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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思余 王金红:案例研究法在政治科学中的应用

更新时间:2012-05-17 19:50:37
作者: 阮思余   王金红  

  要明晰选择案例的目的,即为我研究所用。我们必须考虑的是,案例选择的可行性问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给自己出难题,不能自己设定太多门槛,它必须能够为我所用。这里就包括案例是否已经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它本身的资料是否丰富,是否对外开放,材料是否容易获得,等等。如果我们自己设立了太多的案例选择标准,结果却发现,我们无法选择“恰当”与“合适”的案例,恐怕就不符合案例研究的初衷。诚然,我们也要反对那种没有标准,或者是为了迎合自己研究的需要,而任意界定案例,或者是窜改案例选择的标准。这些都是既不符合学术规范,又不符合学术道德之举。

  

  案例研究的选择要基于研究问题的需要。“案例的选择应根据特殊研究计划的分析的需要,而不是建立在地缘近似性的基础上,因为这种建立在地缘相似性的案例,充其量是对案例分析意义上的匹配的一种替代。”[13]选用多少案例,选用哪些案例,也要根据实际的研究需要而定。在比较政治学中,针对众多变量、案例较少的情形,利普哈特给出了四种解决办法:(1)尽可能地增加案例数量;(2)缩小分析的“特征空间(property-space)”。即把表示本质上类似的基本属性的两个或更多的变量组合为一个变量。(3)聚焦于可比较的案例;(4)减少变量的数目。[14]

  

  对于诸多采用案例研究的研究者来说,最难的还是案例的选择。正如有论者所言,“在社会科学和公共事业中,个案研究最独特的方面也许就是研究个案的选择……理解重要的现象需要恰当地选择个案。”“即使个案已经预先确定,在要观察的人物、地点、事件上也存在选择。”[15]比较政治学中的案例选择的难度概莫能外。“除非进行统计分析,否则比较方法的这一步骤看起来容易,可实际做起来还是很难的,因为选择需要理论知识,而且对这些国家至少要熟悉。” [16]比较政治学研究有六个步骤:(1)研究问题和理论的选择;(2)国家的选择;(3)时段的选择;(4)分析技术与资料搜集;(5)经验调查;(6)理论的再次系统阐述和得出结论。在这六步之中,国家的选择,亦即案例的选择尤为重要。这里有两种选择方法,其一是最相似系统设计,其二是最相异系统设计。采用最相似系统设计,就是要说明在具备相似的情形之下,为什么一种现象在一国发生,而在另一国没有发生。比如,私有化的问题,我们要研究为什么私有化在不同的国家发生的情形也不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找到那些拥有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然后关注其执政党在私有化方面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采用最相异系统设计,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在其它方面差别很大的国家,其政策或政治却如此相同。比如,教育政策的问题,我们可以研究这样一种现象,为什么在所有方面差异都很大的加拿大和加纳,却实施了相似的教育政策。总之,对于比较政治学来说,国家(案例)的选择非常重要。

  

  就当代中国的政治研究,尤其是起步阶段的农村研究来说,从可操作性和可控性来说,案例研究是最早被采用的方法之一,而且后来被广泛运用,也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这就是基于了解真实的中国农村政治的需要。诚如徐勇所言,“自下而上的研究重视进入现场,重视实地经验,重视个案调查,强调事实说话,这对于那种大而化之的一般性论述,具有难以比拟的学术优势。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研究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通过实地调查,展示出一个生动具体的农村。这对于中国的学术积累,对于推进中国农村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17]

  

  

  2、要基于一定的标准

  

  案例的选择必须基于一定的标准。罗伯特·殷、丹斯康以及斯蒂芬·范埃弗拉都给出了案例选择的一些标准。我们不妨先逐一考察之。

  

