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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华 欧阳静:论熟人社会面子

——基于村庄性质的区域差异比较研究[①]

更新时间:2012-05-04 17:25:01
作者: 桂华 (进入专栏)   欧阳静  

  

  受各个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北方农村一般具有如下特点:村庄规模较大,每个村庄一般是有两三个大姓组成,姓氏内部的血缘关系发达,认同度和一致行动能力较高,不同之间具有地缘关系,不同的姓氏家族通过合作与斗争而联合成为村庄。总体而言,北方农村形成了以家族(一般为20、30家)为单位的分裂的村庄结构,不同家族之间竞争性强,并且内部社会分层也比较明显。

  北方农民的面子观深受这种分裂性与竞争性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北方农村中广泛地流传着“光棍[③]”和“眼子”这对对人称呼用语。所谓“光棍”是指那些“生活在面上”,能说会道,个人能力强,社会关系广,处处不吃亏的人;所谓“眼子”是指那些老实巴交,被人看不起,处处吃亏的人。“光棍”就是有面子的人,尽管这种人道德品质不一定很高,但他们却具有号召力,是积极分子,是“牵头者”,是矛盾的调解人,是说话有分量的人。相反,“眼子”可能为人很忠实,但却因为能力差而被人看不起,是没有面子的人。通过分析“光棍”和“眼子”这对人物形象,可以发现,在北方农村中,一个人所拥有的面子与他在村庄社会分层中的位置高度吻合。如果一个人家族大、兄弟多,个人能力强,且家庭条件不差,这个人就可以成为他们家族的代表,他在村庄中就会受人尊重;相反,一个人家族小,个人又不会为人处世,且家庭条件不好,这个人一定是最被人所看不起,这样的人在河南农村又被称为“死鳖户”(即一辈子翻不了身的意思)。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北方农村中,面子大小是与能力大小成正比例关系,与社会道德规范的关系不强。事实上,那些“眼子”恰恰是最为老实忠厚的,却因为能力差,而成为处处受气的“死鳖户”。分裂的村庄结构,导致了农民之间的竞争性较强。在北方村庄中,每个农民都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即要努力改变个人在村庄结构中的位置。在笔者调查走过的全国农村中,北方农村的纠纷是最多的,农民可能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打出手,甚至引起家族间的对峙。董磊明研究北方农村的日常纠纷发现,“所争议的(土地)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有的农民户间为了地界问题却陷入‘马拉松式’的斗争之中”,这类性质的纠纷不是抽象的“权利”纠纷,而是熟人生活纠纷,是“面子”之争,“这时他们所在意的,往往已经不是那么一点利益,而是‘一口气’[16]”。在北方农村竞争性的社会结构中,一个人如果在纠纷中退败下来,就会丧失“面子”,就有可能人认为是“好欺负的”,以后可能常被别人占便宜,从而沦落为“死鳖户”。竞争性与面子是一体两面的,它们都产生于分裂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并强化了这种结构。

  在北方农村中,面子象征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有面子的人,在村庄生活中就会“吃得开”,在与别人打交道时,处处方便,体现了面子的工具性。并且,对于北方农民而言,面子本身就构成了生活的动力,有面子就意味着他在村庄中处于上层位置,意味着走到哪里,别人都要高看一眼。北方农民最大的生活动力来自于要让别人看得起,具体的方式是,积极地参与村庄社会竞争,努力改变自己在村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北方农民能够在这种微妙争夺面子的生活场景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二)南方农民的面子

  所谓南方农村,主要是指华南地区的农村。尽管华南地区开发较晚,但长期避免遭受战乱影响,南方村庄一般都有700年以上的历史,因此村庄发育得比较完善。南方村庄一般是单姓集聚,远离国家政权中心,宗族组织发达。在南方宗族性村庄中,基于血缘建立的社会关系稳定紧密,形成了完整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南方农村表现出团结性和有序性的社会面貌。

