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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 原新:1978年以来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回顾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2-05-12 16:07:12
作者: 万能   原新  

  这样以职业为主作为农民分层的标准,就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劳动的兼业性、非农劳动的流动性和家庭内部分工的社会外化性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李全生,2003);因而,有研究认为,社会资源在中国农村地区分层的研究中有比职业分层标准更广的适用性和包容性(毛丹,2003)。卢福营(2005)针对单一分层标准的争议性,从农村社会成员多元身份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分层方法。他认为,农村社会成员与其他劳动者一样,总是在一定的社区和一定的单位里从事着一定的劳动,均内在地包含着三种身份:产权身份、职业身份、社区身份。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社会成员是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集体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农村劳动者,他们同时兼有集体所有者、农业生产者、农村居民这样三重身份。因而他认为,改革以来中国非农化进程中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就是通过这些身份转换而发生的,因而中国农民的分化也可以有这三种不同系列。

  从内容上看,上述研究已经描绘出了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大致图景,但遗憾的是,更深层次的研究仍很不足,例如对不同阶层农民资源占有情况的分析。显然,忽视农民在资源占有上的差别,不利于理解中国农民正在进行的阶层分化,因为各种资源在人群中的不平等分配构成了现代社会分层系统的基础,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描述不平等的基本轮廓和分布,并解释为什么在推崇现代平等主义和反分层价值的同时不平等现象仍然持续存在(李春玲,2004)。目前,关于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研究,很少全方位考察农民在传统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声望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他们在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和公民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市场转型理论虽然也注意到了不同农民阶层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例如,市场转型将降低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市场转型将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Nee ,1989),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很不足。

  从方法论上讲,简单地将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模式应用于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也必然会引起广泛的质疑。社会学对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于西方社会的传统,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在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中往往被视为常量,社会学家在讨论社会的阶级结构时,所关注的主要是技术进步、经济一体化乃至全球化、各种社会政策等与社会利益团体和社会利益团体重组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关于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讨论中(邱泽奇,2004)。然而,西方社会学家讨论社会分层问题的这三个常量恰恰是转型期中国的重要变量,显然,忽视这些外部变量作用,简单地运用职业、收入等标准来研究中国农民阶层分化,难免会有失偏颇。

  

  三、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

  

  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渐进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使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的特征,这种过渡性和不平衡性,在为中国农民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使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变得更加复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都将面临着社会结构不断重组所带来的挑战。

  (一)阶层分化的过渡性

  从整体上看,农民的阶层分化是由传统农业领域向工业、商业等其他社会活动领域渗透转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对中国农民而言实际上包括三个环节:职业转移,即劳动者从事的职业由农业转向非农业;地域迁移,即劳动者的劳动场所、居住地从乡村转向城镇;身份变更,即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以及制度认定由农民成为新型市民。一般地,这三个环节顺次展开、依次递增,农民从职业转移起步,经历地域迁移,最后跃迁到社会身份的彻底改变(邹农俭,1999)。当代中国农民正处于大规模的职业分化阶段,地域迁移正在逐步发生,农民社会身份的变更才刚刚开始,农村社会阶层分化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程度,带有一定的过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阶层分化的不完全性。从现阶段来看,农民中的多数阶层都分化得不完全,并没有真正脱离农村。户籍制度的存在束缚了农民的自由流动,无论走到哪里,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户籍都在原地,仍保留了农村土地的集体产权,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农村有着联系。正是这种不完全性使边缘性群体随之产生,典型的例如农民工,他们职业是工人,但身份仍是农民;工作在城镇,户籍仍在农村。

  2.阶层分化的不稳定性。农民阶层分化的不完全性决定了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不稳定性。无论是职业状况,还是生活模式,中国农民都处于一种相当不稳定的状态,“昨日的雇工,今日的雇主”的现象并不鲜见。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完全稳定和固化在某一阶层之中,他们在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频率很高,频繁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导致了农民个人身份定位的不确定性和阶层归属的不稳定性。

  3.阶层界限的模糊性。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家庭是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虽然阶层的基本单位是村民个人,但家庭对村民个人的身份变迁、对村民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利益状况等都有着深刻影响。由于不同的产权形式、不同的职业活动、不同的空间流动等往往寓于一个家庭之内,因而社会分化被融化在家庭统一体内而趋于模糊。此外,部分村民的边缘化和“两栖化”也会模糊乡村社会成员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卢福营,2005)。

  4.阶层结构隐形化。农民阶层分化的不完全性和不稳定性以及阶层界限的模糊性,导致一个人可以同时进入多个阶层。个人阶层身份的多重性,使阶层成员在地位、利益和价值等方面难以自觉认同,没有明确的阶层意识,从而难以取得一致性的心理与行为要求。这就削弱了各个阶层的凝聚力,弱化了个人对阶层和阶层冲突的参与程度。所以,现阶段农民各阶层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结构发生作用,在社会互动中不能作为一个阶层自觉行动。

  (二)阶层分化的不平衡性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这种改革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迅速地拉大了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改革的渐进性、地方发展差异性以及对传统路径依赖性,使中国农村社会在非农化过程中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反映在农民的阶层分化上就是不同地区、不同区位、不同村社和不同家庭之间农民阶层分化的不平衡性。

