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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连营 郑磊:宪法学的知识转型与方法综合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争论为素材

更新时间:2012-05-03 14:27:18
作者: 苗连营   郑磊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急速发展与嬗变的历史时期,频繁而热烈的学术争论是其显著标志。基于宪法学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的学术史考察发现,这20年的宪法学研究呈现出一条以“反思与重述”为基本特征的学术演进脉络,以及研讨主题和范式的两次转换与嬗变。面对持续的社会转型与国家制度建设,中国宪法学需要立足宪法文本和宪政实践来寻求新的共识,发展出一种能够解释中国问题,弥合事实和规范之间缝隙,指引中国宪政建设的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

  

  关键词: 宪法学;学术史;学术争论;研究范式;知识转型

  

  清末立宪以来,中国人便踏上了一条漫长的寻梦宪政之旅。虽多以失败告终,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关键词,却以语言文字、法律文本、制度建构等形式深深镶嵌在了中国社会的演变轨迹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制宪、修宪与行宪的曲折实践,共和国宪法学与宪政建设一道摸索前行,披荆斩棘六十余载,历经孕育、初长、磨难、停滞、恢复、反思、重建等坎坷阶段,显示了其顽强不屈的生命活力。其间,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相互配合、学理研究与宪政实践遥相呼应,摸索出了一条比较清晰的中国式宪政建设之路,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身的理论脉络与主题。[①]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②]之时的回顾未去;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年[③]之际的梳理还在,宪法学界以及整个法学界做了大量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素材与学术线索。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止步于爬梳资料,那只能说刚刚走完了学术史研究的第一步,尚不能揭示宪政发展的内在规律,更无法洞察学术研究的时代课题,要清晰地把脉当代中国宪法学的发展历程,从我国宪政建设的实践经验之中提炼出理论线索,还需要做细致的思考与切面的观察,以揭示其间的复杂面相。为此,本文拟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时段,以“典型学术争论”为样本,以“学术史”为主线,以期通过学术“断代史”的界面与视角,观察和展望当代中国宪法学知识体系与研究范式的变迁。

  

  一、选择学术史视角的基本考量

  

  学术史是这样一个学科和一种方法,它致力于观察和揭示一个学科的研究主体与研究成果之间的互动关系,确认和总结学术研究的成败范例,分析和评估实际的学术处境,预测和指引学科的发展方向。因此,如果说宪法学是研究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宪法现象的话,那么,宪法学术史就是针对宪法学研究的研究。宪法学研究乃是为了揭示宪法现象的因果律,并为之提供解释框架,构筑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而宪法学术史则是通过分析宪法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反思既有宪法理论的进步与不足,以促进宪法理论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它要求我们跳出具体化的宪法研究来,以史学的眼光审视和分析宪法理论和宪政实践的契合程度,反思和修正我们的知识体系(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然后再带着小心回到法学研究之中。唯有如此穿梭不息,才能真正实现宪法理论与社会变迁的同步对接。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是,新世纪以来几乎整个法学乃至社会科学领域,都掀起了一场学术史研究的热潮。[④]

  

  (一)为什么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为什么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段学术历程作为分析样本呢?这主要是考虑到:

  第一,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密切关联,是观察新中国宪法学研究脉络的第一条线索。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中国的宪法学基本上是宪法注释学,扮演着政治“婢女”的角色。经过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积累以后,“20世纪90年代,中国宪法学进入了一个学术喷发期,在近三十年中的中国宪法学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⑤]相应地,政治向学术输出的单向度趋势也得以改观。经由宪法学者的鼓与呼,执政党藉由修宪途径,逐渐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私有财产权保护、人权等宪法范畴,纳入到宪法文本之中,形成了一种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双向互动态势。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更是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哲学主导时代的一个拐点,它标志着中国宪政正逐步从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命题,转换为发现与建构民主主义、价值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理论”并以此指导中国宪政建设的科学知识体系。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需求与宪法学研究的知识供给,是观察新中国宪法学研究脉络的第二条线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为观察宪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全面的、深刻的转型期。既有的社会学、经济学研究都表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需要区别来看。简而言之,“80年代是一个资源扩散的年代,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同步;而90年代以来的中国则呈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出现社会断裂和权力失衡。”[⑥]贫富差距拉大、城乡二元加剧、改革共识破裂、经济增长悖论、利益结构的极度倾斜与失衡等问题在90年代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单向度的经济体制改革遭遇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羁绊。如果我们把它转换为法律语言,就是宪政体制中权力与权利的结构性失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93年入宪,“宪政”话语在此时进入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可谓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第三,修宪实践与宪法研究的互动与跟进,是观察新中国宪法学研究脉络的第三条线索。80年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围绕“82宪法”的制定与实施,学者们积极宣传宪法、解释宪法,正常的学术研究得以迅速恢复与发展,成果数量逐渐增多。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次修宪,修宪年份的前后都有一波宪法学研究的热潮。其中,1988年宪法修正案只有两条,尽管意义重大,但并没能产生规模效应。无论是经验事实还是实证数据都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宪法学研究才真正步入快车道。运用“中国期刊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以10年为一个时间段,分别以“宪政”为“主题”和“题名”进行检索,其结果如下:[⑦]

  

  以“宪政”为“题名”

   以“宪政”为“主题”

  

  年份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年份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篇数

