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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铁箫声幽

更新时间:2012-05-16 09:37:49
作者: 宗璞  

  

  常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旧书虽念得不多,还知道些;西书了解不深,总也接触过。没有赶上裹小脚、穿耳朵;长达半尺的高跷似的高跟鞋还未兴起。精神尚不贫乏,肉体未受虐待,经历更是非凡。抗战那一段体会了人的高贵的品质、信念与坚忍;“文革”那一段阅尽了人性的狠毒与可悲。我们的生活很丰富,其中有一项看来普通、现在却让人羡慕的,值得大书特书的,那就是,我们有兄弟姊妹。

  传统文化讲五伦,其中之一是兄弟。常听见现在的中年人说:他们最羡慕别人有兄弟姊妹。想想我的童年,如果没有我的哥哥和弟弟,我将不会长成现在的我。

  我们兄弟姊妹四人,大姐钟琏长我九岁,所以接触较少,哥哥钟辽长我四岁,弟弟钟越小我三岁。整个的童年是和哥哥、弟弟一起度过的。抗战胜利,我们回到北平,回到白米斜街旧宅中,这座房屋是父母的唯一房产。有一间屋子堆满了东西,和走的时候完全一样。那时冬日取暖用很高的铁炉,称为洋炉子。烧硬煤,热力很大,便有炉挡,是洋铁皮做成的,从前常在上面烤衣服。我们看到那铁炉依旧,炉挡依旧。最有趣的是炉挡上面写了两行字,也赫然依旧。这两行字是:“立约人:冯钟辽、冯钟璞。只许她打他,不许他打她。”当时在场的人无不失笑。父亲说:“这是什么不平等条约!”那时哥哥已经去美国求学,那条约也因炉挡的启用擦去了,他没有再见到我们的不平等条约。

  我已不记得怎么会立下了不平等条约,好像全无必要,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架。不过,这也是一种姿态。另有些事倒是历历如在目前。清华园乙所的住宅中有一间储藏室,靠东墙冬天常摆着几盆米酒,夏天常摆着两排西瓜。中间有一个小桌,孩子们有时在那里做些父母不鼓励的事。记得一天中午,趁父母午睡,哥哥在那里做“试验”,我在旁边看。他的试验是点一支蜡烛烧什么东西,试验目的我不明白。不久听见母亲说话,他急忙一口气噗地吹灭了蜡烛,烛泪溅在我身上。我还没有叫出来,他就捂住我的嘴,小声说:“带你去骑车。”于是我们从后门溜出。哥哥的自行车很小,前后轮都光秃秃没有挡泥板,但却是一辆正式的车,我总是坐在大梁上左顾右盼游览校园。哥哥知道我喜欢坐大梁,便用这“游览”换得我不揭发。那天的“试验”也就混过去了。

  后来我要自己骑车了。我想那时的年纪不会超过九岁,大概是八岁。因为九岁那年夏天开始抗战,我们离开了清华园。我学会骑自行车完全是哥哥的力量。那时在清华园内甲乙丙三所之间有一个网球场,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打过网球,只在地上弹玻璃球。我在这场地上学骑自行车,用的是哥哥的那辆小车,我骑车,他在后面扶着座位跟着跑。头一天跑了几圈,第二天又跑了几圈。我忽然看见他不跟着车了,而是站在场地旁边笑。我本来骑得很平稳了,一见他没有扶,立刻觉得要摔倒,便大叫起来。哥哥跑过来扶住车,我跳下来,便捏紧拳头照他身上乱捶。他只是笑,说:“你不是会骑了吗?”我想想也是。可是,下一次还是要他扶,他也就虚应故事地跟着跑。这样我就学会了骑自行车。我可以骑姐姐的成人的女车,在清华园里兜风。常从工字厅东边沿着小河过小桥,绕过大礼堂,经过图书馆前面,再经过当时的校医院——这几间平房还在吗?最后从工字厅西面回家。有时一直骑到西院,去看看那一片荒野。当时清华园内人很少,骑车很自由。后来,20世纪60年代,我常骑车从灯市口穿过闹市到建国门去上班。我从学车起到停止骑车从未摔过跤。

  到昆明以后,哥哥上中学,我和小弟上小学。我们所上的南箐学校因为躲避日机的空袭,迁到昆明郊外岗头村,我们都住校。家还在城里,后来家迁到东郊龙泉镇,我们又在城里住校。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了,总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常在周末从乡下走进城,或从城里走到乡下,一次的距离大约是二十里左右。我们三个人一路走一路说话,讲故事,猜谜语,对小说的回目,对的主要是《红楼梦》和《水浒》的回目,《三国演义》我不熟。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讲自己创作的故事,轮流主讲。大概也是编故事的需要,三个人每人有一个国家,哥哥的国家叫“晨光国”,在北极;弟弟的国家叫“英武国”,在海底;我的国家叫“逸坚国”,在火星上。不知为什么,我从小便对火星有兴趣,到现在也觉得火星很亲切。我的兄、弟后来都是工程师,但他们具有的艺术细胞绝不比我少,故事编得很热闹,可惜都不记得了。

  家里孩子多,吃饭就成为一个有趣的场面。我小时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脱鞋。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觉得脱了鞋最舒服。这时,哥哥就会把鞋拿走藏起来,我便闹着要鞋,弟弟便会找鞋,常常是笑作一团。到后来还是哥哥把鞋拿出来,我又赖着不肯穿。直到母亲发话:“不要闹了,快穿上。”才算安静下来。

