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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冰点:个体户30余年演变:从改革问题转为社会公正问题

更新时间:2012-04-25 09:36:19
作者: 中国青年报  

  无异于通过立法,“合法地把很多人划入非法范畴”。这会造成极大的灰色地带,寻租将反复出现。

  《网民意见建议》里,“创收”这个词不止一次出现。张道阳坦言,越到基层,部门利益表现得越明显,“每个部门都会想方设法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攫取最大利益,把权力用尽”。

  张道阳喜欢将一刀切的政府管制比喻为“门槛”。“门槛是必须的,因为它可以挡水。但人要能挺胸抬头迈过去,这才叫门槛。如果我把门槛弄得非常高,你只能爬,或者求着看门的人拉你过去,而迈过去以后就没人再管你了,那门槛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你进门的时候难为你一下吗?”

  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微博)教授何兵曾对摊贩经济进行过实证研究。他认为,过严的政府规制,大幅提高了商贩的经营成本,商贩又不得不将成本转嫁给市场,便会直接导致食品安全问题。

  张道阳与何兵看法一致。“人啊,只要觉得生活还有奔头,有前途,有希望,就会自觉地讲诚信。你把他逼得没有前途了,没指望了,他还讲什么诚信?”他皱着眉头说道。

  在一次赴日本考察时,他听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卖米的商人因为向酒厂提供了变质的大米,导致酒厂因生产劣质清酒被媒体曝光,卖米的商人竟然因此绝望自杀。

  当地商人告诉他,在自然形成的市场环境里,人们会自觉地遵守公序良俗,卖变质米的商人被曝光后名声扫地,以后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他也就无法生存了。这样的环境里,小商人都很珍视自己的商业信誉,有很多家庭经营、父子相承的手艺世家和餐饮老字号可以世世代代做下去。

  张道阳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在中国自古有之,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监管门槛,小商人同样全靠诚信经营。

  “他们几十年几百年都那么卖,其产品也未必比现在的更不安全吧?”他反问道。

  

  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面对个体户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有人曾评价,这是个从“改革先锋”变成“改革弃儿”的群体。

  张道阳则察觉到,30多年来,个体经济的形态并没有多大变化,但这个群体的组成成分已经改变。

  他的感觉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最先冲破传统体制的力量,个体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高效得多,而其参与者也是那个年代最渴望经济自由的一群人。但改革至今,多层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呈现,个体经济变成弱势的经济形态,并不会给政府贡献太多财政收入,其组成成分也转变为以谋生、糊口为主要目的的城市底层群体,特别是大量进城务工、创业的农民工群体。

  这意味着,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张道阳遇见过一个年轻的个体户。这个22岁的年轻人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从7岁开始我的生活就不那么明亮了”。他从小陪着父母在菜场里做生意,还要照顾风瘫的爷爷。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他便在作文里许愿:“希望有一个可以安心奔生活的地方,让每个人都可以勤勤奋奋安安稳稳地过上他们的日子。”

  一篇2009年发表、题为《北京外来农民个体户经营现状调查研究》的论文指出,进京的农民个体户年平均利润呈逐渐下降趋势。90%以上的受访者提到,以前随便做点生意都赚钱,现在却是稍不努力就赔钱。

  另一个现实是,政府对于个体户的扶持政策面临“制度性冷漠”。

  据张道阳观察,每年进行就业统计的时候,往往会把个体户的数字纳入中小企业计算,而要扶持中小企业的时候,登场的却都是衣着光鲜的企业家,不会再有人“搭理个体户”。

  “扶持对不上口,人家哗啦哗啦打麻将,没人陪你打扑克。”张道阳解释道,某些政府部门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往往是谁有能力谁争取,而个体户“连争取的能力都没有”。

  “归根到底还是发展观的问题。很多官员想的是,这些人对GDP没有多大贡献,对财政也没有多大贡献,为什么要扶持他们?更何况,他们当中很多还是外来的农民工。”张道阳说。

  《北京外来农民个体户经营现状调查研究》一文还指出,城市中的经营性房屋租金越来越高,很多农民个体户不得不集中到四环甚至五环外,或者在城市中做流动摊贩。

  张道阳的几个高中同学,在中关村最红火的时候租了柜台挣了点钱。有眼光的买了柜台,如今还能经营下去。另外两个人则选择了离开,因为房租把绝大部分利润都吃掉了。他们对张道阳说,在中关村买东西,恐怕一半以上都是消费陷阱,没办法,“不骗,就干不下去”。

  回到老王,他的小铺子有30多平方米,搭在成都市的一座立交桥下面,每月要交的租金是1000多元。这是他奔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家”。他和父母以及上初中的儿子4个人都住在铺子里。在干个体的前两年,他挣了两三万元。老王曾经想,再挣上几万块钱“就能买房子了”。

  “现在?买房?想都不要想,这是啥子生活喔!”39岁的老王愤愤地对记者说,“我干了10年喔!”

