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万能 原新:1978年以来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回顾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2-05-12 16:07:12
作者: 万能   原新  

  

  内容提要:本文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机制和阶层分化结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和评析。中国农民尽管在职业、收入和消费等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差异,但总体来看,现阶段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还处于过渡阶段,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从长期来看,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在改变中国既有社会结构的同时,也给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制度变革带来新的挑战。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农民;阶层分化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迅速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关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也成为了理论争论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发生在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更为深远,但关于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的研究成果却更为丰富(Bian,2002),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中西方学者在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中国本土学者比较着重对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结构的研究,而西方学者则以市场转型理论为代表,着眼点主要在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逻辑是否呈现在农村社会变迁之中,社会分层机制是否发生了由权力向市场的转变等(例如Nee ,1989,1996;Walder,1996;Zhou,2000),很少有研究将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结构和阶层分化机制进行综合。显然,割裂开两者之间的联系,不利于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农民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过程、机制、特征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一、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过程与机制

  

  社会分层过程分析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分层机制分析,它主要是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人们是如何被分配到社会分层系统的某个位置上的,有哪些因素影响到这一过程,是社会结构性因素还是个体特征在起决定作用,是先赋性因素还是获致性因素在发挥决定性作用。显然,1978年以来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过程有其独特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阶层分化不是社会封闭机制限制社会流动的结果,而是因市场化的改革和制度变迁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这种变革促成了中国农民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对均等化向阶层分化转变。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自1978年开始,市场在中国的角色稳步上升。首先,农业部门发生了最为显著的向依赖市场协调的转变(Nee ,1989),开始实行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业经营制度。所有制结构的变革重建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劳动产品,从而为农民的职业分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了农民对自身劳动的支配权,农民在利益目标的引导下,能够自由地选择职业,使其职业分化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获得经营自主权之后的农民,由于政治、经济和人力资源等的差异,以及把握市场机会能力的不同,逐渐形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群体,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由此拉开了序幕。

  (二)早期的城乡经济体制改革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诸如关于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关于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政策,关于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方针,以及有关积极引进外资、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等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刺激了农村工商业、建筑业和运输业的兴起(何建章,1986)。这一时期的城乡壁垒依然稳固,大量剩余劳动力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聚起来,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成为离开土地农民的新载体,到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在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达到3%(陆学艺,1989)。农民的分化主要表现为由乡镇企业大发展所带来的“离土不离乡”的职业分化。

  这一时期,城市化依然处于非常缓慢的阶段,农民分化的整体程度仍然较低。

  (三)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为标志,政府开始放松农民进入乡镇务工的限制,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城市化的推进和小城镇户籍制度的放开,加速了农民城镇化的步伐,促进了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民的分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农民不仅开始有了职业的非农化,身份的非农化也逐渐成为现实。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新的工作岗位不断涌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就为农民进城提供了机遇,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城市化背景下由迁移主导的农民“离土又离乡”的分化逐渐取代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分化。

  (四)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使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产业链之中,这客观上为农民分化提供了契机。由于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国际上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纷纷转移到中国来,大大促进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本地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新的就业机会的增加,从而加速了本地农民的职业和阶层分化。同时,这些地区产业的扩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还不断地吸纳外来劳动力流入本地,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农民工”阶层不断扩大。在工业化的浪潮中,进入城市的部分农民工开始由传统农民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使农民的分化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综上所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前提,它促成了农民在农业部门内的最初分化,之后鼓励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中国农民的职业分化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农民的身份转变成为了可能,对外经济开放加速了中国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这些因素的背后其实蕴含了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传统的身份制、单位制虽仍在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但新兴的市场力量已经向传统的社会制度发起了挑战,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变革在推动新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同时,也成为下一轮制度变革的动力。

  从农村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施了30年之后,已逐渐成为制约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整体缺位的情况下,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实际上是由土地来承担的,对土地的依赖降低了农业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动力和放弃土地的信心,非农化受阻限制了农民的职业分化;其次,土地分配的平均化使农户兼业经营现象十分普遍,农民不能有效地实现专业化分工,而专业化和社会分工却是社会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此外,农村土地产权的实质主体缺位和土地流转机制的不完善,也制约了中国土地市场化的进程,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脱离出来。