  基于团结的社会结构,南方农民形成了与北方农民不同的面子观。罗兴佐在江西农村调查时发现,当地农村存在所谓的“第三种力量”,“即村庄上出去的,在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村庄人称之为“在外面工作的人”)[17]”,这些人“对村庄事务的关切”,他们构成了村庄治理的重要力量。“第三种力量”也被称为“庄外的庄里人”,这个群体在生产、生活上基本脱离村庄,但他们的人生意义还要在村庄里实现。对于南方农民而言,在村庄之外取得成就并回报村庄是最有面子的事情。与北方农村不同在于,北方农民取得成功之后,就会立刻改变自己在村庄结构中的位置,从而使自己从“被别人看不起”变成为“看不起别人”,而南方农民取得成功之后,还必须要附属上为村庄做贡献这个条件,才能获得面子。

  在南方农村中,面子是与村庄社会规范相关的,一个人能力强、成就大,只要他的行为不符合村庄规范,就会变成最没有面子的人。我在湖北大冶农村调研,当地有个人在县里当局长,村里修路他没有做贡献,清明回家所有农民都不搭理他,他的车还被村民推到水稻田里了。同样,对于生活在村庄里面的人也是如此,在村庄生活中,“黑着脸说直话”的人最有威望。所谓“黑着脸说直话”是指,按照村庄规范说话办事,这样人代表着公道而非个人立场,就能够得到村民的信任,成为最有面子的人。南方农民的面子观是建立在村庄道德价值规范意识基础上的。

  在村庄生活中,没有道德规范意识的人,会被别人看不起,没有人愿意与其打交道,这种人被称为“鬼不缠的人”。从工具性层面上看,不按道德规范为人处世,就会丧失别人的尊重和信任,没有面子意味着没有人愿意与其打交道。从价值性层面上看,在南方村庄中,面子是村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的表达,是“村落文化的延续及其功能的现实化[18]”。在南方村庄中,面子本身不是终极价值,面子的价值来自于村庄价值规范体系。对于南方农民而言,面子本身不是生命的价值所在,面子也不能构成生活的最终动力。获得了面子是个体已经融入村庄社会规范体系的表现,南方农民很重视面子,但又区别于北方农民的“为面子而活”。

  (三)中部农民的面子

  所谓中部农村,主要包括分布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江汉平原、黔渝山区、成都平原,以及东北地区的农村。这些地区农村历史较短,开发较晚,是由明朝中期以后的多次移民逐步形成的。比如,我在湖北襄樊地区调研发现,当地村庄的居民分为四类,第一类被称为“老户”,一般是指最早由“江西填湖广”迁入的居民;第二类是解放前租种地主土地的“棚户”,经过解放后土改,落户当地的居民;第三类是人民公社时期,水库移民迁入本地的居民,如指丹江口水库移民;第四类是指分田到户以后,从山区自发移民到本地村落的居民。川渝地区村庄一般是由“湖广填四川”形成的,东北农村是经历过“闯关东”移民形成的。中部农村多姓杂居,每个村落一般由十个以上的姓氏构成,每个姓氏人数在几十人以下。在中部农村中,地缘替代血缘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形成了典型的“地缘村落”,农户间的独立性强,社会分层不明显,呈现出涣散的社会结构样态[19]。

  中部农村缺乏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宗族和家族组织,包括排涝灌溉、防盗防匪、生产安排、红白喜事等,个体家庭无法解决的事务,主要依靠异姓的邻居来完成。在长期的交往中,每户村民都主动在村庄中建立和维系一定数量的相对固定互助关系。王铭铭研究表明,“在任何汉人社区,合作与互助受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定。合作与互助并不是超地方性的,而是与一定的地方社会关系的体系有密切的关系[20]”。在北方农村和南方农村,“互助圈子”是与家族或者宗族重合的,而在中部农村,稳定的互助关系是靠送人情的方式维系的。因此,中部农村的人情往来是相当频繁的[④]。

  在中部农村调查农民人情现象时,农民说:“送人情就是给面子,你给我面子,我就给你面子”,农民还说:“我给你送人情,你不还人情,就是看不起我,以后帮忙时,面子上就抹不开”。中部农民眼中的面子既不是北方农民所看重的“地位和尊严”,也不是南方农民所看重的“规范和意义”,对于中部农民而言,面子是以人情为载体的交换工具,“礼尚往来”就是相互给面子。