   32

   248

   4076

   篇数

   194

   754

   11666

  

  由此可见,进入到90年代以后,“宪政”已经真正成为一个学术热点,而且,对宪政问题的关注,远远不限于学科意义上的“宪法学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都在以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推动着宪法学研究的繁荣。当然,观察线索并不限于这三条,例如个案化的宪法事例、经济发展与宪政转型等都不失为很好的分析理路。

  

  (二)为什么以学术争论为考察对象

  

  概观历史,若将中国百年宪政运动分为三个时期,即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的话,人们在词语的选择上似乎有一种偏好或约定俗成,即清末用“立宪”,民国用“宪政”,新中国用“宪法”。[⑧]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宪法学界才又重新开始广泛地探讨“宪政”的概念及相关的理论问题。[⑨]面对如此浩繁的学说论著,我们为什么要以学术争论为中心呢?为什么又要特别选择“良性违宪”、“宪法司法化”、“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能不能使用宪政概念”、“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等六次学术争论呢?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学术论争集中展示了社会发展和宪法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需求与理论回应的衔接度和及时性,反映了一个国家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切合程度和学术共同体的问题意识。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各样的宪政理论与实践问题,宪法学者都在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并有效地推动了宪政制度的发展。从学术史的层面上再现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次又一次关于宪法重要问题的论争,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揭示我国宪法学理论是如何回应社会转型这一历史命题的,并有助于发掘被人忽视的共识性知识。读者不仅能从其间领略到我国宪法学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同时也能真实感受到共和国宪政建设的艰辛历程。

  第二,学术争论忠实记录了中国宪法学的成长历程和宪政理论的演变脉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社会变迁中,宪法学界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命题进行了学术争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宪法学界开始对传统的深受苏联国家法学影响的宪法观念、范畴和体系进行反思,理论研讨的频次、议题都快速增长。在宪法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上,学术界出现了“脱政(政治学)入法(法学)”、回归“学术自我”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宪法学的“政治属性”,保持了宪法学适度的中立性与自主性。[⑩]而21世纪以来,“中国宪法学已开始步入认真反思和重构宪法学理论与体系的阶段”。[11]

  第三,这六次学术争论具有相当大的典型性和涵盖性,基本可以包容和整合其间许多规模较小或主题相近的学术讨论。韩大元教授曾撰文列举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16次宪法争论,包括“宪法学对象之争、宪法序言性质之争、宪法学基本范畴之争、良性违宪之争、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之争、物权法的合宪性之争、违宪审查制度之争、基本法的解释之争、宪政概念之争、基本权利之争、基本权利效力之争、齐玉苓案之争、基本法律效力之争、国务院的立法权之争、检察机关性质之争、宪法的司法适用之争等”。[12]与我们选定的时段样本和主题样本相比,一方面,韩教授选取的时间跨度更大,议题更多;另一方面,为了忠实记录,一些不足以触动整个宪法学研究脉络的主题也纳入其中。考虑到本文的研究主旨,我们仍以前述六次学术争论为主题,但也会在论证过程中引用其他争论和第四条线索——新世纪以来浮现的个案(宪法事例)作为佐证。

  可以这样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六次学术争论,并非昙花一现或者分歧大于共识,而是呈现出两个回合的概念更新、主题变换的差序格局和统分并进的方法嬗变等基本特点,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为宪政中国化共识的形成与中国的宪政建设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反思与重述:以宪法和宪政概念为分析主线

  

  宪法学范畴是宪法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石。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宪法学研究,围绕“宪法”与“宪政”这两个核心范畴,宪法学界分别经历了两个回合的集体反思和知识更新。可以预见,有关宪法和宪政概念的再修正、再定义不会结束,但从学术史角度仔细观察和分析这两次反思的社会背景、争论过程和知识遗产,至少对我们收拾行装第三次出发,建构“中国的”宪政理论有所裨益。

  

  (一)宪法概念的变迁

  

  1.第一回合:反思经典定义

  

  建国以后,苏联的宪法学知识体系被整体引入中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典马列主义作家关于宪法的论断,维辛斯基关于“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的定义,被传统的宪法学著作奉为圭臬。譬如,毛泽东关于“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的表述。[13]再比如,列宁关于“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的论断。[14]革命导师对于宪法的这些定义长期以来深深影响着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初,有宪法学者开始意识到,立足于阶级性、根本法、民主事实法律化这三个关键词的既有宪法概念,“无法全面反映宪法的实质和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宪法学范畴体系的结构和研究方法的选择,急需重新表述”。[15]应当说,这种学术反思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背景。因为,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姓资还是姓社”之争告一段落,1993年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认,直接促成了“阶级话语”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地的“下架”。在这个时刻反思宪法的阶级性,提倡引入“公权力/私权利”对峙范畴,可谓正当其时。

  如果说,阶级性淡化是关于如何“定义”宪法的第一回合反思的成果的话,1996年前后的“良性违宪”之争提出了一个更为严肃的命题:我们该如何“对待”宪法。[16]由此引发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有学者感慨,“‘什么是宪法’这个命题也许是没有答案的”。[17]其实,概念和认识上的多元,恰恰反映了中国宪法学对“什么是宪法以及中国宪法向何处”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夏勇教授基于中国宪法应当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的立场,提出了“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宪政宪法”三分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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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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