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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程:怕君着眼未分明

——论叶嘉莹先生的《艳阳天》研究

更新时间:2012-04-24 20:01:51
作者: 王鹏程  

  而叶先生认为,这些作品她是“真诚的叙写”她的见闻和感动,与缪钺先生称述的早期作品“称心而言、不加雕琢”的写作态度是一致的。她也因缪先生的早逝而未能“指正和品评”感到遗憾。24然而在我看来,老辈学者襟怀开阔,奖掖后学,常有夸大之言,不可句句当真,被夸赞者应有自知之明。如钱锺书题勉后学,尽是客套赞扬之词,岂可句句当真!在“文革”刚刚结束之际,老学者惊魂甫定,被整怕了,常对歌颂工农兵不置否定之词。缪先生称叶先生早期作品“称心而言、不加雕琢”已是1989年,应该为肺腑之语。而对“文革”前后之歌颂工农之作品,恐怕不能给予“称心而言,不加雕琢,自与流俗之作异趣”的评语。叶先生所见,不过走马观花。虽然工农之热情及精神可嘉,但更多是准备好的“先进”、“模范”,稍加留意,不难发现这种表面的繁荣与振奋下掩藏的病态与弊端。由此我不禁想到余英时1978年的11月随美国国家科学院组织的“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这期间他拜访了著名学者唐长孺,从谈话开始,余先生就觉得唐先生“多少有些顾忌”,“异常谨慎”,唯恐失言。余先生“说话时也不得不加倍小心,以免为他添上困扰。”25在余先生的眼里,看到的却不是叶先生笔下的景致,反而是到处疮痍,人们言语谨慎,唯恐失语带来祸端。如果说叶先生对这些没有些微的感触,恐怕也难以服人。

  

  作为诗人和词人,可以天真,“不失赤子之心”。 然而叶先生同时也是一位学者,应该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判断力,这在叶先生的研究著述中不难发现,然而在这些诗词中难窥端倪。这究竟是视而不见还是叶先生不愿言说呢?缪钺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饱经政治运动之折磨,如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是年代初看见叶先生这样一味颂扬的调子,恐怕会百感交集,遑论赞赏!叶先生将这几首作品收入诗词集时已是二十世纪末,只加短短说明之语,强调自己当初感情之真实,缺少反思性的内容,不能不令人遗憾。当然,这不仅是叶先生个人之问题,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叶先生在对“文革”的判断上,有两副“面孔”,或者说没有一以贯之的看法,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到什么山唱什么调,缺少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我们不难理解国内知识分子在高压环境中形成的这种双重人格,那么叶先生身处海外,完全可以独立,这种又是为何呢?这点是令人深思的。这里我不禁想起叶先生丈夫的话。叶先生丈夫在台湾因为思想问题被捕入狱,叶先生一人独撑家庭,养育儿女,无怨无悔,很不容易。可是她丈夫却对她说:“你应该感谢我,如果你不是跟我出来,文革时在内地你早就被批斗了。”26此话未免刻薄了点,但说的却是实情,如果叶先生留在大陆,应该是劫数难逃,当然,如果她八面玲珑,又当别论了。叶先生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懂政治,然而,她的文字在涉及政治问题的时候却能玩于鼓掌之间,游刃有余。除此之外,在杂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叶先生屡屡提及政治人物为自己脸上贴金或者为达官显要作序美言,往往有过誉之词,这都有悖于中国知识分子卓然独立的优秀传统。这些我们姑且不论,还是回到她对《艳阳天》的研究上来。

  

  二、误把杭州作汴州:叶嘉莹的婚姻之痛与爱情之梦

  

