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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盛 邓力源:人口红利理论研究新进展

更新时间:2012-05-13 15:39:18
作者: 唐代盛   邓力源  

  储蓄性劳动力人口(50-66岁)具有持续的收入,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消费比例低于少儿人口。他们会将大量储蓄用于保障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因此,消费随年龄结构中的储蓄人口(prime-savers)数量的增加而下降。

  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人口红利问题展开研究。Kraay(2000)发现,中国过高的国民储蓄率部分可以由高增长来解释,部分可以由人口因素的变化来解释。Modigliani&Cao(2004)通过对人口结构和收入增长这两个变量的分析,解释了1952-2000年间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验证了生命周期理论的正确。但他们使用的是总量储蓄率和人口结构数据,而没有考虑不同省份的不同情况,其结论并不十分令人信服。Harbaugh(2003)逐一分析了可能导致中国高储蓄现象的诸多因素,包括文化因素、保险市场不发达、流动性约束、历史体验、转型因素、人口因素、资本短缺国家的高储蓄回报、生存性消费、习惯性坚持、相对消费等。Wakabayashi&MacKellar(1999)的分析结果表明,储蓄率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率以及少儿人口抚养比率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但储蓄率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的负相关性更强。

  总体而言,在Fry&Mason提出的“可变增长率效应”模型的支持下,“抚养负担假说”经过改进后已经演变为正式的经济模型,并很好地解释了各国在宏观时间序列中跨国储蓄的差异。但该理论仍然存在不足,与生命周期理论一样,该理论分析的是抚养负担与储蓄率的静态均衡关系,而实际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东亚地区,人口转变过程带来的抚养负担动态变化都要求模型能够在非静态均衡方面加以改进,需引入新的变量对传统生命周期模型做出修正以及采用更为合适的实证方法建立模型。

  2.“变量与增长率效应”模型。Higgins&Williamson(1996)提出了“变量与增长率效应模型”,他们的研究显示投资需求与年轻人口部分紧密相关(通过与劳动力供给增加关联),而储蓄供给与成年人口部分紧密相关(通过与退休需求关联)。对一个金融开放的经济来说,人口向着年轻年龄结构的偏移会因为抚养负担的加重而导致储蓄下降。当年龄分布向中位偏移时,储蓄供给将会增加。但对一个封闭的经济而言,更年轻的人口分布“引力重心”与储蓄率之间会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因为过高的投资需求只能借助于储蓄率的提高来解决。该模型虽然代表了已有的关于储蓄与人口关系的宏观经济模型的一般特征,但仍然存在几个局限:由于父母被看作没有遗产动机,模型忽略了财富代际转移的人口效应。在该模型中,生育率被认为是外生的,因此模型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抚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投资由社会管理费用、住房支出以及商业资本的需求所驱动。这样的模型过度简单,仅强调了投资与劳动力供给增长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地,Bloom&Williamson(1998)、Mason(2001)、Birdsall et al(2001)将生育率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纳入模型中,认为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将导致该时期的储蓄率大幅度上升。Kelly&Schmidt(1996)通过对20世纪60至80年代89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储蓄率与少儿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负相关,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没有显著关系。D.E.Bloom&J.G.Williamson(1997)通过对1954-1992年间亚洲国家的人口、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率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在人口变动的早期阶段,受高比例的少儿抚养人口和低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限制,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储蓄率相对较低。在转型进行过程中,受少儿抚养人口减少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的影响,人均收入增长将会得到提升,因为有了更多的工人和储蓄者,储蓄率和投资率提高推动了经济发展。早期的非劳动人口负担成为潜在的礼物——一个不相称的大比例的工作年龄成年人口。

  Hurd(1998)、Bloom(2002)则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验证了人口寿命的增加在事实上能够增加储蓄率,Bloom认为预期寿命延长能够增加各个年龄段人口的储蓄倾向。Deaton&Paxson(2000)通过人口结构的变化解释了台湾近半个世纪储蓄率的变化,发现这个因素仅仅能解释一小部分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居民储蓄率的变动是由预期寿命的提高造成的。这一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预期寿命这个变量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储蓄率剧烈变动中的重要作用。Lee(2000)用模拟方法得到,在给定退休年龄的情况下,台湾地区人口寿命的延长能够解释储蓄率上升这一现象。这些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为Hurd(1998)、Bloom(2002)的理论做出了有力的支持。Bloom et al(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预期寿命延长的生命周期模型,并且通过对8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了预期寿命延长对储蓄率有很强的正向影响的结论。这说明,预期寿命这一因素是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储蓄率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变量。

