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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民主化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民主化理论的中国阐释之一

更新时间:2012-05-16 21:19:51
作者: 景跃进 (进入专栏)  

  选举是民主体制的核心;[11] 对于戴蒙德来说,选举民主是“当代民主的底线定义”。[12]因此,第三波民主化研究对选举式民主的批判,不是否定选举,而是不满足选举,试图在选举的基础上实现自由的价值。尽管这一反思存在一些缺陷,笔者仍以为,对选举主义谬见的揭示是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遗产”之一。

  

  二、如何看待中国政治发展

  

  达尔在《多头政体》一书中,没有(也不可能)具体讨论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但是通过他关于民主化发展历史序列的分析,可以作出一个基本推断,即他将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过程定义为如何从开放性的霸权政体转型为多头政体。

  

  图(2)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结合达尔在《多头政体》一书中的相关论述,此图所包含的信息可解读如下:

  第一,民主化可理解为从封闭性的霸权政体向多头政体的历史演变。

  第二,“一个政体可以沿着一个尺度变化,而不涉及另一个尺度”。[13]换言之,民主化过程的方向不是单线的。 ⒁

  第三,既有的历史经验和逻辑分析表明,存在三条民主化的道路,它们是:(1) 从封闭性霸权政体,经由竞争性寡头政体,发展到多头政体(有一个从不充分到充分的程度序列);(2)从封闭性霸权政体向多头政体的直接转型或过渡;(3) 从封闭性霸权政体经由开放性霸权政体,再到多头政体的演进。

  第四,民主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上述民主化路径中,除了III(直接转型)之外,其余两条民主化路径都由两个环节(阶段)构成。故对民主化的理解具有层次和程度的区分。对一个国家的具体判断,取决于论者所选的参照点。

  第五,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民主化的第I 条道路已经不复可能。

  在上述图式中,右下角所标志的“开放性霸权政体”是达尔用来描述包括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内的政权类型。所谓“霸权政体”是指不存在合法的反对派,政权是不可竞争的(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多党竞争和轮流执政)。所谓“开放性”是指实现了普遍的选举权,或至少在宪法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⒂显然,在达尔的政体分类中,当下的中国被置于这一位置。从原点来看,这一定位表明中国已经历了第一个阶段的重要变化(从封闭性霸权政体向开放性霸权政体的演进);相对于民主化的目标而言,这一定位意味着中国政治将经历从开放性霸权政体向多头政体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或挑战是路径V 所显示的如何提高自由化(政治竞争)的程度。

  在这一分析思路下,只要没有沿着政治竞争这一方向前进,中国政治的变化无论多么重大,无论如何深刻,都不能纳入民主化的范畴来处置。例如,在第三波民主化研究及反思中,中国是被作为“例外”来处置的。所谓“例外”是指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中国是一个没有被民主化浪潮卷涉的国家,它依然维持了一党统治的政治框架或所谓的威权主义政体。⒃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越南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正在消失的物种的几个残余标本。因此,对选举主义谬误的反思,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形。选举虽然不再是唯一的,但依然是判别是否存在民主化进程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或用戴蒙德的话来说,是“底线”。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应如何看待所谓的威权主义国家内部的不涉及最高领导职位选举的诸多政治变化?在亨廷顿看来,这些变化应该归入另一类范畴来加以考察,“自由化”概念承担了这一任务。所谓“自由化”是指:“……威权主义体制的局部开放,这种开放没有通过自由的竞争性选举来选择政府领导人。正在经历自由化的威权政权通常会释放政治犯、开放某些问题供公众辩论、放松新闻检查、为那些权力很小的官职举行选举、允许市民社会的某种复兴,以及朝着民主化的方向采取其他步骤,而不把最高层的决策者交由选举来考验。自由化可导致也可以不导致全面的民主化。” ⒄按此界定,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所发生的变化,大致可纳入此一范畴。我不知亨廷顿本人是否采用此词来描述中国,但其概念的经验指向功能是明显的。⒅

  主流民主化理论的影响也渗透到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领域之中。对于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来说,中国改革开放30 年有两个需要解释的相关现象:一是为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中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而中国却坚持了下来?二是为什么中国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在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毋庸讳言,在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以及1991 年前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世界的许多人一直在期盼和等待中国的“崩溃”和民主转型,然而,期盼的东西没有到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却出现了。在事实与理论的张力面前,一些学者作出了新的判断。2003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在《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有弹性的威权主义”。[14] 更多的学者在经验研究中提出了“适应性”[15] 的概念。⒆无论是“有弹性”还是“适应性”,其修正的命题是威权主义政体即将垮台,但是对这个政权的威权主义性质之判断并没有变化。换言之,达尔意义上的民主化任务依然存在,只是现在尚不具备条件而已。⒇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黎安友在最近一期《民主杂志》上发表的观点:不管威权主义怎样适应和改变,最终无法摆脱民主化的命运,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不了统治/ 政权的合法性问题。[16] 这一陈述的实质依然是等待崩溃,无非是将时间之轴往后抻延而已。

