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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程:怕君着眼未分明

——论叶嘉莹先生的《艳阳天》研究

更新时间:2012-04-24 20:01:51
作者: 王鹏程  

  

  怕君着眼未分明[①]

  

  ——论叶嘉莹先生的《艳阳天》研究

  

  叶嘉莹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女词人,以诗词研究蜚声海内外学林。除此之外,她还倾力于浩然的《艳阳天》研究,这点随着叶先生的论述不断被征引渐为人知,且影响有愈来愈巨之势。据叶先生文字,她在1974——1976间年,将浩然的《艳阳天》——“这一部百万字以上的巨著前后阅读了三遍,并发表过三篇与此一巨著相关的文稿。第一篇是1976年连载于香港《七十年代》的一篇长达八万字左右的专著《我看<艳阳天>》,第二篇是1977年连载于北美《星岛日报》的一篇论述书中之爱情叙写的长文《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第三篇先后曾刊载于香港的《抖擞》双月刊及纽约《海内外》的一篇《浩然访问记》。”[②]专著《我看<艳阳天>》被孙达佑、梁春水编入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浩然研究专辑》,《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和1994年写的《<艳阳天>重版感言》则收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迦陵杂文集》。这些著述累积起来,洋洋十几万字。叶先生通过对浩然的生活经历、写作经验,以及《艳阳天》的时代背景、结构艺术、人物刻画与萧长春同焦淑红爱情等方面的细致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艳阳天》是极为成功的小说作品,“之所以特别成功,便因为它不是在套式样板中的口号教条,它是作者对革命的理想和热情正当的高潮时,结合了斗争实践的体验孕育出来的作品。小说的作者所代表的农村的无产阶级成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的血液;小说的内容所叙述的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斗争,是中国小说中未经前人写过的革命题材,这种开新创造所获得的成就,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应该引起所有关心中国文学的读者们的注意。”[③]如此高文宏议,足以惊煞人也。接下来的论调,可谓是石破天惊之论了。叶先生提到,有个叫马森的人著文认为,“就凭《艳阳天》的成绩,也未尝不可以获得一项诺贝尔文学奖。”叶先生觉得这话“绝非溢美之辞”,她说,“当然,中国可以根本就不重视西方世界所玩弄的像‘诺贝尔奖’这些花样,可是浩然的《艳阳天》之所以列入世界伟大小说之林,则是不容置疑的一件事,只是这部小说的篇幅之长,人物之众,以及复杂的情节和生动的口语,要想翻译介绍给西方的读者,并非是一件易事。”[④]这段评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艳阳天》诞生以来的最高评价。如果不标明出自著名的加拿大籍华裔学者之口,读者会以为这是“文革”时期的评论。《艳阳天》绝不是“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的血液”,在此之前我们知道已经有大量书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创作,这点可谓不顾历史史实。“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确不假,但绝不是叶先生所言的那样,而是浩然的《艳阳天》在“文革”中独霸文坛、一枝独秀、扭曲现实和宣扬阶级斗争,在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浩然的写作,从政治理念出发,被捆绑在阶级斗争的战车上,已完全不是个人意义上的写作。也无法如叶先生所努力的那样,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文学艺术作品其实与所有文著作品文本有共同之点,即它是用它的内容意义向我们述说的。我们的理解并不特别关注于作品作为艺术作品应具有的形式成就,而是关注于作品究竟向我们述说了些什么。”[⑤]在一部艺术作品中,“思想必须具体地和形式融合在一起,就是说,必须和它构成一体,消逝、消失在它里面,整个儿渗透在它里面。”[⑥]正是由于“内容和完全适合内容的形式达到独立完整的统一,因而形成一种自由的整体,这就是艺术的中心。”[⑦]因而,叶先生这种思路本身就值得商榷。如何评价浩然的创作,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对“文革”这一浩劫的历史体认,牵系着无数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人的感情,因而不可不慎重焉!