  罗伯特·殷的案例选择标准:示范成果+政策措施+不同区域。罗伯特·殷指出,案例研究主要有三个选择标准。首先,在案例最终选定前,每个案例都应当展示出范例性的成果。这要求全部案例都能够有力、正面地反映所研究的现象。诚然,这就要求研究者事先能够确定某一特定的案例能够出现示范性的成果。其次,反映了研究涉及的政策措施。再次,这些案例要涵盖不同的地理区域,尤其是不同经济条件下的案例。[18]

  

  丹斯康的案例选择准则:合适+务实+没有选择。丹斯康指出,案例的选择必须基于以下三个准则:合适(suitability)、务实(pragmatic)、实在没有选择(no real choice)。就合适而言,必须选择那些典型的、极端的、能够用来证明理论的、最不可能的案例;就务实而言,必须选择那些方便的、确实感兴趣的案例;就实在没有选择而言,主要是那些委托性的研究,以及只有唯一的机会的研究。

  

  范埃弗拉的11条标准。斯蒂芬·范埃弗拉对既有的案例研究的研究并不满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认为对于案例的选择尚未列出一个完整的清单。针对这种情形,范埃弗拉列出了案例选择的11条标准:(1)资料丰富;(2)自变量、因变量或条件变量具有极端值;(3)自变量、因变量或条件变量的值在案例内的差异较大;(4)相互竞争的理论对案例所作的预言存在分歧;(5)案例的背景条件与当前政策问题情况相似;(6)案例背景条件具有典型性;(7)适合与其它案例进行受控比较(主要使用密尔的求异法);(8)反常性;(9)内在重要性;(10)适宜重复先前的检验;(11)可以进行先前所遗漏的检验。上述这些标准,体现了两个一般性的标准。一是研究者应选择最能服务于自己研究目的的案例。至于何种标准最合适,取决于研究目的的不同而不同,因而研究者在选择案例前应该弄清楚自己的研究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目的不清楚,就贸然决定案例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二是在检验理论时,为了有利于操作化,研究者选择的案例应使得检验力度和检验数量最大化。最好的案例选择可以允许我们花最小的精力,获得最强有力的检验(对确定性和独特性预言的检验)。[19]

  

  与这种科学化的路子相对立的是,有论者反对从这种科学–实证化的标准来评价案例研究。吴毅指出,“我们应该确立一套评判个案研究之高下、优劣的学术标准,而不是以科学–实证化的标准来套嵌或引导它,这个标准中最不可缺少的几点应该是:个案研究是否有助于我们发现看似简单之事的复杂之理,是否有助于揭示社会变化的偶然性成因,是否有助于分析过程性增量对社会结构及其事件结果的影响,是否有助于被普遍性所笼罩的‘地方性知识’对‘宏大叙事’的破解和新知识的发现。”[20]其实,吴毅这里所谈的这些评判个案的标准,实则属于前述斯泰克启发性分类中的本质性案例研究。因为研究者关注的是案例本身的意义,而不是其它。应该说,这只是一种案例研究,而不是案例研究的全部。所以据此反对 科学–实证化的案例研究的取向,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存在相当的问题。

  

  案例研究是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化的有益工具。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是,案例研究是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标志。就政治科学研究而言,案例研究已然成为一种普遍运用的研究方法。政治科学中运用最普遍的案例研究是历史研究方式运用于当代世界的一个变种。多年来,政治科学家广泛地运用的案例研究,现已得到一种更广泛更系统的力求理解和说明政治行为的普遍模式的补充。[21]在政治学研究中,案例的选择非常广泛。可以是特殊的国际争端、国别研究、国家政权组织或者非政权的群众自治组织(比如,联邦、州政府、省、市、县、乡、镇、村、社区等)研究、领袖人物与政治人物(总统、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书记、总理、政坛活跃人物、政治明星、政坛新秀等)研究,可以是就某一特殊政治事件的研究,可以是就某一法律法规的变迁过程的研究,可以研究某一次选举及其候选人。可以是一个组织,可以是一个群体,也可以是某一个体。诚然,根据前述案例研究方法的类型,我们可以对这些案例或者事件做一个单案例研究,也可以做一个多案例的比较研究。总之,科学的使用案例研究,这是政治学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恰如利普哈特所言,“比较方法与案例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政治学研究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工具。”[22]

