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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春雷:论侦查程序中的会见权

更新时间:2012-04-13 10:13:05
作者: 闵春雷  

  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律师及时会见的权利。修正后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聘请辩护人。由此,会见只能发生在第一次讯问之后。众所周知,第一次讯问对侦查取证至关重要,这份供述在其后的诉讼环节中很难再被推翻,通常用作定罪的证据。犯罪嫌疑人在缺少律师帮助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述,且容易遭受刑讯逼供。这种过分偏向侦查利益的立法设计,必将陷犯罪嫌疑人于不利境地。况且,这一立法限制不是适用于特殊案件或个别嫌疑人,而是针对所有在押犯罪嫌疑人,因而极大冲击了自由会见的原则。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46条第4款第3项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在被拘捕或羁押的时间起获得辩护人的帮助,并在第一次被询问前单独会见辩护人,会见内容保密{11}。这一规定值得我国立法借鉴。第三,进一步严格对会见权例外规定的限制,严防侦查权的滥用。修正后第37条第4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为使这一限定性规定更加严密,一是应明确界定“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自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恐怖活动犯罪”这一概念,到2011年2月25日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强化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打击,十年之间我国立法对“恐怖活动犯罪”都没有作明确界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缺陷。直至2011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恐怖活动是指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行为。笔者认为,应将“恐怖活动犯罪”严格限制在立法限定的范围内。二是应当取消“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这一限制,允许律师自由会见。从保护利益的重大性方面衡量,“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危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上不能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相提并论,且在侦查初期何为“重大”实在难以界定,容易导致实践中的滥用。第四,应规定对“特殊案件”限制会见的补救措施,保障犯罪嫌疑人防御权的实现。修正后第37条第4款规定对上述三类特殊案件的会见权需经过侦查机关许可,但是对于侦查机关审查的时间及后果,立法却没有丝毫提及。在“三类特殊案件”中,由于涉嫌犯罪性质的严重性及刑罚后果的严厉性,犯罪嫌疑人更为迫切地需要律师的法律帮助,剥夺会见权会严重影响到辩护权的行使,有悖起码的程序公正,故应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补救,在侦查终结前必须给予律师会见的机会及保障。

  

  三、内容:交流权及其实现

  

  会见权的内容即是犯罪嫌疑人与律师自由交流的权利,这种交流应当是充分的和秘密的,以保障双方信息充分有效的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商讨形成辩护对策。通常,辩护律师会见嫌疑人时主要应传达如下信息:一是向其重申法定的诉讼权利,包括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二是向其讲解涉嫌的罪名和法律规定;三是向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四是了解其所处的程序境况及请求,如有无刑讯逼供等违法情形以及是否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等。犯罪嫌疑人则主要围绕上述问题向律师问询、陈述并提出自己关于案件的意见及请求。毋庸讳言,会见的核心内容通常紧紧围绕“案情”展开,即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负刑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的具体承担等等。律师通过向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具体情况,解答嫌疑人的问询、磋商辩护对策达致与嫌疑人的充分交流。但会见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一次会见后,可能会接续出现第二次、第三次会见,以便双方就案件情况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探讨,对此我国立法也未做禁止性规定。但《修正案(草案)》没有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阅卷权及调查取证权,这势必会直接削弱会见权的行使效果,使会见流于形式。按目前的立法设计,律师只能从嫌疑人处了解到案件情况,既无法确定其陈述的可信性,也无法就案情进行进一步的实质性交流,导致对案件信息掌握的片面性和有限性。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者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律师能向其委托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应该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这种查阅机会。”基于此,笔者建议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阅卷权及调查取证权,以保障会见权行使的有效性。

