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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云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评析

更新时间:2012-05-15 08:53:33
作者: 郑云天  

  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28]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当代中国发展实现了借鉴人类先进文明和保持自身制度特色的有机统一。有国外学者提出中国成功转型的原因是培育“制度创新精神”(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即制度创新不是外生的,而是出现于国家制度框架内部,为其创造积极的环境。[29]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独特的价值是“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引领中国走上了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道路”[30],使当代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背景下焕发出勃勃生机,既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也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另一方面,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一直以来,认为“中国模式”和制度具有可参照性或可复制性都是国外学者的主流观点。美国智库曾指出:“中国正准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样板,这个样板将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独特的替代物。”[31]他们以此把中国看成对外扩张、对抗西方价值的新型后发大国。但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来没有也将不会重蹈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老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内部消化压力而不是向外部转嫁压力的方式进行的,这使中国没有走有些大国不惜武力扩张转嫁危机攫取资源的道路。中国消化压力的唯一途径是推动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共同创新”[32]。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列强的种种压迫和欺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崇尚世界和平,力求在国际准则框架下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共同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中国内部的问题也交由制度本身来解决,而不会影响其他国家,这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无形中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相对“华盛顿共识”而言可供选择的思路。

  价值研究是制度研究中的深层次内容,需要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宽广的国际视野。因此鲜有学者能够对此给予充分的解读。多数公开发表的文章在内容上大同小异,无法在理论上予以分析,也就难以产生学术争鸣。国外学者则从动态的表象的模式研究出发,来分析当代中国制度的价值,因此也存在研究不够深刻的问题。这恰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研究领域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诸如探析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背后更深层的制度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文化价值及其世界意义等,都会成为今后研究的热点。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研究,有助于说明其优势和特色。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模式”的关系

    

  “中国模式”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者热衷于探讨“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案例”等。而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以后,已有人将其简称为“中国制度”,并开始研究制度与模式的关系。

  第一种观点主张中国制度与模式相统一,统称“制度模式”。其涵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和体制的设计、安排及其运行模式”[33],是人类制度文明的崭新形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和目标,以及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和目标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有机统一。”[34]这种观点把两个互有联系和区别的概念结合成一个新概念,具有一定创新。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此概念的落脚点在模式,其内涵可以概括为“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所以它仍从属于模式的范畴。由于国内外研究“中国模式”主要侧重于总结“中国经验”,[35]因此制度与模式相结合分析,也把制度限定在经验研究范围。这种方法优点是制度研究具体化,同时有助于在语境上与国际接轨;不足是不能充分体现制度研究的特色,容易回到模式研究的范式。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制度与模式相区别。主要有两种认识:一是“中国制度”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和关键;[36]二是认为制度和模式相互依存,即“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如同土壤与植物的依存关系:制度造就的环境滋生了发展模式,模式的成长又丰富和完善了制度,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37]。此观点的前提是制度带有根本性和抽象性,模式是制度的表现形式,更直观具体。就其概念而言,模式是指一国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的综合表现形式,有人也将其与“中国道路”、“中国案例”、“中国经验”等同;制度则是指经过一段历史发展后逐步确立的被人民所普遍认可的相对稳定的顶层结构设计。因此,把制度和模式区分开来有助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体现中国发展道路、理论、模式和制度的不同特点,并且由于强化了制度的根本地位,因此就为模式研究提供了更扎实的理论根基。然而在国外学术界仍然把关注点放在模式(model)上,只有少数学者刚刚开始研究中国制度(institu-tion),对中国制度存在诸多疑虑,所以与其对话时,增强国内制度研究的学术自信心、谋求主导发言权就显得十分迫切。

  此外,国外的制度与模式研究的学术性较强,既分析制度优势,也关注存在的问题,发现一些国内学界容易忽视的问题,因而在国际范围更具说服力。但这些研究也普遍存在缺点,比如:一是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他们习惯用西方民主标准衡量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进步意义,并且在西方普世价值的影响下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存在过度赞扬和过分贬低的倾向,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很大的制度优势,代表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持续很长时期,终将走向崩溃;三是国外学者尤其注重分析中国对资本主义可能带来的威胁,很少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进步的意义。

