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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20年来“左”的暗潮述评

更新时间:2012-05-23 20:55:10
作者: 高放 (进入专栏)  

  其教训极其深刻!要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决不是要坚持苏联模式,决不是要防备出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式人物,而是要坚持体制内改革,要改革掉苏联模式弊病,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起,苏联社会就潜在三大矛盾:即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自由、民主与法治的矛盾;党政官僚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族人民的矛盾。苏联模式严重弊病还表现为斯大林带头确立的个人集权制(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职务终身制(从1922年至1953年任总书记31年之久)和指定接班制(指定他的秘书马林科夫接班),这三制带有浓厚的君主专制的色彩,违背民主共和原则。斯大林还实行一党专政制、消灭异己制、以党代政制、高干特权制、层层任命制、控制选举制、监控干群制。这些也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些有严重弊病的体制长期拒不进行改革。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虽然有所批判,但是他依然继承斯大林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左”路线和权力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赫氏执政11年,尽管开始作一些改革,然而很不全面、不彻底。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更加停滞、后退。苏联改革未能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过度集权,在于太缺少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法治,因此广大人民被迫转向去支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体制外改革。

  如果说大多数俄国人民在1991年是上了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的当,倒退到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当今广大人民完全可以再把俄共候选人选举上台执政。可是俄国大多数人民为什么不选俄共上台呢?因为他们都害怕重新恢复苏联模式。

  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第十本文集《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全书55万字,收入1951年以来我发表的66篇有关苏联的文章,其中对苏联灭亡原因有34篇文章细加分析,敬请批评指正。我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不仅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几个领导人,而且是斯大林时期培植的、后来愈益壮大的党政官僚特权集团,赫氏等人正是其政治代表。

  总之,对苏联灭亡原因和应吸取的教训的不同看法,不单纯是不同学术观点之争,而且是涉及到中国改革的命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全面建成的大是大非问题。“居安思危”这个历史典故出自《左传?襄公十一年》:“《书经》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当今我们不仅要居安思危,而且还要居危思危,居危思安。也就是要看到当今盛世还存在较为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弊病较多的政治体制。正如温家宝总理3月14日答中外记者所说:当今“‘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换言之,也就是要改革上述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这是转危为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全面成功的关键所在。可见,当今继续防止根深蒂固的“左”何等重要,何等紧迫!

  综上所述可见,20年来每当党的执政理念有所发展创新和党的方针政策有所调整改变之时,就有“左”的暗潮涌现;每当右的思潮如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抬头,也就激起“左”的暗潮对之口诛笔伐。“左”潮难消因其根深蒂固,具体表现在多方面。从思想根源看,思想方法主观片面,教条主义,从本本出发;思想感情急于求成,好大喜功,自以为忠于党、忠于人民;思想意识追求个人功名利禄,拉帮结派谋求私利;思想作风浮夸,不求真务实,善于跟风跑。从社会根源看,经济上还存在小生产,使人眼光狭窄,易产生宗派主义;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深,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等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还难以改革;文化上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舆论的严密控制还难以克服。从阶级根源看,流氓无产者、小资产阶级、官僚特权集团,以及其他既得利益群体的存在都容易滋生“左”的思潮,以“左”的面目维护其特殊利益。由于“左”潮根深蒂固,所以今天重温20年前邓小平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英明论断,依然深感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5.

  

  来源: 《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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