  我上联大附中时,一度在城里住校。那时联大附中没有宿舍,甚至没有校舍,都是趁别人不用教室时上课,有时就在室外树下上课。有一段时间,不知是借的哪里的一个大房间,大家打地铺。一次我生病了,别人都去上课,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妹,”是哥哥的声音,睁眼只见他蹲在我的“床”边。他送来一碗米线,碗里还有一个鸡蛋。

  哥哥于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他不用功,却热心演话剧。参加演出过曹禺的《家》,饰演觉新。我和小弟随父母去看演出那一晚,在高老太爷去世那一场,哥哥把觉新头上的孝布去掉了,为的是怕母亲看了不高兴。他还写小说,我还记得他有一篇小说的第一句是“不疾不徐的雨”。他的文字是很好的,字也写得好,还会刻图章。那时的男孩似乎都会刻图章。他大学二年级时志愿参加远征军,直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贡献。有一次他从滇西回昆明度假,看见我的头发长了,要给我剪一剪。他说:“头发为什么要剪成那样齐?剪成波浪式的不好吗?”当时大家都认为他很荒谬,没想到几十年后头发真的不以“齐”为美了。

  抗战胜利后,哥哥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获得此项勋章的翻译官共二十二人。我曾想就此写一篇文章,介绍这些好男儿,因为要用一些英文材料,我的眼睛已坏不能阅读,只能放弃了。哥哥的朋友也曾寄材料来,没有用上,心里很觉歉然。文章虽然没有写,对那些投笔从戎的大哥哥们,无论得没得勋章,我都永远怀有敬意。

  以后,哥哥到美国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读机械系,也继续开展他多方面的兴趣。他喜欢击剑,入选了校队,代表学校出去比赛;还学过几个月芭蕾舞。工作以后学会开飞机,曾开着飞机从费城到华盛顿去看望王菲曼、慈炳如夫妇,王菲曼是王浩的姐姐。乘客是我的嫂嫂李文佩姊妹。20世纪70年代哥哥一家回来探亲,说到此事,父亲说:“敢开飞机倒不稀奇,难得的是有人敢坐。”大学毕业以后,他根据兴趣又读了数学、物理两个专业,以后又获得二十几项专利。因为用专利律师申请专利费时费钱,索性自己考了一个美国专利代表人的执照,可以坐在家里申请专利。对于那些繁琐的法律条文,他了如指掌,说起来从不卡壳。退休后,他有了更多时间,至今还在研究有关电的问题,前两年曾回国参加静电学会的活动,但是他的理论很少人支持。

  前些时,哥哥来电话,告诉我一个不幸的事件,他的钱包丢了。别的倒没有关系,只是其中的飞机驾驶执照也丢了,他觉得是一大损失。我安慰道:“你反正也不开飞机了。”他沉默了片刻,说:“用不着了——也不用再补发了。”

  20世纪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书名为《铁箫人语》。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家里有一只铁箫。书出版后不久,南京的“洞箫博物馆”也许是“乐器博物馆”来人要求看一看铁箫。他们说他们藏有铜箫,还没有见过铁箫。我把箫拿给他们看,他们观看良久,又试吹过,承认它是一只箫。但我想大概不是很上乘,然而它毕竟是一只箫,而且是铁箫。我还为这只铁箫写了一小段文字,作为《铁箫人语》的序:

  我家有一只铁箫。

  那是真正的铁箫。一段顽铁,凿有七孔,拿着十分沉重,吹着却易发声。声音较竹箫厚实,悠远,如同哀怨的呜咽,又如同低沉的歌唱。听的人大概很难想象这声音发自一段顽铁。

  铁质硬于石,箫声柔如水;铁不能弯,箫声曲折。顽铁自有了比干七窍之心,便将美好的声音送往晴空和月下,在松荫与竹影中飘荡,透入人的躯壳,然后把躯壳抛开了。

  哦,还有个吹箫人呢,那吹箫人,在哪里?

  吹箫人可以吹出不同的曲调,而铁箫只有一个。

  是谁制作了这只铁箫?制作了这只可以从箫声和箫的本身引出许多联想的铁箫?那就是我的哥哥——冯钟辽。

  箫属于中国文化,可以引起许多中国式的联想。都是陈货,也就不必说了。制箫的材料是多种多样的,也许也曾有过铁箫,但是我不知道,只能说哥哥的这一只。铁箫既是乐器又可以做武器,我常想最好能有一位女侠,用的兵器是铁箫;抡圆了可以自卫救人,扫尽人间不平事;吹响了可以自娱娱人,此曲只应天上来。也许哪天真写出一篇没有武功的冒牌的武侠小说来。

  在昆明时生活很艰难,最常用的乐器只是口琴。箫、笛虽也方便,却少人吹。母亲在乙所时便吹箫,到昆明后得了两只玉屏箫,声音很好。母亲时常吹奏的乐曲是“苏武牧羊”。哥哥制作铁箫便

  是受竹箫的启发,用一根现成的废铁管,根据一点点中学物理知识,钻几个洞,居然可以吹出曲调,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就是这样因陋就简,在清苦的日子里,使得生活充实而丰富。

  哥哥制作铁箫,只不过是他众多兴趣中的一项。他现在最主要的兴趣还是在电学。八十八岁了,仍不断做实验。我说:“可别像苏东坡一样,为制墨,把房子烧了。”哥哥的科学知识当然比东坡强多了,房子是不会烧的。但是试验做起来也颇麻烦,哥哥却乐此不疲。在他各种兴趣活动的实践中,便闪耀着创造的光亮。

  

  来源: 《随笔》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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