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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民主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08年3月在“岭南大讲坛”上的演讲

更新时间:2012-04-14 18:05:25
作者: 蔡定剑 (进入专栏)  

  权力斗争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我们看到历史古代为了争夺权力而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不可名状的。我这里引用了古罗马诗人查维纳说的一句话,“几乎没有一个专制暴君能安享天年”,古代皇帝有70%的人是因为王位的争夺而非正常死亡。人类社会走向民主,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而作出的选择。尽管民主制度有各种弊端,但在人类发展史上,它被证明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是抑制独裁暴力最适当的工作,专制社会里的权力角逐,常常要以死亡为代价,引起政变、起义、革命,因为我们无法维持统治。

  

  反民主论者常常以一些威权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明威权统治的必要和好处,但是,他们研究忽视了威权通知带来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我这里有两个例子,韩国的例子,大家知道上世纪的50年代和80年代,韩国独立以后经历了威权统治的事件,我们知道韩国这个民族确实是充满了灾难的民族,特别是在过去十几年。在朴正熙时代是独裁统治,在促进韩国经济发展方面成就斐然。在其统治的18年间,韩国经济以年均9.2%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但是因为政府过渡干预经济的发展,使韩国的经济进入了不利的增长状态。

  

  军人独裁统治造成社会极其动荡,不仅是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有无数的民众被逮捕、关押和处决,仅光州事件就有5000多人被屠杀,1.44万多人受伤。在专制统治的30年中,韩国历任总统中,李承晚被流亡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饮弹身亡。我们看韩国在实行民主以后,1997年金大中被选为总统,在韩国实行了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移交政权的政府。现迹象表明,韩国的民主制度已趋于成熟。事实证明,是民主制真正带来了韩国的社会稳定,也给政治领导人带来安全。自199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打击,2004年卢武铉总统上台不久后立即遭弹劾案和迁都风波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任何动乱。所以说,我们从韩国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到底是民主制度有利于稳定,还是不平等制度有利于稳定。这里就有非常明确的答案。

  

  我们再看一些反对民主的人,经常拿印度说事,经济发展缓慢,也还有贫民窟。我想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讲一下印度的特点,我们知道从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府没有经验,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兴,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

  

  我们看一个国家不能简单地拿一个情况不同的国家跟一个国家来比,我们要拿一个国家跟她自己的历史相比,我们想想如果印度没有民主,她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印度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暴力不稳定以外,政治领导层的暴力冲突和政变没有发生,这在同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像南非、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动乱的情况相比,简直是一个奇迹,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这充分说明民主制度对社会矛盾的缓解和调节能力。

  

  我们再拿与印度相同的国家比。我查了一下数据,印度的经济发展差不多是巴基斯坦的一倍,印度现在的经济状况比巴基斯坦好多了,巴基斯坦人民遭受了多少的苦难,一会儿政变,一会儿街头谋杀、暴乱,所以我认为印度民主是一个奇迹。

  

  我们分析一下,有的人把社会的不稳定归结为民主,这是错误的,后发展的国家搞民主是不太稳定的,但不稳定不是因为民主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后发国家从一个专制的制度,到向一个民主制度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之中会出现不稳定,而不是民主制度本身的不稳定。我认为,专制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就像飞机和卫星的发射,我们都知道飞机在起飞和落下的时候比较容易出事,卫星发射在开始容易出事,一般在飞行的过程中是比较稳定的。我们说现代人要不要坐飞机,我们要不要搞航天,我们要不要搞民主,想大家都不会迟疑地回答。但是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会有危险,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怎么避免这个危险,我们说不要搞,就在原始社会里面徘徊吧,我想大家也不会同意。所以,我们不是讨论要不要搞民主,而是要讨论通过怎么样的途径来实现民主。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应该怎么避免向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经验教训是,不要等社会矛盾和危机重重的时候再来进行民主,而是应该经济发展到较好的时候,即使进行政治改革,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要等到被动的时候再来搞改革,等社会矛盾冲突很剧烈的时候,贫富差距很剧烈的时候,再来搞民主改革,等腐败很严重的时候,人民对政府都失去信心的时候,你再搞改革,政府对社会控制能力弱的时候,就会出现危险,我们从近代历史上得到这样的教训。

  

  民主而不是威权政府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当时如果搞一个君主立宪制,所有的人民都支持清政府,康有为等知识分子都支持,但是他都不搞。中国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到1860年,那个时候是被迫进行经济改革,被迫进行“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到了1894年以前,中国也是经济发展。那以前,大家都认为经济发展就可以强国,包括经济、军事现代化,可是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被小日本打败了。中国人这时候检讨,仅仅有经济强国强不了,更要有制度强国。这个时候中国人民才反思,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知识分子才提出建议,要进行政治改革,但是保守的统治者,大清王朝的那些老臣不干,就把改革压下去了,最好的机会错失了。等到后来八国联军,等到义和团运动一搞,慈禧太后从西部回来,这个时候她才开始接受政治改革的思想,问当年康党讲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政治改革,还不放心,是不是民主制就会强国?派五大臣出去考察,回来才下决心,要搞预备立宪,但是革命等不得,人民等不得了。