  胡锦涛指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8]制度与模式具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同道路和理论体系共同构成“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能逐步完善,就无法说服那些怀疑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邓小平曾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39]所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正确处理四种关系”,包括通过搭好党、国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制度平台;通过塑造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建设,协调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立足政党制度的改革创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协调好党与国家、党与社会的关系。[40]这种观点侧重于分析上层建筑在制度完善过程中的作用。政党、立法机构、政府等都是制度设计的主体,也是制度创新的参与者和实施者,它们之间需要形成良好的结构,才能达到正向的合力效应,实现制度不断促进经济社会协调有序发展的目的。

  二是从问题意识出发探讨制度完善的路径。第一种观点指出,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很多困难,表现为:某些制度上的缺失,制度体系不完备,制度运行机制不健全、不规范;基本的文化制度和社会(狭义)制度的框架和结构已形成,却还缺乏必要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不落实制度、不遵守制度、不按制度办事的现象比比皆是。[41]因此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解决:强化制度意识、营造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良好氛围;推进党的制度建设,以党的制度建设带动和促进社会制度的创新与发展;切实完善人民大会代表制度,确保人民代表大会拥有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创新制度设计,调整权力结构,建立健全制度执行的制约监督机制。[42]第二种观点指出,制度的良性整合需要实现有效的制度改革,因此就亟待打破三个壁垒,首先是特权壁垒,即传统的等级制度的束缚;其次是垄断壁垒,主要指某些行业、部门对有限资源的垄断;最后是身份壁垒,主要指中国目前贫富差距拉大形成的“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的身份差别,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等,包括教育、医疗、维权等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实现三方面的民主,包括:政治民主,即保证人民平等的参与政治生活;经济民主,即保证人民在市场竞争中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起点平等;文化民主,即保证人民在公共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的享有上平等。[43]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改进的研究,是这一课题中与实践联系最紧密的部分,需要扎实的理论积累和前瞻性的现实关怀。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也积累了复杂的矛盾。现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同时也是制度完善和转型的关键期,在很多地方和部门中仍然存在过度开发资源、片面追求政绩和形象、“唯GDP论”等不符合制度发展要求的观念和做法。因此在整个社会树立起科学发展的理念还有很长路要走,制度研究也要具体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不仅要研究宏观的制度设计,还要研究制度框架内的各项体制、运行机制和政策制定等细节问题,把学理研究与对策建议相结合,为制度完善提供有效的帮助,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决策建议,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注释

    [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中,较早的成果是1991年一篇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的博士学位论文,而真正意义的制度研究是2004年的一篇《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在此文章之前,还有很多关于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论文,但都属于制度经济学领域,较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会在本文后面引述。

    [2][21][38]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N].人民日报,2011-7-2.

    [3][24][41][42]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理论前沿问题(三)[J].科学社会主义,2011(5).

    [4]郭海宏,卢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J].湖南社会科学,2011(3).

    [5]张西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

    [6]李忠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J].前线,2011(8).

    [7]辛鸣.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N].北京日报,2011-8-10.

    [8]梁怡,王爱云.西方学者视野中的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J].中共党史研究,2010(4).

    [9][10]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33,40.

    [11][29][美]巴瑞·诺顿.中国发展经验的奇特性和可复制性[A].王新颖.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5,40.

    [12][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330.

    [13]柳新元.一致性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动力学[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14][法]伊利斯·埃勒·卡鲁尼.中国的后社会主义转型:作为文化变迁的制度变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4).

    [15][美]谢德华.中国的逻辑: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西方[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42.

    [16][俄]A.B.维诺格拉多夫.中国文明发展的新阶段:起源与前景[A].王新颖.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55.

    [17]周思玉.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动因与过程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1(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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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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