  

  

  3、要基于方法的互补

  

  案例研究方法可以与多种研究方法共存共容,互为补充、互为印证。我们不能将案例研究与其它研究方法孤立隔绝起来,要将案例研究与比较研究、历史研究、扎根理论、行动研究、访谈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诚然,我们到底选择哪一种研究方法,主要在于其是否切合研究者的需要,是否能够为特定的研究问题提供最合适的解决方法。实际上,许多社会科学家们纷纷采取了综合性的,而非单一的研究方法。正如最好的研究设计往往不是采用某一种研究方法,而是集多种方法之优势于一身一样。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折衷主义。这有利于我们针对所要研究的主题,获得更加全面丰富的资料,得出更加健全、深刻、整体性的观点与结论。学者们也担心这种方法论上的折衷主义是否会导致如下问题:资料处理的不一致?如何确定资料来源的优先顺序?[23]诚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作者会产生研究技术与知识论立场的折衷主义。这又完全取决于研究者本人的研究技术、研究策略与学术品格。如果因为方法论上的折衷主义而导致学术取向、学术立场的折衷主义,那也是值得警惕之事。

  

  比较政治学者往往采用包括案例研究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王正绪指出,“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和一般政治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没有区别,基本上可以包括案例研究、统计分析、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当然,这些研究方法是可以互相结合的。例如,案例研究可能使用访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历史性比较分析、制度分析等方法”。[24]甚至,比较政治学者将比较政治研究等同于案例研究。“比较方法这一术语在政治科学里有一个标准的含义:它指的是仅对少量案例进行系统分析的方法。”[25]王正绪严格区分了比较政治研究与地区研究。“虽然比较政治和地区研究都是注重研究本国以外、他国的政治,但二者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大体来讲,比较政治偏重理论建构、检验理论;地区研究偏重搞清现象、理解现实。比较政治注重在一国一地的研究发现在其它地方的可对比性、可转移性,地区研究偏重深入全面地掌握一国一地的情况。地区研究偏重一国一地某一现象的历史和具体过程,比较政治注重用将这些历史和过程整合到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和线索中。地区研究更重视归纳的方法,用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细致描述为主要目的;比较政治更可能采用演绎的方法,从理论假设出发,用具体的现象来检验理论。”[26]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就其采用的方法而言,比较政治研究也好,地区研究也罢,他们都是非常典型的案例研究。

  

  

  4、要基于丰富的素材

  

  案例研究需要积累相当的素材,并且要灵活、综合运用这些素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广阔的阅读视界、跨学科的资料积累、丰富的文献数据。有时候,我们试图通过简单的随机抽样得出一个统计结论,以反映总体趋势或者结论。结果却并不一定具有真实性。在这种情形之下,与其随机抽取一些个案而一无所获,还不如通过巧妙地选择研究个案来获得自己所关心的变量关系。比如,研究革命,可以选择苏联、中国或者古巴这样的案例;研究经济增长,可以选择20世纪60-70年代的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或者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陆;研究总统制,可以选择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或者罗纳德·里根这样成功的总统。[27]

  

  目前,我们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是,共时性的案例研究较为丰富,而历时性的案例研究稍显不足。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我们的理论创新与学理提升的能力。徐勇指出,“在政治学中,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对横向层面的调查做得比较多,但是纵向的调查做得比较少。其实,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结论一方面需要放在长时段的实践中去观察才能够得到;另一方面需要从尽可能多的案例中去寻找。”“一项研究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查才能获得准确真实的事实或者掌握其变化情况,一劳永逸式的实证难以有真正的发现。”[28]

  

  

  5、要基于背景的考虑

  

  案例的选择必须注意其背景性因素,并且要将其置于结论的分析中来。这里的“背景”二字其实内涵非常丰富,比如说,可以指地理区域,也可以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这一点提醒我们,在分析案例的时候,我们不是忽视或者故意抛开,而是必须紧密结合这些背景性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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