  据叶先生自述,她当初阅读《艳阳天》的时候,刚从台湾到加拿大不久,“一旦从对大陆的一切都予以封锁的台湾,来到了完全脱除了封锁的西方社会”,她“当时对祖国一切都深怀着既关心又好气的探索之情。”在“探索”的过程中,叶先生也曾阅读过一些大陆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但大多并未引起她的兴趣,但阅读了《艳阳天》之后,才改变了她对这一类小说的“抗拒心态”。27她认为“文学的创作不该含有政治的目的”,因此每当看到满纸“革命”、“斗争”等字样时,便“往往会产生一种直接的反感,而否定了它们的文艺价值”。再就是她觉得这些作品所写的人物和生活,距离自己的生活过于疏远,“对之自然也就产生不出阅读的兴趣来。”但是对《艳阳天》,她“由初读、再读至三读,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喜欢到仔细分析进而找有关的资料作一番研究。结论认为这是一本具有世界水准的佳作。”28第一次阅读,“不由自主地被其中紧张的情节吸引住,急于想知道‘后事如何’的‘下回分解’而已。”29第二次阅读,“开始对于小说中所叙写的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尖锐斗争,有了真正的关心。因此认识到作者浩然在这部小说中所写的斗争,原来正是中国经历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所掀起的巨大变化的忠实反映,具有极重要的时代意义。”30《艳阳天》之所以能改变她对以“斗争”为主题的小说的成见,是因为她了解到,“‘斗争’原来既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的事实,那么以斗争为主题,就不仅是主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了。”31除此之外,是因为“这部小说充满了一种由热情与理想所凝结兴发感动的力量,而凡是具有这种品质的作品。都必然可以超越不同时代与不同的环境,而可以恒久地唤起人们的一种感发和共鸣,浩然这部小说的重新出版,相信仍可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32

  

  是的,《艳阳天》的确有叶先生所言的情节跌宕起伏、斗争剑拨弩张,使人有急于想知道“下回分解”的阅读冲动,这是《艳阳天》艺术构思上的一大特点。但真正的乡村日常生活是这样吗?显然不是!作者用阶级斗争的场景代替了正常的乡村日常生活,“幻化”出你死我活、硝烟弥漫的两军对垒和阶级斗争来,汲取了古典章回小说的构思技巧,歪曲了正常的乡村生活,塑造出一副迷人的革命斗争的“伪现实”和“伪浪漫”。这点叶先生显然没有觉察到。至于叶先生所说的“这部小说充满了一种由热情与理想所凝结兴发”的“感动”甚至“超越不同时代与不同的环境”的魅力,显然只是叶先生的个人阅读经验,并不是文本客观呈现出的自然蕴涵。叶先生在谈到自己早期的诗词评赏作时,夫子自道说《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谈李杜之友谊与天才之寂寞》等作品,“是从颇为主观的欣赏态度开始的,属于以一己之感发为主,既带有创作之情趣也带有个人心灵之投影的作品。”33她分析《艳阳天》,仍然沿着这样的路子。我们分析作品,必须按照文本所呈现出的客观效果来做适当的阐发,而不能作脱离文本的凌空高蹈。《艳阳天》中的“热情与理想”,是一种违背现实、违背人性的阶级斗争主题和仇恨哲学,将阶级情幻化为超越一切人伦的最伟大的革命感情,将阶级斗争视为人们生活的唯一主题,将生活视为你死我活充满斗争的战场,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向所谓的伟大思想、伟大生活、伟大领袖恪尽职责和效忠尽力,这样的东西岂能“超越不同时代与不同的环境”?我们知道,“真正的艺术作品,永远摆在人性的天秤上。这天秤永远会说:‘不足’。艺术家的生活经验与反映此经验的作品间具有某种关系,一如‘威廉·麦斯特’(Wilhelm Meister)与歌德成熟间的关系。当作品的目标是要在解说文学的镶金纸上所表现的全部经验时,那种关系便是坏的。当作品不过是经验的片段,是钻石的一面,不受限制地缩影其内在光泽时,那种关系便是好的。第一种情况是对永恒的润饰与夸大。由于其内涵的经验,第二种乃是丰富的作品,虽然其经验的价值被人怀疑。”34叶先生毕生沉浸在中国伟大的诗词传统中,应该知道什么才是文学作品超越时空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为何在对《艳阳天》的分析上,偏离了最基本得价值经验呢,这就是叶先生不幸的婚姻使其对《艳阳天》中萧长春和焦淑红的“志同道合”的爱情无限歆羡,叶先生所谓的《艳阳天》蕴涵的“热情与理想所凝结兴发感动的力量”能超越时空,也是即此而言,这才是叶先生赞誉《艳阳天》的最根本的原因。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秉持知人论世的原则,提及叶先生不幸的婚姻。

  