  在中部农村中,家庭之间缺乏先赋性的血缘关系,社会关系主要依靠后天建构建立的。横向看,缺乏明显的“以己为中心,愈推愈远,愈推愈薄”的“差序格局”形态,与之相应,每个农户都是平等地参与村庄生活,也缺乏阎云翔所讲的纵向“等级有序”的“差序格局”形态。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部农村涣散的村庄结构。这样的结构,既缺乏北方农村的竞争性,也缺乏南方农村的规范性。中部农民既不需要像北方农民那样,通过改变个人在村庄结构的位置来获得面子,也不需要像南方农民那样融入村庄规范来获得面子。中部农民所注重的面子,主要发挥着维系互助关系的功能,体现了较强的工具性和实用性。中部农民维持面子的方式侧重社会交往的技巧性,讲究平等待人,不占别人便宜,并要善于与人打交道。东北农民常常讲,“要会处关系”,芜湖农民讲“人情大如债,头顶锅儿卖”,川渝农民要求会“耍”等,都体现了社会交往的技巧性。

  (四)面子的区域比较

  基于面子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及农民获得面子的方式和面子自身特性,可以将三个区域的面子现象进行对比分析,见表1。

  

  表1 面子的区域比较

   村庄社会结构 面子的基础 面子的特性(强弱)

   工具性 价值性

  北方农村 分裂且分层 村庄结构中的位置 中 强

  南方农村 团结且有序 村庄价值规范体系 弱 中

  中部农村 分散且平等 人情互动 强 弱

  

  北方农村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混合形成的,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族,是村庄内部稳固的社会认同和行动单位,家族内部团结,家族之间斗争激烈,造成了分裂和分层的社会结构。北方农民能够在家族内部获得支持和保护,使得面子的工具性较中部农村弱,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每个农民都很在乎其所处的位置,对村庄位置的敏感性就表现为农民之间激烈的面子竞争,凸显出面子的价值性。

  南方农村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族结构既能够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支持,也避免了内部的分裂,使得面子的工具性弱。又因为南方村庄发育完善,道德价值规范完整,面子是村庄价值规范的派生物,使得面子自身的价值性较北方农村弱。

  中部农村是通过移民形成的,缺乏先赋性社会关系,农民必须要通过人情面子来维系稳定的互助关系,以备生产生活不时之需。在中部农村中,只有建立了人情关系后,两个农户才能够从熟人关系变成自己人关系,只有变成自己人关系之后,面子才能够发挥作用,出现困难时,对方才会义不容辞地进行帮助。通过人情往来建立的面子互换,为农民建立了信任感、亲密感和预期,面子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工具。对于中部农民而言,积累面子本身不构成目的,其价值性最弱。

  

  四、面子与村庄社会变迁机制

  

  抽象地讲,与“面子”相对的是“里子”,可以将面子理解为形式,将里子理解为内容,面子与里子是“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费孝通,1998:80)的关系。农民的面子是以村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农民的面子观可以看做是村庄社会性质在农民行为上的表达。因此,作为“里子”的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性,就表现为农民面子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看,乡村社会变迁必然会影响到农民的面子观,与之相对应,农民面子观的变化也会推动村庄社会变迁。

  费孝通曾经从“名实关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乡土社会变迁机制:

  回到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说,反对被时间冲淡,成了“注释”。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对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明无违。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21]。

  与费孝通描述的传统乡土社会缓慢变迁方式不同,当前中国农村在人口流动、市场经济冲击、现代文化输入等因素的影响下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被称为“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另外,费孝通对社会变迁中“名实关系”的论断,是在中国乡土社会以及整个中国历史过程的宏观层面上作出的。在微观层面上,农民的面子观及其实践形态与村庄社会变迁同样是相关联的。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论述社会变迁时说,“任何社会决不会有一天突然变出一个和旧有结构完全不同的样式,所谓社会变迁,不论怎么样快,也是逐步的;所有的,在一个时候说,总是整个结构中的一小部分[22]”。乡村社会中的“名实关系”就产生于这种变迁机制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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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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