  “过去老百姓讲‘吃瓦片儿’的成了现在的食利阶层,而那些个体户忙碌终日却难有回报,说明现在这个分配体制是有问题的,缺乏活力的。”张道阳谈起同学和老王的境况,“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整个蛋糕做得很大,强势者吃完了,还能剩下一块儿,别人也够吃。现在速度要降,强势者如果还像以前那么吃一大块,这上亿的处在弱势的个体户还分什么啊?”

  他注意到,在美国纽约市曾发生过一件与小商人有关的事情。

  有议员提出,对纽约一直允许的占道经营加以“有条件”限制,结果被大部分议员否决,理由是,取缔占道经营将使一部分“新移民”、“小生意从业者”的生存权利受到“可想而知的伤害”。

  目前,纽约有超过1.2万名有执照的街头小贩,86%都是外来移民,其中人数第二多的恰恰是来自中国的小商贩。

  张道阳评价道,一个穷人过不好的社会,富人同样不会过好。而对一个国家而言,“公正地尊重和维护每个公民的发展权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城市的繁荣,绝对不只是富人的繁荣

  

  有一年,张道阳去伦敦考察。在一个停车场内,他看到了一辆经营食品的流动厢车,车身印着加勒比海风貌的图案。他上前了解,原来这是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靠做小生意为生。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和家人已经住进了当地社区,逐渐融入了英国社会。

  “一个城市的繁荣,绝对不只是富人的繁荣。”张道阳有所感悟,专门拍下了这个场景。

  他发现,在发达国家,有大量新移民均是通过个体经营成为城市经济社会生态中的组成部分,并逐渐融入城市。

  在张道阳看来,这同样也应该是中国完成城市化进而完成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单纯打工的农民,无力维持自己和家人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他甚至想象过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理想模式:一个农民工,通过打工积累一点钱、增长点见识,然后可以在城里摆个小摊或者开一个小铺,有稳定的收入,他的家庭从此生活在城市里。他的孩子呢,就可以在城市接受现代教育,成为国家潜在的人才资源。第一代的农民工本人终生可能只是个城市里的小商贩、个体户,但他的孩子可能就是个出色的医生、工程师、科学家。

  但这只是想象。张道阳隐约感到,近几年,因为各种或明或暗的成本,许多怀有此类美好憧憬的农民工兄弟,离他们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远了。

  一个广东的小伙子,曾用打工挣来的钱开了家小店,卖手机。干了两年,现在一个月下来还赚不到1000元。他写道:“没办法,做完今年看来也要关门了。中国又少了一个个体户,多了一个农民工。”

  成都的老王同样感到营生不易。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一年只能存上几千块钱;娃娃初中要毕业了,没有资格参加中考。但他同时告诉记者,农村也回不去了,“从乡镇到村里的路,只有车轮子上没长荒草”。

  他如今的愿望是,办下营业执照,再办个5年的居住证。他坚持说,哪怕给他一个很小的门脸,就能养活一家人。

  在采访当中,张道阳向记者推荐了一位美国社会评论家发表于1902年的一篇文章,题为《与贫民窟的斗争》。文中,他专门用铅笔标注了两段话:

  “我们总要伸出手,将那溺水者从水中拉出的。现在是时候了。再晚一点,我们恐怕将难逃被溺水者拖下水去而一道沉没的危险。”

  “不管我们是否拥有兄弟情谊,我们本是兄弟同胞。假如不给纽约下东区桑树街的人以兄弟情谊,我们要想在第五大道繁荣区找到善良公民的美德则是徒劳的。”

  多年来,每到一个地方,张道阳总要去当地的早市摊儿和各类市场转转,拍一些照片,为此他还特意买了一个长焦镜头。

  2010年2月,他到了中国最北的漠河,当时的气温在零下45摄氏度左右。在那里的露天市场,他遇到一位卖坚果的个体户,穿着蓝色棉袄,戴着黑色棉帽,在寒风里高声吆喝,努力经营。张道阳端起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瞬间。

  如今,这张照片被张道阳放大后挂在办公室里——一位大妈,冻得满脸通红,却挂着微笑。

  

  来源:中国青年报·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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