说,这种人文精神的追求是每一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做的,甚至靠这些\"不同\"所形成的丰富性,来推动的。

  

  这大致就是当时人文精神讨论发起人的最初的看法。这些意见发表后,立刻引起热烈的反应。

  

  其中一些是尖锐的批评。批评的意见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可以说是政治性的批评:你们这些人如此集中地提倡一种精神的倾向,并且根据这种精神倾向激烈地批评各种社会现象,这是妨碍了文化的多元化的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专制主义,甚至还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化的\"恐怖\"。还有人进一步分析,这种提倡会导致一种不适当的道德的强制,从而在客观上为过去、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套神话的复活提供帮助。另外还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开始进入消费时代,进入后现代社会,各个方面都在转型,这个时候提倡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作用,是犯了一种启蒙的毛病, 是一种过时的文化冒险主义。更有人说,你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发泄对改革、对现实的不满,企图否定现实。这都是政治性很强的批评。第二种批评意见是比较学理化的,认为人文精神的讨论不错,但是讨论的题目太大,那么大一个题目,太抽象,什么是人文精神说不清,而且把许多问题都放在人文精神这个题目下来谈,缺乏对具体的、制度方面问题的思考,应该把制度问题和人文精神问题结合在一起谈。我个人觉得这是富有远见的、建设性的批评。

  

  当时,对这些批评(尤其是带有政治性的那些批评)的反应也很激烈,双方是唇枪舌剑、剑拔弩张。当然,更多的人是理解这个讨论的意义,在这个前提下把自己不同的理解放进去,这样的意见是大多数,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我这里就不多谈了。

  

  十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来看,为什么说这场讨论在今天依然存在,依然有意义?

  

  总的来说,虽然这次讨论影响的范围很大,但讨论的水平并不高。原因有两个:第一,从自身来看,当时发起这个讨论的人,和参加这个讨论的人(包括我自己),对很多事情想得都还不是很清楚,是随着两年的讨论逐渐深入,很多问题才慢慢想明白的。自己都没有想清楚,讨论就很难往深处讲。第二个原因,就是有很多非学术的因素影响这个讨论,当时有很多的意气用事,很多的借题发挥...... 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把一个问题讨论好,确实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后来的有些讨论变质了:不是仔细去听对方的看法,而是一味要在论战当中压过对方,这样的风气一起,特别是一些人身攻击的发生,确实都暴露了当时的思想和文化条件的恶劣。

  

  不过,虽然\"人文精神\"讨论在整体上不够深入,它在客观上却成为当代社会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这个标志至少体现在这样两个意义上。第一,这场讨论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社会剧烈动荡、迷茫、痛苦、困惑的阶段之后,开始慢慢地恢复活力,发出声音的开始。1980年代知识界非常热闹,各种观点很多,讨论很热烈,但从1989年夏天至1992年,几乎没人说话,很沉闷,而\"人文精神\"的讨论可以说是知识界第一次重新大声说话。正因为是第一次,所以许多人都会加入,因此,客观上就成为一个标志,一个知识界恢复思想活力的标志。第二,这个讨论打破了进入198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只有一个集体的声音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你们观察一下1980年代,所有的人几乎都发出同样的呼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536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