  可见,犯罪嫌疑人与律师的会见交流主要围绕案件的实体及程序两大方面进行,在充分沟通交流的基础上,两者争取达成共同的辩护思路。会见权是辩护权的基础,也是行使辩护权的重要起点,毕竟会见不是目的,在会见之后引发程序性辩护以及为实体性辩护积极准备,才是会见目的所在。首先,通过会见引发程序性辩护。以程序法为依据,针对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争议提出主张或提出程序性申请,以期维护或实现被追诉人基本权利及其他程序性权利的辩护即为程序性辩护。[12]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性辩护是一个广义概念,既包括针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的控告及申诉,也包括辩护律师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申请调取证据等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及其他合法权利,改善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境遇。在侦查程序中,由于欠缺中立的裁判者,还难以直接通过程序性裁判对程序违法行为进行制裁,故主要应通过会见发现侦查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并通过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的控告及申诉要求侦查机关纠正错误。出于权力制衡的考虑,控告及申诉告应直接向检察机关提出,检察机关应以听证的方式对律师的程序性辩护意见进行审查,并在法定时间内予以书面答复;对处理不服的,嫌疑人、辩护律师应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同时,律师应嫌疑人的请求,可积极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申请有关人员回避、申请检察机关调取证据等,以切实维护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其次,通过会见积极准备实体性辩护。通过充分的交流和磋商,犯罪嫌疑人和律师对案情会形成较为清楚的把握和认识,有助于达成较为一致的辩护思路。对于少数难于达成共识的情况,只要有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律师都应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嫌疑人争取无罪、罪轻或减轻刑事责任的有利结果。侦查程序中,律师通过会见权与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配合行使,有助于及时了解案情、全面掌握证据,有效争取刑事辩护的主动权,为实体性辩护做好准备。这一方面是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防止侦查机关办案中的主观片面性,尽早防范和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

  

  四、救济:侵犯会见权所得供述之排除

  

  “无救济则无权利”,司法实践中会见权屡屡被侵犯却得不到救济的情况十分严重,应通过完善立法予以解决。如前所述,侦查机关对会见权的漠视或剥夺,不仅仅侵犯了律师的执业权利,更重要的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使其在侦查初期丧失了在律师帮助下与侦查权力抗衡的能力,形成侦查权对其的压迫,故必须赋予其程序救济的权利,通过程序性制裁规制侦查权的滥用。目前,我国对供述的排除还仅限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述的情况,对于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限制及剥夺会见权的情况尚无法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规制。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目的是为了遏制侦查机关的程序违法行为以维护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包含了违反正当程序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排除,特别是侵犯律师帮助权情况下的证据排除。{13}笔者建议《修正案》拓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将侵犯辩护权及律师帮助权的行为纳入其中。立法至少应规定,由于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导致侦查终结时尚未实现会见的,侦查讯问所取得的供述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在审判程序中, 应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程序性救济的权利,即通过程序性辩护的诉权请求开启程序性裁判程序,对侦查人员侵犯会见权的程序性违法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宣布侵犯会见权所获得的供述为非法证据并予以排除。而在审前程序中,则主要通过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的控告申诉,通过程序性辩护活动,要求检察机关采用听证的方式进行审查,及时排除侵犯会见权所获取的证据。

  

  闵春雷,单位为吉林大学。

  

  【参考文献】

  {1}1979年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的会见权,1996年修改后对会见权附加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经由侦查机关批准的限制条件;1998年“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范围进行了限定,并作出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五种犯罪推迟会见时间的规定(5日内安排会见); 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取消了上述限制,规定律师凭“三证”会见的制度;201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三种犯罪,作出经应侦查机关许可才能会见的限定性规定。

  {2}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第146页。

  {3}封利强:《会见权及其保障机制研究—重返会见权原点的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期,第79页。

  {4}熊秋红:《审前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第92页。

  {5}程味秋等编:《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刑事司法文献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6}《日本刑事诉讼法》,宋英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7}《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第37页。

  {8}前引{5},程味秋等书,第245页。

  {9}参见孙长永:《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制度立法的三大疑难问题管见》,《法学》2008年第7期,第27页。

  {10}参见前引{6},《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1-12页。

  {11}《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黄道秀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12}闵春雷、刘铭:《审前程序中的程序性辩护》,《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104页。

  {13}详见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 -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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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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