  1.地区差异。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与经济开放程度、非农产业发展程度等因素紧密相连。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简单,越具有传统社会的特点,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越大;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复杂,越具有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农业劳动者规模越小。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改革开放政策首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实施,中国农民阶层分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点: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发达,不仅城镇,部分乡村都成为吸纳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而中西部地区则由于农村非农经济欠发达,成为非农劳动力的输出地。农民的阶层分化程度明显地呈现出由东到西依次递减的状况(陈德顺,2000;陈东平,2001)。

  2.区位差异。农民的阶层分化不仅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地区,也会由于距离城市和市场中心的远近而各有不同,呈现出明显的区位特色。张红(2005)对陕西省6个“城中村”的考察发现,区位结构的不同使这些村庄在农民阶层分化的模式和程度上具有显著的差异,距离城区越近,村庄受到的“拉力”越大,农民分化越明显。优越的区位特征有利于农民外部职业分化。鲁礼新(2004)对处在省和县级行政区边远地带、区位条件较差的沙坡村的调查研究发现,自然资源环境差、信息流通不顺畅,影响着农户经济行为,不利于农民的职业分化。

  3.村社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农村涌现出了众多富有特色的非农化发展模式,例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阜阳模式等,发展模式的不同决定了这些农村社区农民阶层分化模式和分化程度的不同。卢福营(2000)对浙江4个典型村的研究发现,在集体工业经济发达的农村社区,工业化过程中农民的分化表现为一元化的变迁,不像大多数大陆农村表现为多元化。在这种社区,由家庭承包的农民变为农村集体的工人,其村民的身份转换是同步的,尚未明显地分层化;而在个体私营经济发达的农村社区,农民分化不仅表现为多元化,而且形成了一个以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劳动者阶层为主体的分层结构。

  4.家庭差异。农民的阶层分化与农户的市场经济意识、非农劳动技巧、科技文化水平、对农业资源和政策资源的占有程度密切相关。倪娟芝等(2004)考察了不同家庭经营模式对农民分化的影响。研究认为,在承包型家庭经营模式下,土地经营能手将会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家庭农场主;部分农户将放弃土地经营,成为产业工人或其他行业的劳动者;部分农户解除承包关系后将转向自营型家庭经营,或转向雇工经营进而发展成为私营企业主。自营型家庭经营处于明显的不稳定状态,必然要产生新的分化,或放弃家庭自营项目到乡镇或城市就业,成为工资劳动者;或者重新回到承包经营,特别是土地承包经营,甚至与其他农户联合组建股份合作公司等。

  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不平衡性,加大了该问题研究的复杂性,各地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模式和结构不同,使我们很难以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度量和分析不同类别农村社会成员的分化和其分层结构(卢福营,2000)。另外,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不平衡性,也说明社会分层系统并不像最初的市场转型理论所认为的,市场经济有一套确定的分层机制与之相配合,现实中的社会分层系统实际上是由多个不同的、作用大小不一的分层过程所组成,因为现实中的市场或者说市场制度是多种多样的。

  显然,忽视这种多样性无助于对中国农民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

  

  四、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反思

  

  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在改变了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使中国社会结构开始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化的同时,也给笔者留下了新的思考。市场化而非工业化主导的中国农民阶层分化有何特殊性?

  新兴的市场力量在攻克传统社会制度一个又一个壁垒的同时,是不是又掩盖了其背后隐藏的新的社会不平等?中国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变革将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一)中国农民阶层分化具有多元性

  纵观世界现代化史,无论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西欧,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农民最初的职业分化都是源于城市化和工业化,主要途径都是农民破产进城,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当时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迫使农民迁往城市沦为产业后备军的典型实例。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伴随着工业化的产生与发展,农民阶级不是多元化地分化为若干阶层,而是一元化地化为无产阶级。然而,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并没有遵循这一规则,其原因在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农民分化不是始于工业化,而是源于1978年之后限制农民流动和自主经营规则的逐渐松弛。传统的制度结构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使理性的中国农民在由静态社会向动态社会转化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分化的格局:既有传统的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等途径,又有打工、经商、办企业等方式;既有“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人阶层的兴起,又有远离故土到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的农民工的出现。这种多元分化在避免造成大的社会震荡的同时,也导致了农民分化的不彻底性、不稳定性和长期性。

  (二)农民工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独立的阶层

  改革开放30年来,第二、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已经使大量的农民完全地脱离了土地,1978年,农业劳动者占全体从业人员的比重为70.53%,到2000年已经下降为46.88%①「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1)」,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外出打工的农民数量仍在不断上升,有理由相信,现在的农业生产者比重更低。传统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地位弱化的背后,其实是新的社会阶层——农民工形成并凝固的过程,截至2007年底,农民工总量接近2.1亿人(白天亮,2008),他们在城里工作、生活,但又不能享受城市社会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等,“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立的阶层,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工阶层的演化以及工人阶级的重组将代替农民阶层的分化而成为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主旋律。

  (三)农民的阶层分化没有改善中国社会的不平等

  如果从机会获得的角度来衡量社会的不平等,那么,依据市场转型理论,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改善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市场化改革使机会分布更平等,那些有较高人力资本的直接生产者从改革中获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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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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