  从城市来看,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提高了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刺激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欲望,城市对农民工的“经济接纳”也直接推动了农民的阶层分化。然而,滞后的户籍制度变革限制了城市这一功能的发挥。虽然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不断放宽,但长期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壁垒并没有完全消除,农民在职业和身份转变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高的成本,大量农业人口虽然已经在城市就业,通过职业非农化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但从身份上看,他们依然是农民,无法获得当地户口和相应福利,很难在迁入地定居下来。近年来,要求废除户籍制度、把农民工纳入城市体系的呼声日渐高涨,部分省、市的户籍制度甚至已经完全放开,因而,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户籍壁垒的进一步消融,农民的阶层分化将继续向前推进。

  

  二、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类型

  

  社会分层研究主要有两大传统: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社会结构因素;而韦伯认为,在研究社会不平等时,既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政治和社会因素,他更多地将不平等视为个人特征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资源配置上的“量的差别”,因而要从收入、权力、声望三个角度综合考察一个社会的分层和不平等问题。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里,韦伯的多元分层模式在美国社会学界处于主导地位,研究者从收入、教育、种族和性别等多个维度发现社会各层面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这一研究思潮也影响到了后来关于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研究,研究者不特别去强调农民的阶级属性,而是从农民的职业、收入、消费等方面来分析农民内部的阶层分化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一)职业分层

  从西方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框架中抽取职业标准来研究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是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一种主流倾向,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陆学艺(1989;1990)等人的研究,他们按照职业差异把中国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八个阶层,这一划分由于比较切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学术界多数的认可。这一时期,中国也有许多关于农民职业分层的研究(例如段华明,1990;石成林,1991;林后春,1991;潘会玲,1995;武言,1999;钟鸣,1999),但从方法上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陆学艺的分析框架。尽管如此,对陆学艺的职业分层标准也不乏异见,例如,龚维斌(2003)认为,陆学艺的分层标准已经不太适应中国现阶段农民分化的特点,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和农民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例如,农民工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迅速,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减少,雇工阶层的分析不再具有实质意义,出现了一些新的职业和阶层等。西方学者中,对中国农民具体分化的形态研究较少,但Walder(2002)根据1996年的调查数据,将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非农雇工、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集体企业管理者、村队干部、县级干部七个阶层,与中国学者相比,县级干部的划分是较为特殊的,可能是他注意到了部分农村精英在政治上的向上流动。

  (二)收入分层

  与职业相比,农民的收入分层也被广泛地研究,例如,宋镇修(1989)按照收入把农民分为贫困户、温饱户、宽裕户和小康户四个阶层;唐忠新(1998)将中国农民分为新富阶层、中等收入阶层、贫困者三个阶层;董金松(2006)对浙江省城郊村的调查也发现,村民内部贫富差距较大,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与单纯的收入分层研究相比,结合职业状况的收入分层研究则更为深入。林坚等(2006)在陆学艺对农民社会阶层划分标准的基础上,以职业为基础,以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为主要依据,结合农民对不同职业的美誉度,将农民大致分为上层、中上层、中下层和下层四大类,并认为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类金字塔”型结构,塔尖部分是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约占总人数的9.7%,他们人数虽少,但拥有较高的收入或组织资源;金字塔的中上层是农村智力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占总人数的26.9%,他们人员庞杂、流动性较强,但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金字塔的中下层是雇工和农民工,占总人数的25.3%;金字塔的底部是农业劳动者,占总人数的34.9%,这个阶层的收入和地位都相对较低;其他占3.2%.

  (三)消费分层

  近年来,农民的消费分层结构也逐渐成为研究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视角之一。例如,刘成斌(2005)从恩格尔系数和房屋两个子维度对浙江省城郊村农民的消费分层情况进行了分析。陈文超(2006)研究认为,农村社会中不仅存在消费分层,还存在着一种消费分层机制,即农民的主动消费与被动消费,从而相应产生了在消费社会中处于主动与被动地位的消费阶层化现象。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中,消费的符号性、竞争性、超前性以及消费的非理性化趋势已经成为农民消费行为中的主要特点,表达性消费、娱乐性消费、时尚性消费、仪式性消费等已是其生活消费的主要形式。农民的阶层化差异也逐渐在仪式性消费、时尚性消费和娱乐性消费中表现出来。根据此种差异及各阶层群体在消费能力和消费内容上的特征,陈文超将当代中国农民划分为炫耀型消费阶层、攀比型消费阶层、实用型消费阶层、生存型消费阶层、贫困型消费阶层五大阶层。

  (四)其他分层

  尽管以职业为基础的农民分层研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仍有学者提出了疑议,认为职业并不适合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不同领域工作的农民,尚不具备明显的职业身份,也不具有显著的职业声望差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53276.html
文章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