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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鹏:“新古典社会学”的宏图与迷思

——以多元转型绩效比较为切口的批判性综述

更新时间:2012-05-03 09:43:57
作者: 吕鹏  

  

  [提要]本文旨在对伊万·塞勒尼等人提出的“新古典社会学”的理论脉络及其过去15年里的进展进行全面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对所谓“后共产主义世界”的市场转型的不同绩效进行比较的分析路径。面对市场转型呈现出的“趋同”与“分化”并存的复杂局面,笔者提倡一种以宏观逻辑与微观机制为基础的解释框架。在宏观上,需要厘清工业化、全球化和转型这三种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宏观逻辑”在经济现象上的不同解释力,在微观上则通过分析行动者的策略,揭示这些宏观逻辑得以运作的机制。

  

  [关键词]新古典社会学 比较分析 机制解释 多元转型绩效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这一事件意味着两年之前开始的“后共产主义时代”席卷了整个东欧。整整 20年后,那些曾经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有的声称自己完成了“转型”,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有的则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还有的则处在历史的十字关口。对“转型研究 ”来说,一项必须面对的议题是,如何对过去20年来所呈现出的多元的“转型绩效”进行解释?

  跨国比较研究在解释国别差异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基于机制层面的解释依然凤毛麟角。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提出一个基于机制层面的跨国比较研究的分析框架,用以分析“转型国家”所取得的多元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绩效。从理论脉络上来说,这个分析框架直接受到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等人提出的“新古典社会学”的启发,并试图对其做出改进。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对“新古典社会学”的主要内容做一番评述。第二部分将对这一理念提出后近15年来所谓“后共产主义世界”的多元面貌做出描述。其中既包括了塞勒尼本人的观察,也包括了笔者对其观察的经验性的补充。第三部分笔者将从“宏观逻辑”和“微观机制”两个层面,结合在第二部分提出的经验素材,展示对“转型绩效”进行比较研究的框架。本文的最后部分致力论述“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对未来可能兴起的经验项目进行了展望。

  

  一、“比较资本主义”的两个层次

  

  在社会转型研究领域,吉尔·伊亚儿、伊万·塞勒尼、艾莉诺·汤斯利三人合著的《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Eyal etal.,1998)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在这本著作中,他们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规划,并将其冠名为“新古典社学”。这个“新古典社会学”的核心研究规划是“比较资本主义”。它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并非“趋同全球化命题”所预设的那样,只有一种单一的、同质性的模式,也并非“古典社会学”所描绘的那样,只有一种发展轨迹;相反,“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2不仅目标不同、形式各异,而且形成的轨迹和动力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对复数形式的资本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开展“比较资本主义”的研究。进一步来说,“比较资本主义”至少有两个既相互关联又有所不同的层次。

  在对这两个层次做进一步阐述之前,笔者需要对一些术语做出澄清。“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体制衰落之后的资本主义”的意思。需要说明的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词都沿用了塞勒尼的说法,而在塞勒尼那里,它们都并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判断,而更多地是为了便于与西方学术界衔接而给两种经济体制贴上的标签。受到波兰尼关于三种经济整合模式的启发(Polanyi,1944;吕鹏,2005),在塞勒尼看来,只要一种经济体制的主导性协调机制是按照“形式理性”来算计成本和收益的,它就是“资本主义的”;若经济体系的支配性逻辑受“实质理性”形塑,经济再生产从属于“政治考虑”,则就是“共产主义”(Eyal etal.,2003)。也正是因为塞勒尼更看重的是经济体制,因此他多倾向于使用自己所创造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和“市场导向的经济”来指代“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Szelényi etal.,1994)。这两个概念也非常接近于科尔奈提出的“官僚协调的经济”和“市场协调的经济”(Kornai,1992)。此外,在塞勒尼的术语体系中,凡是经济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资本形式或运作逻辑发生了改变,就可以称之为“转型”。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中,作者分析了在中欧历史上发生过的三种转型: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从资本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型,从国家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也就是说,“转型”一词在本文中不带有任何“目的论”的暗示,也绝无“转型”就是要转向“资本主义”的含义。

  

  (一)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与经典资本主义的比较

  

  “比较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层次,是所谓“经典资本主义”(classical capitalism)与“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post-communism capitalisms)的比较。“经典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理想型”,它本身当然可以继续去做更具体的细分和内部比较。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研究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项强劲的传统(Esping-Andersen,2007/1990;Hart,1992;Albert,1993;Coates, 2000;Hall&Soskice,2001),尤其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基础和经济社会绩效进行深度比较剖析,并形成了相当系统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塞勒尼等人看来,与“经典资本主义”及其各种变体相比,“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构成了一种与它们都不相同的独特类型: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向市场整合体系的转型,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既没有私有产权制度,也没有私人所有者阶层的体制中发展出了资本主义。