  3.叠代增长模型。与从宏观视角出发验证生命周期理论普适性不一致的是,一些研究则从家庭调查这一微观角度入手,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储蓄、消费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相关研究如Bosworth et al(1991)、Parer(1999)等,这引发了广泛的探讨。Weil(1994)将原因归结为代际之间的遗赠行为。如果遗赠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那么上述两种视角得出的结论无法一致。Miles(1999)认为,从家庭调查角度进行研究容易使储蓄率中包含过高的养老资产,从而高估家庭储蓄率。Deaton&Paxson(2000)从调查技术角度强调,家庭调查数据容易受到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即使是来源于微观家庭调查的数据,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不同。Lee et al (2000)认为,之所以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在于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预期寿命。预期寿命的上升加强了筹集退休后收入来源的动机,因此与工作年限的延长联系在一起。Li et al(2007)得出与Lee et al(2000)一致的结论。预期寿命的延长影响到每个人的储蓄计划和劳动力市场参与计划。一方面,预期寿命的延长增加了未来老年阶段的生活风险,让人们有更多的动力去储蓄;另一方面,当人口逐渐趋于老龄化时,储蓄消耗的速度会超过储蓄积累,因此,在讨论老年赡养负担对储蓄率的影响时,必须将其与预期寿命一起纳入分析。他们构建了叠代增长模型(growthmodel with overlapping generation),以此分析1996-2004年间200个国家的数据,证实在引入预期寿命变量的情况下,抚养负担对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仍具有负向作用。Fougere&Merette(1999)运用叠代增长模型分析了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士、英国和美国等7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假设,在年轻阶段积累人力资本,在劳动力阶段积累物质资本,在老年阶段退休并且消耗储蓄,结果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老龄化的长期经济效应非常显著。

  (二)年龄结构变动的投资效应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年龄结构变动与资本流动的探讨成为人口年龄结构宏观经济效应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对它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Taylor&Williamson(1994)在研究19世纪后期资本从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老化的欧洲流向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周边地区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在资本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Luhrmann(2003)利用141个国家1960-1997年间的面板数据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可能影响,其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储蓄和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

  1.“双缺口”模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通过影响储蓄和投资影响经常项目差额(current account balance)变化。Coale&Hoover(1958)提出的“抚养负担假说”认为,高抚养负担导致低储蓄率,进而影响经常项目差额变动以及资本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少儿抚养负担快速下降,家庭抚养性消费支出减少,使得储蓄增加,从而带来经常项目对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Taylor&Williamson(1994)从年龄结构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公共和私人储蓄行为,对Coale&Hoover提出的假说进行验证。研究结果发现,高劳动力抚养负担的国家储蓄率比较低,倾向于产生更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在此基础上,Herbertsson&Zoega(1999)进一步建立了“双缺口”模型(twindeficit model),以解释劳动力抚养负担通过储蓄作用于经常项目的机制和程度。其研究认为,高抚养负担带来经常账户赤字或低抚养负担带来经常账户盈余的原因在于,劳动力会为退休而储蓄,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则消耗过去或未来的储蓄,他们通过实证得出,10%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动会造成4%的经常账户变动,改进后的模型中的储蓄能够解释经常账户31%的变动。高抚养负担与低经常项目盈余(或高经常项目赤字)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而储蓄是二者之间的重要作用通道(Chin&Prasad,2003)。

  2.基于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的双重作用机制模型。传统解释过于强调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储蓄效应,而在较大程度上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投资需求的作用。Higgins&Williamson(1997)构建了基于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的双重作用机制模型,由此突破了传统研究。其研究认为,高少儿抚养负担的国家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储蓄会随抚养负担的增加而减少,如1980-1989年的孟加拉国、1975-1989年的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当一个经济体劳动力比重占优势时,储蓄供给大大增加,而投资需求相对不足,导致经常项目走向盈余,如日本、韩国。Higgins(1998)确认了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常项目差额的关系。他分析了抚养负担对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的双向作用,认为抚养负担的加重会通过影响二者之差进而影响经常项目差额变化,并且发现抚养负担对经常账户平衡CAB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GDP对其影响的6%。

  3.扩展模型。Higgins&Williamson(1996)将“人口世代交叠模型”引入到“可变增长率效应”模型中,得到动态均衡状态下的扩展模型。该扩展模型中,生命周期因素依然是储蓄的重要动机,而投资需求由劳动力的增长需求来驱动。在一个开放经济环境下,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之间的缺口可以反映经常项目差额变化或净资本流动。他们的研究得出,高少儿抚养负担更多地抑制储蓄而非投资,从而更容易驱使资本净流入;高老年赡养负担更多地抑制投资而非储蓄,从而更容易驱使资本净流出。Higgins&Williamson(1997)通过研究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外资依赖之间的关系验证了Coale&Hoover的抚养负担假说的适用性。他们的研究得出,少儿抚养负担的大幅度下降能够解释亚洲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储蓄率上升,使得亚洲摆脱了外资依赖这一事实。东亚和南亚的外资依赖差别也可以由少儿抚养负担的变化(下降或不变)来解释。随着亚洲少儿抚养负担的继续降低,亚洲国家和地区将逐渐从资本净流入转向资本净流出。Higgins(1998)在扩展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引力中心”(centreof gravity)理论。该理论认为,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资本流动的两大“引力中心”。投资需求与少儿人口比重紧密相连,因为少儿人口变化预示着未来的劳动力增长;储蓄供给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关性更强,因为他们与未来的退休需求相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通过这两大引力影响开放经济下的资本流动。

  

  四、人口红利与发展政策

  

  长期以来,不同的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模型和研究结论影响着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对人口增长的看法,从而导致不同的政策取向。综述在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口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否认的源泉,但是,第一,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第二,它的影响不是独立的,往往与其他增长条件共同发挥作用,产生一种正面或负面的增强效果(Kelley,1988)。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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