  叶先生1948年结婚,婚后同丈夫去了台湾。1949年,叶先生的丈夫因为思想问题在台湾被捕,出狱之后性情大变,叶先生1978年提起她这段人生经历:“其后外子虽幸获释放,但他不幸的遭遇自然造成了他内心的许多牢骚愤怨,我对此有相当了解,而因此也就于生活的重担外,更加了一副精神上的重担。”35在1999年的文章中,叶先生这样重述这段经历,“数年后外子虽幸被释放,但性情发生变异,动辄暴怒。……至于我自己则在现实物质生活与精神感情生活都饱受摧残之余,还要独立承担全家的生计。”36在2004年,叶先生详细谈到自己的婚姻,介绍说丈夫是她中学英语老师的弟弟,这个老师对她很好。她的弟弟常去找她,她没有答应。后来他去找她,她还是犹豫,“可他正是倒霉的时候,又失业又生病,他的姐夫给他找了一个在南京海军部队教书的职务,”他说叶先生不答应,他就不去,叶先生就答应了,因而叶先生说“这可能算是同情而不是爱情吧”、“ 我结婚的先生不是我的选择”。后来叶先生丈夫被关,她一个人支撑家庭,养育儿女,无怨无悔,可是她丈夫却对她说:“你应该感谢我,如果你不是跟我出来,文革时在内地你早就被批斗了。”叶先生在2009年曾这样说,“我的一生都不是我选择的。我的先生不是我的选择。他姐姐是我中学老师,她很喜欢我,我老师选择了我。”37婚姻乃人生大事,不可不慎重焉。而合心与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因而我们对于叶先生之婚姻不便置喙。然而,叶先生“我的一生都不是我选择的。我的先生不是我的选择”这样的话语却未免有些过头。叶先生结婚时24岁,属于成人,应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也应该为自己的选择完全负责。她将责任完全推与他人,自己不负一丁点责任,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吧。

  

  正是叶先生不幸的婚姻,使她对志同道合的爱情充满了向往和羡慕。而《艳阳天》中萧长春和焦淑红的“志同道合”的爱情,契合了她对爱情的这种期待,改变了她对“斗争”主题小说的看法,并花费大量心力,著文阐发。这也是诸如董桥等海外学人,翻了当年红彤彤的《艳阳天》,毫无感觉而叶先生甚为吸引的原因。38叶先生认为,“浩然对萧长春和焦淑红之间的爱情发展,实在写得非常细腻。”据她的札记,《艳阳天》关于“长春和淑红之间爱情发展的叙写,全书共有四十余处之多,此外非正式的伏笔和暗示,远不计算在内。”在全书的斗争主题以外,“长春与淑红的爱情,实在是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副线。”39叶嘉莹认为,读者之所以对作者的细致用心不能体味,认为其不写爱情,一是“可能是由于我们看惯了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作家所写的爱情故事。一般总是在男女主角一出场时,便光描写对方的容貌仪表如何彼此吸引,然后又安排一些花前月下的场面,用浪漫热情的笔调,写他们由谈请、接吻、拥抱甚至上床的进展过程。可是《艳阳天》中,却全没有我们所熟悉所预期的这些描写,这该是我们这些读者,认为浩然‘不写爱情’的主要缘故”;40二是“浩然对于长春与淑红的爱情叙写又往往多用曲折含蓄的笔法,而且常与当时的斗争事件相结合一起来进行,这很可能是使读者以为‘不写爱情’的另一缘故。就我们本身预期的落空而言,我觉得那是由于我们的预期,本来就可能是一种错误的成见。因为不同的思想性格,对于爱情的表达,自然有不同的方式。”41叶先生为此列举了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眉小札》的例子。她认为,“萧长春和焦淑红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激烈斗争中生活的青年男女,他们对于农村有着共同的热爱,他们对于合作化有着共同的理想,他们在斗争的情势中,面对着共同的敌人,他们之间爱情的紧张和表达的方式,其不可能相同于小资产阶级有闲有钱的男女们之谈请说爱的方式,毋宁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所以要想欣赏和了解浩然对于长春和淑红二人间爱情的叙写,也许我们应该对我们过去的成见先有一些反省。至于浩然之多用曲折含蓄的笔法,而且常把爱情的进展与当时的斗争相结合在一起来叙写,则主要是由于小说本身的需要,而并不是由于作者不肯或不会描写爱情。”此外,“这部小说的背景是中国的北方农村,一般说来,关于男女间的爱情,在国内,北方较南方表现得含蓄保守,农村又较城市表现得含蓄保守。”42在叶先生看来,萧长春和焦淑红基于共同理想的爱情,是一种非常令其向往和欣赏的“志同道合”的爱情。

  

  在叶先生看来,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毫不逊色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爱情表达。她说,“《艳阳天》中的某些品质,与古典诗歌中某些优秀作品,却是颇有相似之处的。那就是他们既都具含有作者内心中一份真正感动的诗意,而且写出了对社会大我的一种关怀和理想。如果用我一向评说古典诗歌时所习惯常用的语言来说,那就是那些作品的好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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