  

  叶先生长期羁旅海外,故国之思真切,在与国内隔绝的情况下,将《艳阳天》视为“旷世奇作”,作一家之言,未尝不可。在回国之后,叶先生于华夏千古未有之浩劫,认识应该有所深化,她在著述中也不止一次提到“文革”对于师友亲人之摧残伤害,而唯独对《艳阳天》评判依然。在08年出版的《迦陵杂文集》中,收入了其溢美《艳阳天》的两篇文字,可以看出叶先生的认识仍未有鉴照洞明。对于此种矛盾,有人说叶先生有赤子之心,不懂政治;有人传布叶先生与浩然目遇神接,如何如何;有人援引叶先生论《艳阳天》之文字,作为翻案的权威之论……叶先生说自己不懂政治,其实未必;至于其和浩然之间私人感情,另当别论,但作为学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能因为私人感情而虚美扬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⑧];矮子观场者援引叶先生文字作为权威之论,一是对这段历史并不了解,二是一些年轻论者并未认真细读过《艳阳天》,三是评论者普遍缺乏经典小说的阅读背景,缺乏鉴赏能力、判断能力和独立意识。他们援引著名学者的论述,拉大旗作虎皮,殊不知这个大旗本身漏洞百出。还有一些论者从对现实之诸种不满出发,对这样一段“浪漫”历史产生无限眷恋,于是便“自将磨洗认前朝”,赞颂并妄图回到那个“理想”时代。凡此种种,都使我们有必要对叶先生的思想及《艳阳天》研究做一番梳理分析。

  

  一、“隔帘惟爱枣花香”[⑨]:叶嘉莹对“文革”的双重态度

  

  叶先生在分析小词意蕴丰富起来的原因时,反复谈到“双重性别”的原因。她常以《花间集》的为例佐证,《花间集》的作者都是男性,而所写“形象、情思和语言却都是女性的”,这种“双重性别”,“就容易引发读者丰富的言外联想。”[⑩]笔者以此为开端,并不想去讨论叶先生对于小词的分析,而是发现叶先生在对待“文革”上,有一个与之类似的“双重态度”。那就是在对待整个“文革”上,叶先生表现出痛心疾首、民胞物与的态度;而在对待代表“文革”文学的《艳阳天》时,却不吝笔墨,说尽美言。是什么导致了叶先生这种双重态度呢?

  

  叶先生旅居海外之时,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1979年她第一次回国讲学,曾写下“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动人之句。“文革”开始之后,她也曾失望地想再也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对于“文革”,她曾说:“当时在中国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则对自己国家的宝贵的文化却正作着无情的扭曲和摧残。这自然使我的内心中常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慨。”11她在多处颇为痛心地谈到“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踏和对友人的伤害。如赵朴初给她送了一副书法作品,书自己在1968或1969年所作的一首吊陈同生的词——《临江仙》。叶先生对之进行了精到的分析,她说,“我之所以抄录此词,一则既可以借此说明朴老在小词创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兴于微言的幽约怨悱之意境的成就,再则也可以借此说明朴老对人世之一种悲悯的关怀。”12在给朱维之的书序中,叶先生谈到,她在撰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时,国内正值“文革”,对学术和学者的摧残迫害,比起王氏的遭际,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对王氏所言深有所感”,“全国皆投身于斗争而不复为学,这当然是一种可悲的现象。”13这些文字,表现出叶先生对“文革”的深切批判,以及真挚的爱国赤忱和对传统文化的无限热爱,实在难能可贵。

  

