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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20年来“左”的暗潮述评

更新时间:2012-05-23 20:55:10
作者: 高放 (进入专栏)  

  至12月11日中国已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经济不分姓“资”、姓“社”的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此中国作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大国,就需要在对内对外经济方针政策方面作出一系列新调整。既要遵守世界经济交往与运作的一系列规则,又要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大国的权益,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适应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总书记江泽民于2001年7月1日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进而在新党章中明文规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即引起各方面热议。当时主要媒体几乎天天都有人表示热烈拥护;也有人私下里表示“三个代表”的概括不够全面,或者表述不够确切;还有人认为,“三个代表”的这些说法是老调重弹,并无新意;更有人保持沉默,静心观察。唯独“左”派激烈不满,坚决反对。他们主办的两家期刊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拒不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好被迫停刊整顿,后来再没有复刊。然而他们还是散发多篇文稿,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他们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提党始终代表先进的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先进的社会制度,而只讲始终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等,这既是歪曲党的历史,又是扭曲中国社会现实,背离马列主义原理,搞修正主义,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大帽子够吓唬人的。

  其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历史条件下,是有利于改变以往世人对于中国的负面看法,有利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和平发展,有利于东方巨龙腾飞世界的。近一百多年来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只有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获得大发展、大繁荣之后,才能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充分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当然,我们还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法治。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强调,要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讲话,主张与国际社会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我们认为这些本是十六大后新领导班子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治国并且引领世界的新理念,是很有新意的战略思想。

  可是,它也引起“左”派的质疑与批驳。他们认为,以人为本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社会上还有坏人、恶人、歹人、敌人,怎么能以这些人为本?他们主张要改为以人民为本、以工人为本。他们表明:存在新生资本家阶级的社会不可能构建和谐社会,存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世界不可能构建和谐世界。总之,“左”派依旧教条主义式地固守着旧观念。

  新世纪以来的新现象表现为除了老“左”派之外,还出现了新“左”派。这一派主要是新生代较为年轻者,其中不乏从从海外留学归来者。他们与老“左”派观点有相同之处,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文化大革命”,都反对走资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都维护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都反对市场经济。新“左”派更突出地反对全球化,认为全球化的本质是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创造条件,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新殖民主义铺平道路。他们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认为世贸组织是西方帝国主义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和软刀子,把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就会在中国出现失业狂潮和经济危机。他们甚至反对民主选举,主张弘扬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推行开明专制,由官员主导来推行社会福利政策,维护平民权益。

  新“左”派的这些理念无疑都是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近五年来“左”潮层见叠出

  

  2007年第2期《炎黄春秋》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明确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主张。此文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文招来万人评。由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深重,建国后又照搬苏联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又遇到挫折和停滞,所以许多人误以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主张真是眼下对症处方的灵丹妙药。此文发表后,谢韬收到众多素不相识者的来信、来电、来访。他对我说:广州的一位80多岁红军老妪以亲身经历给他来信诉说社会主义多么需要民主;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亲自登门造访交谈社会主义缺失民主就会垮台。

  我从1948年在解放区华北大学当研究生起就认识谢韬,他当时刚从新华社调来华大当教员。从1950年创办中国人民大学起,他与我就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一起执教。他比我大5岁,我们是亲密的老战友。1954年他提升为教研室副主任,可是1955年就被错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坐牢蒙冤24年之久。1979年平反,1983年任我校副校长,1988年离休。由于他长期深受“左”的路线和个人崇拜之害,所以他深感必须摒弃苏联模式。又由于他长期没有细心钻研马列原著,所以他误以为恩格斯晚年已经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列宁还依然死抱着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铸成共产国际大错。他误以为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正宗,所以才要以民主社会主义来拯救中国。他爱党爱国之心是诚挚的,但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向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却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错误的。我当即于同年(2007年)5月31日在影响很大的《南方周末》发表《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百年分合》长文,说明:当今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与推崇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在19世纪时本来是同根、同源、同义、同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分立为两个党、两个主义;彼此势不两立,对抗了半个多世纪,各有消长;当今这两类社会主义政党理应吸取历史教训,加强合作,互相借鉴,共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我把谢韬的话翻转过来,我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我们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并把它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克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病,借鉴民主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这篇长文社会反响较为强烈,好几家文摘报都摘要转载,许多读者认为立论公允,符合实际。