  “后共产主义”经济体中的市场机制,是在几乎为零的历史遗产中重新诞生的,而这正是它不同于所有其他市场经济体的独特特征。这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向市场整合体系的转型”与“威权国家的转型 ”的重要区别之一。许多学者将拉美、“东亚四小龙”甚至南欧国家的转型与苏东中越的转型放到一个比较框架内来讨论(冯绍雷,2004;普沃斯基,2005;诺格德,2007),它们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尤其是市场与民主、经济转型与政治改革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苏东剧变和中越改革的多重面孔。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的理论框架和灵感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这一维度比较的基础之上。之前关于资本主义转型的各种理论已经将资本主义体制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有产阶级当作理所当然的假定,因此对于这一史无前例的市场兴起方式,现有的主流社会学理论几乎都没有提供现成的有力解释。另一方面,由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人所奠定的“古典社会学”的理论预设甚至整个社会学的经典传统——尽管这些传统各有侧重——都将现代性,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作为其最为核心的研究意识;而“新古典社会学”的抱负,就是通过对“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这一资本主义家族新成员的研究来探讨“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的起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塞勒尼认为其所提出的“比较资本主义”的研究规划正是对“古典社会学”的重访,因而可以称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Eyal etal.,1998,2003)。

  

  (二)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内部的比较

  

   “比较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层次是所谓“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内部的比较。“新古典社会学”在这一层次提出的“比较研究”的核心主张是:同样是从共产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亦即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体系向市场整合体系转型,东欧、中欧和东亚4却遵循着三种不同的轨迹(trajectory)。这三种轨迹分别为 “自上而下地建设资本主义”、“由外而内地建设资本主义”、“自下而上地建设资本主义”。不同的转型轨迹在这些国家造成了不同的后果,比如不同的财产关系、市场制度、政治权威类型、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在经济增长速度、转型危机程度和进入世界体系的趋势上的分化。

  塞勒尼以这些不断分化的政经制度和表现为主要指标,明确区分和正式命名了由三大历史区域构成的“后共产主义的三个世界”:以匈牙利、波兰、捷克等“中欧”国家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体制”(neo-liberal regime),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新承袭主义体制”(neo-patrimonial regime),以及以“东亚”的中国、越南为代表的“混血资本主义”(hybrid capitalism)或“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King&Szelényi,2005,2006)。

  需要指出的是,这组“标签”最终被采用经历了一个比较和淘汰的过程。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以及稍后完成的《论反讽》一文中(Eyal etal.2003),作者都还在使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和“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社会”来分别描述中欧和东欧。但在2000年之后,塞勒尼以研究社会不平等现象为平台,越来越偏重“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内部,尤其是“中欧”和“东欧”之间的比较,对《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中简单论述的命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梳理、完善甚至修正。到2002年《转型社会中的贫困与社会结构》这一长篇报告出炉时,他已开始使用“新自由主义体制”和“新承袭主义体制”来界定当时的中欧和东欧(Kligman&Szelényi,2002)。

  这其中的原委,盖因为随着转型的不断推进,中东欧的阶级结构和市场制度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随着一些前国企的经理人成为私营企业主,以及原有的私营企业家在市场中获利,匈牙利、波兰等国的本土大资本阶级开始壮大,“中欧”已不能再像90年代中期那样被描绘成“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考虑到作为官方引导性的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依旧强大,将它们称为“新自由主义体制”更为合适;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制度的建立变得更加清晰,东欧“有资本家却没有资本主义 ”的特征也在削弱,但“新承袭主义体制”的特征却日益明显,在这样的体制中,本土的新精英(主要是前党政官员及其子女)将公共财产转变成私人财富,庇护关系仍然盛行。7

  

  二、转型的多元绩效:趋同与分化

  

  正如塞勒尼自己总结的那样,《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与其早先的《通往权力道路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企业家》一起,构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后共产主义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宏大叙事”的三部曲,而其他著述都只是这些宏大叙事的“侧面故事”(side-stories)(Szelényi,2002: 42)。“新古典社会学”正是这种“宏大叙事”的总结。从1997年该想法提出算起,现在正好间隔了将近15年的时间。重访其主要假设,探索哪些假设依然有效,哪些需要重新思考,正当其时。

  

   (一)2006年以来的“新挑战”

  

  在2006年前发表的公开著作中,塞勒尼认为,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三个世界”之间的差距还将继续扩大。然而,2006年发生的两件事情给塞勒尼带来了不小的思想冲击。一是3月上旬在莫斯科参观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最近几年俄罗斯经济复苏所带来的“繁荣景象”;二是匈牙利在当年9月中旬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后来演变成骚乱。加上之前几年陆续读到的其他文献以及友8 人的提醒,塞勒尼开始正视和反思之前某些观点的不足之处。

  在2007年写就的两篇文章中,塞勒尼提出:“在后共产主义的世界中,自1995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一些实质性的趋同发生了”( Szelényi,2008)。他得出这一判断的经验基础主要是如下三个维度的现象:第一,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自2000年以来,“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三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较快,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起飞更是给塞勒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仅仅在不久之前,他和他的学生还认为,“新承袭主义体制 ”的经济活力不如“新自由主义体制”,贫困率和社会不平等程度也比后者高 (King,2001;Kligman&Szelényi, 2002;Szelényi&Ladányi,2005)。第二,在经济制度上,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启动,9俄罗斯的市场制度逐渐明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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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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