  然而,在论及“一个作家和八个样板戏”中的“一个作家”浩然时,叶先生完全换了另外一幅“面孔”。她说,浩然的“政治立场之正确,自不待言。至于他的写作良心,我以为就《艳阳天》而言,浩然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非常诚挚的作者。他歌颂新社会,然而却不是为政治教条而歌颂,他歌颂,是因为他对于新社会的革命理想,确实有着热爱和信心。而且他也并没有隐瞒新社会中所存在的许许多多缺点和问题。只就东山坞这一个小小的村庄而言,其中的问题就有投机干部的错误领导,有干部路线的彼此分歧,有偷卖粮食的罪行,也有真正缺粮的现象,有抢粮抢牲口的暴动,更有对无辜幼童的阴谋杀害。”14《艳阳天》虽不是“文革”时期所作(1966年三卷出齐),但其主旨和出发点同“文革”中所倡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论”和“血统论”本出一源。浩然自己也说:“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我非常突出血统论。”15正是因为如此,再加上《艳阳天》情节的紧张、讲述的流畅和浓郁的泥土气息,使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浩然在文革中所创作的《金光大道》(第一部),江青也将其视为当时文坛的代表之作。叶先生认为浩然“政治立场之正确,自不待言”,“写作良心”、“非常诚挚”,这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以及浩然的自我宣扬是完全一致的。浩然说,“写农民、给农民写是我自觉自愿挑起的担子……我要把这副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时为止。”16浩然所谓的“农民”,是按照意识形态期待和规定“想象”出来的农民,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农民,这些形象虽然在局部有着一定的真实性,但在整体上虚假的、扭曲的、畸形的,违背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和真实意愿,是一种虚幻的农村生活场景。浩然自己也说过:“我也知道农民的苦处,我是在农民中熬出来的,农民的情绪我了解,那几年挨饿我也一块经历过。但是这些事当年能写进书里吗?不行啊!”17他所描绘的“现实”,是一种经过精心打扮的“歪现实”、“伪现实”。浩然曾这样介绍过他的写作技巧:“我在构思小说时,对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常常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去设想,譬如,一个生产队员懒散消极自私自利,我就设想一个勤劳积极大公无私的形象。”18《艳阳天》虽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但主旨是贯彻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沿袭着鲜明的战争思维。浩然的优势在于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对农村非常熟悉。于是,这部作品出现了奇怪的矛盾面貌:“一方面,它有一种夸大声势,惟恐天下不乱的氛围,这是忠于当时政治观念的表现;另一方面,在人物的行为方式、性格特点、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上,又不能不说有一种真切的生活韵味,这又是浩然忠于生活的表现。由于阶级斗争这一贯串性矛盾终究带着人为夸大的痕迹,处身矛盾漩涡的人物就又都在真实生命之上平添着各种观念化的光晕。这既真切又虚浮,既悖理又合情,《艳阳天》就是这么一个奇妙的混合体。”19正因为这个“奇妙的混合体”将优点和缺点鲜明地融合在一起,因而才使大家意见纷纭、莫衷一是。然而,最关键的是这个小说的主旨是什么,一切技术上的考虑都是为主旨服务的,这是小说分析围绕的原点。

  

  有人说叶先生之所以被《艳阳天》这个“奇妙的混合体”迷惑,是因为她旅居海外,对国内现实并不了解。实际上,叶先生1976年专著《我看艳阳天》的写作,并不是完全与大陆隔绝的。她曾于1974年回国旅游探亲,时隔三年之后,叶先生又再次回国。应该说,叶先生对大陆的社会形势与人情世态应该有一个浮光录影的感知。叶先生的两次回国访问,在政府的刻意安排下,参观了“不少与革命事迹有关的名胜之地。”这种“刻意的安排”,赵树理早在五十年代就沉痛地说:“从五五年后我是有这经验,不写模范了,因为模范都是布置叫我们看的。”20凡是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明白诸如此类的“模范”、“先进”是怎么一回事。叶先生当时对此可能并不明白,由眼前所见不禁联想到抗战时期的亡国奴生活,生发出无限感慨,“看到祖国终能独立自强的种种成就,确实极为激动和兴奋,因此曾写了一首题为《祖国行》的两千余字的七言长古。”21诗中写道:

  

  ……陶然亭畔泛轻舟,昆明湖上柳条柔,公园北海故宫景色俱无恙,更有美术馆中工农作品足风流。郊区厂屋如栉比,处处新猷风景异,蔽野葱茏黍稷多,公社良田美无际。长城高处接浮云,定陵墓殿郁轮囷,千年帝制兴亡史,从此人民做主人。几日游观浑忘倦,乘车更至昔阳县,争说红旗天下传,耳闻何似如今见。……22

  

  应该说,这些句子流于印象,和当时主旋律作品没有什么差别。叶先生后来也提到,此诗“虽不免因当时政治背景而有不尽真实之处,但就本人而言,则诗中所写皆为当日自己之真情实感,”23因而她在收入文集时特作此说明。1977年第二次回国,正值全国“学大庆”,旅行社曾安排叶先生到大庆参观,她“对于大庆当年艰苦创业的精神也甚为感动,于是就写了一首题为《大庆油田行》的七言长古。”内容都是从感时伤身到歌颂抒情,和《祖国长歌行》几无差别。叶先生说,当时所见“都是从来未曾在古典诗歌中出现过的新生事物,因此在写作时自不免用了一些融新入古的尝试,”格调“激昂奔放”。叶先生的这些作品发表时候,香港的左派报纸赞赏有加,台湾报刊则予以严厉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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