  

  到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才抛出宪法搞改革,这个时候不行了,慈禧在的时候还能控制局面,但不搞改革,你把这么大一个任务交给一个小孩和一个没有主见的太后,社会一定会崩溃的。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改革,错过了最好的时期。在社会发展好的时候正是搞改革的最好时期。我们不要重演历史,我们50年的经济改革,从“洋务运动”也有30多年的经济改革,最后也是毁于一旦,就是没有及时地进行政治改革,历史的镜子我们应该照一照。

  

  民主有利于创造更多的财富

  

  我要批判的谬误之三:民主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权威体制有利于发展经济。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一个被历史证明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都是经济发达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但民主的国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会比较好地避免这种危机。

  

  这里我引用陈志武教授的一些观点,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他分析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 1、制度(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 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 3、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 4、土地。

  

  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快一些,经济产出函数针对四变量中任何单项的偏导数都是正的,同时这四大要素相互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他要素差一点,它照样可以获得较快的发展,人民的收入照样可以提高,民主和法制的制度因素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我们这样来看问题,就可能比较全面、科学一点。

  

  民主制为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这点大家都有体会。广东之所以这样发展,就是在过去计划经济的时候,制度束缚稍微少一点,人们跟闯一点,所以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力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在中东、俄罗斯等国家没有太多的制度资本,劳动力资源也有限,但靠石油、天然气、矿资源致富。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没有什么资源的优势,她靠制度的资本,靠法治的因素,靠自由市场贸易的这些规则,她也能够获得比较高速的发展。美国社会具备了四个要素,所以经济最强。所以威权统治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它可以把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尽量地用,用到极限。但是这种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通过政府力量,可以提高劳动力的价值,提高资源和土地的使用率。不讲代价成本,也可以促进高速发展。

  

  我想跟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也是陈教授算的一个帐,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靠人们辛勤而挣出来,而有的国家整天放假也很富。像你去瑞典、丹麦,人们都是非常安逸的生活,这里有个数字,中国人平均大约2200小时/年,美国人1610小时/年,英国人1489小时/年,荷兰人1389小时/年。中国人每年工作的时间可能超过了人家的1/5。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没日没夜的工作,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制度成本太高了,需要有很多的劳动为我们的制度付出代价,挣了半天才是自己的。民主和法制自身不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收入,让社会事半功倍,让同样多的努力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用比较少的劳动就可以得到比较幸福的生活。

  

  在不民主的制度下面,也能够有效地发展经济,但是,如果这个政府是一个缺少廉政的政府和法治不健全的社会,这种发展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和贫富不均,可能引起社会的动乱,甚至崩溃,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是可以避免这种危险的。我们看到了,比如新加坡、香港,也是经常被用来说明“不一定要民主,经济依然可以发展得很好”。但是我们忘了这两个特例,制度资本是相当丰厚的,我们知道香港,香港原来是在一个民主制度框架下的城市,它法治的资源,公务员的资源,制度的资源,经济贸易规则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同时在这种制度下面的政府一定是好政府,廉洁的政府。新加坡也是这样,其他的资源很贫乏,但是制度资源很充足,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民主是解决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

  

  另外一个我想批判的谬误是:民主导致拉美化和贫困。

  

  我们看到并不是那样的。我们知道“拉美化”现象的出现,不是民主政府,而是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时期。拉丁美洲的Edgardo Boeniger说,在拉丁美洲,很多最有效和最有前景的改革计划,都是由后权威的民主政府所实施的。阿根廷军事统治的时候经济一团混乱,阿根廷1983年结束军人统治,开始建立民选政府向民主制度过渡,到94年才知道建立国际社会认可的民主政府。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民选总统方辛开放民主,90年代第二届民选的改革,经济型政府才有效。 我们知道拉美国家大概是在18世纪中期独立,就是在专制政府向民主政府转型中滚打。到50年代,在古巴,卡斯特罗当政,因为美国怕共产主义的蔓延,在拉美就支持独裁的军人政变,推翻民选的政府,军人上台以后没有什么资源,就靠跟权贵结合,所以拉美的军人上台之后,拉大贫富差距,才造成了经济的不稳定。所以“拉美化”的贫富差距是在上世纪50年代军人独裁政权以后形成的。到冷战结束(90年代)以后,美国人也放心了,美国人就不支持拉美的军人独裁政权,所以拉美才走向民主化。民主化之前的经济很多是非常糟糕的,实行民主制度,现在拉美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乐观的,而且民主政治发展也是非常乐观的。

  

  据联合国统计,2005年拉美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平均是4.3%,其中委内瑞拉达到9%,阿根廷8.6%,智利和乌拉圭为6%。所以,民主是解决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为什么?一些国家的贫困使固有的,不是民主引起的,只是民主没有能解决贫困问题,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比较专制的政府,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民主并不凭空创造社会经济发展。

  

  为什么我说民主是解决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呢?任何一个社会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都是追求利润的,自由发展的结果一定是产生两极分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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