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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强:理论自觉与中国法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尝试

——读郭星华《法社会学教程》

更新时间:2012-05-06 22:04:06
作者: 秦强  

  

  从法社会学学说和法社会学流派的关系看,学说是形成流派的前提和基础,流派是学说的必然结果和最终体现。因此,要想形成中国的法社会学流派,首先应该形成中国的法社会学学说,学派的形成是学说争鸣的自然结果,是理论自觉的集中体现。对于学派的地位和重要性,郑杭生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学派要靠正常的学术争鸣来促进。学派应该是从不同的方面抓住和体现时代的精神,这是学派的灵魂、学派的生命,否则所谓学派就只是徒具形式,而无实际内容的空壳。真正的学派是理论自觉的高层次形式——理论自觉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共识。社会学的中国理论学派,是中国社会学的支撑点。这样的学派越多,表明中国社会学的力量越雄厚、水平越高超,越有生命力和创造力。总之,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地位、理论内涵、理论学派,都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直接相关,都离不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ix]基于学说和学派的重要性,中国法社会学要想取得根本性的进展,也要形成自己的学说和学派。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社会科学理论都发端于西方社会,中国本土的法社会学学说几付阙如法社会学学派更是几近空白。因此,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提炼中国的法社会学学说,构建中国的法社会学学派就成为法社会学者的当务之急。而要想形成中国的法社会学学说,就需要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将中国的法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的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现代法治化建设,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颁布法律、法规,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的过程,而是一个重建社会秩序的复杂过程。”[x]在中国的法社会学理论与法社会学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法社会学学说的产生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中国法社会学流派的诞生才能提上日程。

  在中国法社会学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编者对法社会学学说的本土化做出了可喜的尝试。编者指出,当前一波又一波研究中国的热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然而,“中国理论”却始终走在了“中国实践”的后面,很难起到给予“中国实践”以前瞻性的指导,丰沃的“中国经验”土壤却未能产生出丰硕的“中国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基于这种使命意识,编者和其研究团队自1996年开始,一直致力于法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本土性的法社会学学说。在内容上,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法治建设的法社会学探索、犯罪问题的法社会学探索、民间纠纷的法社会学探索等三个领域。这些学说绝大部分都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提炼、概括再上升到理论层面上来的。这种创建中国法社会学学说的努力在《法社会学教程》的附录部分“法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探索”章节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在“法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探索”章节中,编者在总结其15年法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本土性的法社会学理论,比较重要的有:法律的“在场“与“不在场”理论、法律的实践逻辑理论、犯罪成本理论、犯罪人的自我归因理论、堕入犯罪的“漏斗效应”理论、法律的“差序利用”理论、弱者诉讼理论和法律的“甩干机制”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一种提升和总结,实际上是中国本土法社会学学说的基础或雏形。

  例如,在法律的双向诠释理论中,编者为我们如何理解法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以往的法社会学研究中有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之区分。内在视角倾向于将法律看作是一种情形定位的规则(rule-situation),通过语词分析等技术阐释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在这种分析视角中,法律概念的内在含义是被悬置或遮蔽的[xi];而外在视角则是将法律看作是社会的子系统,探讨法律发生作用或机制的各种外生变量。这两种视角无法很好地理解法的社会性和内生的复杂性,其对法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或有限或疏离,需要引入一种新的解释视角。法律的双向诠释理论从法的意义这一视角出发,试图提出一种超越内外两分视角的可能:一方面沿袭韦伯解释社会学传统,探寻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法律的意义”,此为一种阐释途径;一方面反思法学界近年来一些代表性理论及其理论意义,此为另一种阐释途径。分析这两种阐释中内在的差异和不可化约性,从而揭示出现代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总体困境。

  在法律的“甩干机制”理论中,编者以婚姻关系为例,指出法治的进程没有触动到人际关系的组合方式。离婚诉讼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发生在有私密关系的夫妻之间的诉讼,即身份之诉,而实际上诉讼的结果将决定以姻亲为媒介的初级关系网络是否得以重建。诉讼程序对于离婚结婚的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甩干程序”。唯有通过法院这台甩干机的高速运转,法律的外衣才可以做成,一桩纠纷也可以披上这件外衣并以法律纠纷的面貌呈现。有两种途径通向这种甩干过程:一种是问题化,当事人将纠纷上升到问题的维度,对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矛盾重新解释;二是法律化,把问题进一步解释为一个法律问题,对该问题进行程序化的表述和包装。甩干机制还包括了一个子环节,即“熨平”机制。法律与生活之间的印痕始终是存在的,必须通过档案整理工作等环节将纠纷诉讼在法律文本上变得更加平滑、整洁和无可挑剔。“甩干机制”形象地指出了生活世界与法律系统之间的链接关系,并指出了这种关系在中国基层情境中的特殊性。[xii]

  在法律的“差序利用”理论中,编者表明了中国的本土文化和社会现实如何影响法律的运作。编者研究发现,在正式的司法运作之外,由于血缘关系亲疏会导致法律运用强度的差异。引起这种差异的关键,在于国家法律主要是用来调节与外人间关系的工具。中国人向来秉持家和为贵和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如果内部纠纷采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带来的结果通常就是关系的破裂,以及家丑的散布;而且,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地方传统势力会对当事各方形成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从而影响当事人的选择。当事人如果一意孤行,则可能使自己脱出赖以生存的地方环境而陷于孤立。只有在那些远离乡土的人当中,这样的束缚才有可能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对当事人而言,尽量遵从地方传统习惯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而对调解人来说,其扮演的角色一方面可加强自身的权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一种卫道士的信念。在当代中国乡村中,这种利用法律的差序格局因其适应了地方情境而具有一定的正当性。[xiii]

  通过上述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的法治话语固然处于一种绝对的强势地位,但是,这并不表明西方的法治话语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话语。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治传统悠久的礼俗社会中,关系、人情、伦理、道德事实上构成了支撑社会运行的潜在规范,对于我们来说,法律规范仅仅是众多社会控制手段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一种。因此,在对我国的法社会学进行研究时,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转型社会的事实,从社会现实出发,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学说奠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之上,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由于中国国情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西方的法社会学学说很难能对中国法律的真实运作情况做一个如实的描述,中国社会特有的潜规则、隐权力只有常年生活在其中的国人才能真切的感受和体验到。因此,只有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研究中国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提升中国的法社会学理论和学说,中国的法社会学研究才能摆脱对西方法社会学的路径依赖,才能在激荡变革的社会转型中为中国的法学和社会学发展和法社会学流派的形成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或许,这就是《法社会学教程》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

  

  注释:

  [i] 郭星华主编:《法社会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ii]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 年第3 期。

  [iii] 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 年第5 期。

  [iv] 李潇潇:《理论自觉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访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9日。

  [v]郭星华主编:《法社会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vi]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邓正来译:《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6页。

  [vii]郭星华主编:《法社会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6、278页。

  [viii]郭星华主编:《法社会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9-391页。

  [ix]郑杭生:《“理论自觉”简要历程和今后深化的几点思考——在“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xueshuredian/makesizhuyishehuixuezhuantiyanjiu/cujinshehuixuedelilunzijue/2010-08-08/10775.html。2010-9-8访问。

  [x] 郭星华主编:《法社会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6页。

  [xi][英] 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xii]郭星华主编:《法社会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5页。

  [xiii]郭星华主编:《法社会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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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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