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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斌:中国社会管理模式重构的批判性诠释

——以服务行政理论为视角

更新时间:2012-04-27 22:10:38
作者: 孔繁斌  

  但要在具体的操作性设计之前,批判性地阐释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正当性预设,为此本文阐述了两个主要观点:

  

  1、作为国家治理之组成部分的社会管理,根本的关怀在于改善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能力,中国社会管理只有以创造健康的中国社会为使命,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和赢得政治支持。

  

  2、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受政党科层法的支配和约束,在现代性政治结构层面,与世俗性自然法和自治性法之间存在竞争性选择关系,但无论哪一种现代性政治结构都在生活政治时代面临公共服务困境,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完全可以以在现代与后现代交汇中形成的服务行政范式为依托,超越现代性政治的羁绊,解决公共服务难题。

  

  当然,这两个观点无论其学术趣味还是价值关怀,都与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主流阐述有差异性。但由于对现代性的反思现实地影响着中国发展的选择,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尚未充分展开,但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却进入了改革的操作议程。中国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是伴随中国社会面临实现初次现代化而提出的,但中国社会的初次现代化实现的历史环境异常复杂,不仅始终与现代性政治结构的竞争性选择相纠结,而且已深深卷入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本文提出这两个批判性的观点,目的在于能够在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正当性前提上获得比较彻底的理论认识,形成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所需要的共识。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定位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属于行政管理体制范畴,这是合乎理论和实践的认识。问题在于现实中很难看到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认同,反而割裂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系。究其根源,可能还是社会管理模式创新进入改革议程中,其正当性选择的共识没有形成。

  

  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大致呈现出意识形态之争或正当性之争、理论范式之争、具体政策之争的演进轨迹,而每一个环节之间都具有紧密的因果性。因此,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推进,可能首先需要在启蒙的环节多做批判性阐释,[⑩]也许这就是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

  

  

  [①] 关于这一论断,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社会一词的出现是一个现代性的现象,但在早期的认识中,社会反而是一个多少具有贬义的词汇,远不像今天社会一词所具有的充分的自足性和主体性。

  

  [③]何增科主编:《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路线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④] 有关对“中国模式”及其代价的讨论,参见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一书第六讲“中国模式的四大成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⑤] 现代性是一个既有明确方向又充斥分歧的现象,从类型化方法来看,现代性政治形成了不同的结构和品质,一种类型化的解释提出了世俗性自然法、政党科层法、自治性法律的理论框架。本文这一段对该类型化理论的援引,主要参考了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中有关“现代性结构与品质”的内容,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⑥] 同上,第122页。

  

  [⑦] 同上,第131页。

  

  [⑧] 公共行政学中有关政治与行政关系的讨论尽管争议不断,但将在政治与行政连续体中观察执政党的角色和功能,是一个探讨执政方式变革的十分重要的理论视角。

  

  [⑨] 国内政治学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或国家建构的分析,深受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观点的影响,但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阐述,也有从治理结构视角进行分析和论述的,例如,美国公共行政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论述,只是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关注。参见V.奥斯特罗姆等编著《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一书第二章“隐蔽的帝国主义、掠夺性的国家与自治”,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⑩] 在国内思想理论界,但凡提到启蒙则是指近代由西方民主思想确立的一系列价值观。实际上,在现代与后现代交汇的时期,还需要关注有关后工业文明形成所提出的启蒙。参见张康之《论伦理精神》一书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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