  可见,“民主”、“选举”、“威权主义”、“崩溃”、“适应性”是西方学者分析中国政治的五个关键词,“选举主义”则是贯穿它们的一根主线。只要这一中轴不加以改变,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就必然处在“期待式的”逻辑推演的外在层面,而无法考察和把握中国政体的内在运作逻辑和制度创新潜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学术策略:第一种选择是,承认和接受西方民主化话语的合法性,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论断。第二种策略则相反,基于改革开放30 年的政治实践(尤其是地方治理层面的制度创新),对西方主流民主化理论进行审思。

  笔者选择了第二种分析策略。一如本文开篇所述,这一选择是经验归纳基础上的反思之果,它假定,西方主流的民主概念以及在这一概念支配下的民主化理论已无法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下的中国政治过程以及近期的演化(至少就目前的经验而言),为此需要对其进行新的阐释,以便发展出一种适合于中国现实的新的认识视野。

  

  注释:

  

  ①本文是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民主与治理绩效’学术研讨会”(杭州:2009 年9 月11-12 日)提供的文稿。复提交于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举办的“走向共和:纪念建国60 周年学术研讨会”(广州:2009 年11 月14-15 日)。在此,笔者感谢余逊达教授和徐斯勤教授提供的帮助。

  ②笔者所作的归纳是逻辑意义上的,与达尔在《多头政体》一书中的叙述结构有所不同。

  ③在民主问题研究上,达尔始终将“民主”一词保留给其理想的形态,现实世界中的民主国家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偏离理想,因此达尔发明“多头政体”一词来称谓之。对此,另一位对民主研究有深刻洞察力的学者萨托利持有不同的看法(参见萨托利《民主新论》,第172 页)。笔者以为,达尔作出的这种区分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制造了一种张力,它的存在为进一步的民主化,或民主深化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而在萨托利那里,这个问题被消弭了。

  ④以上六个方面的概述基于达尔《多头政体》一书,其中前五点内容来自第一章,第六点来源于第二章。

  ⑤对于这一起点的设置,只有在代议制民主的脉络中方能领悟。然而,代议制民主的精英色彩又带来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如何对待政治领导(权)的问题。在此,我们不妨听听萨托利的见解:“……但是,回应能力只是代议制政府的因素之一,一个只会向各种要求让步,只会屈从的政府,将变成一个极不负责的政府,不能尽职的政府。代表不但要对人负责,还要对事负责。也就是说,代议制本身含有两个要素:回应能力和独立负责精神。政府越是为了讨好而损害负责精神,我们就越是有可能被错误地统治或失去统治。同样也可以说,我们越是沉迷于迎合,就越是需要独立负责的精神——这才是领导权的真正含义。”(重点号为原文所有——引者注)参见萨托利《民主新论》,第188 页。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不同的立场并不妨碍后面的推论以及得到的结果。

  ⑥这是西方主流民主理论“环型结构”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参见查尔斯?J. 福克斯、休?T. 米勒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取向》一书第二章所作的相关论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发现,选举与回应之间的关系不是唯一的。

  ⑦在《多头政体》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达尔指出,当时所作的错误预测并不否定他的理论分析,因为他的错误在于没有预见到促成民主化的这些条件发展得如此迅速。参见《多头政体》“中文版序”第3 页。

  ⑧虽然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理清,但达尔还是努力辨析民主政体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并根据这些条件提出民主化的策略建议。在达尔看来,民主化不但是一个可欲的价值目标、一项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化是一个可以对其进行科学分析的过程,可以作为一项社会工程来看待。这种分析方式丰富了人们对民主化的讨论维度。不管是赞成民主,还是反对民主,人们都必须尊重民主化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区别在于,赞成民主化的人,试图去促成这些因素(条件),而反对民主化的人则努力去消解这些因素(或不让这些条件发生或成熟)。从这一角度去认识民主化,不但对从事研究的学者具有丰富的启发,对于实际从事民主实践的人来说,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⑨这方面的研究除了亨廷顿的《第三波》之外,还可参阅林茨和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Ruth Berins Collier, Paths Toward Democracy,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Gerardo L. Munck and Carol Skalnik Leff, Modes of Transi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outh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Lisa Anderson edite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等。

  ⑩亨廷顿认为,造成这种现象——非西方国家的选举结果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选举结果——的原因在于不同的政治传统。在西方,选举民主建立在并产生于以人权和法治为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之上,但在非西方国家选举式民主与政治自由之间的这种联系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

  ⑾对“选举主义”的解释可以参见菲利普?施米特(Phileppe Schmitter)和卡尔的如下论述:“有些人甚至认为,仅选举这一事实,即使是某些政党或者候选人被排除在外,或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能自由参选,就构成了民主政治存在的充分条件。这种谬见被称为‘选举主义’。”参见施米特、卡尔《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24-25 页。

  ⑿如果说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对古典民主概念作出了修正,那么,对选举主义谬见的揭示可以说是对熊彼特修正的再修正。熊彼特对古典民主概念的修正是强调民主的程序性,第三波民主化研究对熊彼特民主概念的再修正,恰恰是通过强调民主的内涵性来实现的。可见,人们对民主观念的认识和理解是不断发展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修正式的发展与西方民主事业的国际考虑联系在一起。

  ⒀对民主质量的评估涉及八个维度的指标,它们是法治、参与、竞争、纵向问责、横向问责、自由、平等、回应。参见Larry Diamond and Leonardo Morlino ed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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