  没有料到,谢韬的文章引起“左”派强烈反弹。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太原等地“左”派先后召开了八次批判会,“左”派网站还推出铺天盖地的文章。他们在会上和文中迎头痛击民主社会主义反动思潮,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一向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和“病榻前的医生”;愤怒申斥谢韬歪曲、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妄图改变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甚至要求党组织严肃处理,要把谢韬批倒批臭,断言谢韬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必须开除党籍,绳之以法。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07年12月还出版一本60万字的厚书,书名为《驳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透析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毒招和谬论》。书中全盘否定民主社会主义,断定它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和平瓦解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国家政权的最毒辣的手段”,“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诱惑性和危害性,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在政治思想上的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好在“左”派的这些言行在社会上影响极小。中央领导对谢韬的文章采取“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的方针。我们党在国际上照常与各国社会党交往和交流,我国领导人照常到社会党执政的国家访问、考察并借鉴其某些经验。

  一波刚平,另一波又起。2008年“左”派又刮起了批判普世价值的旋风。《马克思主义研究》第7期首先发表一篇《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的文章,认为“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是没有根据,也站不住脚的。”此文经一份大报9月10日转载后,迅即在报刊上出现多篇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稿。新“左”派也加入了反对“普世价值”的大合唱。他们集中批判学术界有人把国际通行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等说成具有普世价值。他们只讲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只承认各国各阶级具有不同的关于民主、自由等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否认从个性之中还能而且还要概括出共性。这样他们就把民主归结为就是西方那种三权分立、多党平等竞争的形式。如果有人主张民主具有普世价值,他们就说你是要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平等竞争,然后给你扣上“想改变我国发展的方向道路”、“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大政治帽子。其实,在西方的三权分立等民主形式中蕴含着民主的共性、民主的原则,这就是权力要有制约、要有监督,权要由民所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等民主形式,理应也是蕴含着民主的共性、民主的原则。由于我国两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和几十年来苏联过度集权模式的深重影响,勿庸讳言,我国当今的人民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很不完善,还需要在改革开放中借鉴而不是照搬西方的某些民主形式。一味否认民主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幌子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固守过度集权的苏联模式。如果一再延误政治体制改革,拒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结果必然是重蹈苏联灭亡的覆辙。

  胡锦涛主席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温家宝总理2006年9月在接受海外五家媒体采访时说:“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他于2007年2月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又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可见,“左”派所极力批判的“普世价值”,其锋芒究竟指向何方,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近几年来,“左”的思潮突出涌现还表现在当今该如何认清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这个重大问题上。早在1992年2月,有关部门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所写的序言中就曾经这样说过: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背叛马克思主义;放肆地伪造历史,诬蔑共产党,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伟大的列宁。”可是事隔十多年甚至20年之后,一些学者没有认真深入研究苏联兴亡的历史,依旧在重复这个“左”的观点。2006年上半年有的单位制作了题为《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教育参考政论片,在四川、湖南等省委中心组学习时放映过,确实引起过较为强烈的反响。除了赞成其基本观点者外,我就听说好多人完全反对其“左”的观点。如果这部片子观点正确,为什么不在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市电视台播放,让全国人民都深受教育呢?到2011年他们又推出同样书名的专著《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此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其实,这些观点还是停留在“九评”的水平上没有与时俱进。我们希望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跟上时代步伐。

  简而言之,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严重弊病,苏联几代领导人长期没有认识这些弊病,或者稍有认识,但是为了维护官僚特权集团利益,拒不进行体制内改革,一再延误改革;拖延至末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后期,积重难返,回天乏力,戈氏被迫转向体制外改革,引进西方总统制与多党平等竞争制,终至亡党、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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