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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锐:两汉经学与汉代的法律解释

更新时间:2012-04-11 23:00:51
作者: 陈锐  

  

  【摘要】在两汉时期,随着经学使用的训诂学方法的成熟以及体系化,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学开始产生,并成为一门成熟的学问,改变了中国古代方法之学不发达的面貌。两汉学者使用经学方法,将儒家所崇尚的价值观与精神细密地“编织”进了汉律之中,使得儒家经义与法律有机地集合起来,成为了超越实在法之上的“高级法”,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性因素”。并且,作为其成果“ 固化”形式字典、辞书的编纂,更是表明人们开始自觉地探讨科学“分类”的方法,这对于法律概念的类型化以及法律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两汉经学;法律解释;训诂学;类型学

  

  蒙文通先生说过:“由秦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虽二千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亦多,然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异。其力量之宏伟、影响之深广,远非子、史、文艺可与抗衡。”{1}蒙先生的这段话是对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精辟概括。众所周知,汉代是我国古代经学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经学被确立为中国古代的官方哲学与正统的意识形态,它不仅在制度层面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而且在深层次上型塑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法律作为一个民族生活态度的表达,其受经学的影响自不待言。窃以为,经学对于汉代法律领域的影响起码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层面:首先,经学精神在制度层面的影响,即汉代政治、法律制度的建构正是以经学的义理为内在的价值旨归的。综观两汉之世,凡明堂、服制、丧礼、葬礼等诸种制度的建立,都是以经学义理为价值来源的,皇帝制诏、廷臣议论、决事都是以经学精神为凭依的。其次,经学思维方式在司法层面的影响。经义不仅可以直接作为断案的依据,起着类似于法律的作用,而且成了高于制定法的“高级法”,解经的方法也因此成为法律解释的方法。再次,经学学者为法律实践直接输送了人才。汉代一些著名的律家学者同时也是著名的经学专家,他们在研究儒家经典方面的造诣对于律学研究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者甚至发明了以儒家经义来断案的作法(即“春秋决狱”),这对于中国古代的司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两汉经学对中国古代法律解释方法的影响,侧重点在于学理上的影响,意图揭示:在两汉时期,随着经学的产生与发展,法律解释方法与前朝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些进步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1)随着两汉经学使用的训诂学方法的成熟以及体系化,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学开始产生,并正式成为一门成熟的学问,这改变了中国古代方法之学不发达的面貌。(2)两汉学者使用经学方法,将儒家所崇尚的价值观与精神细密地“编织”进了汉律之中,使得儒家经义与法律有机地集合起来,并成为超越实在法之上的“高级法”,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性因素”,中国古代的法律解释由此而具有了灵魂。(3)两汉经学学者为了将训诂学的成果“固化”下来,开始编纂字典、辞书,在这一过程中,开始自觉地探讨科学“分类”的方法,这对于法律概念的类型化以及法律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尽管这是经学训诂的一个副产品,但其意义不可低估。

  

  一、经学方法的成熟与系统化法律解释学的出现

  

  众所周知,法律解释活动是与成文法的适用同时产生的,因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律解释在我国就已经出现了。从史料上看,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与邓析就“悬书”、“致书”、“倚书”等法律概念展开的争论与区分实际上就是标准的法律解释活动。当然,可以考证的、最早系统地解释法律的文献当属秦代的《法律答问》,当时的法吏们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了一些法律解释方法,并将这些解释刻在竹简上,以司法经验的形式开始流传,以至有学者推测,《法律答问》实际上就是传说中的“秦律说”{2}。对于《法律答问》中的法律解释技巧,我们已经作过探讨,结论是:秦代的法律解释水平尚幼稚,属于朴素的法律解释阶段。在继承秦代法律解释经验的基础上,到了汉代,法律解释水平有了很大的飞跃。导致这种飞跃的是汉代经学训诂学的成熟。下文首先来了解汉代的经学训诂学及其方法的发展状况,然后再来探讨其对法律解释学的影响。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从学术的角度看,“两汉经学”是汉代标志性的成果,它不仅影响了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而且型塑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所谓“经”就是儒家经典,主要指《诗》、《书》、《易》、《礼》、《春秋》这“五经”,后来又增加了“传记”,故有“十三经”之说。所谓经学,指的是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对之进行训解、阐释、议论而形成的一种知识体系。经学方法就是人们研究儒家经典所采取的诠释学方法的总称。

  经学研究始于孔子,盛于两汉。西汉中朝,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于是大振,元、成以后达致鼎盛时期。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曾指出:“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其所以极盛者,汉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臣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至辅相。自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青紫拾芥之语,车服稽古之荣,黄金满食,不如教子一经。以累世之通显,动一时之羡慕,后汉桓氏代为师傅,杨氏世作三公,宰相需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以极盛者,此其一……。”{3}。这揭示了经学兴盛的社会经济原因,即功利因素是经学兴盛的直接动因。

  由于经学的研究对象是先秦时期孔子编删的儒家经典,这些经典在秦朝时大多被付诸一炬,后才由一些经师们凭借自己的记忆,将这些经典恢复整理出来,师弟相传,由于记忆不准或口音不清等原因,错漏之处很多。另则由于汉距先秦已有了一定的时空距离,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用词用语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对这些语词进行解释。正如清代学者戴震所说的:“盖士生三古后,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远,无以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传授,而仍留异议,则时为之也。”{4}也就是说,由于时空的距离,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隔阂,因此,解释才成为必要,这才是解释产生的真正原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既然解释已非常必要,自然就需要创造出一定的方法,训诂的方法应运而生。

  按照近代训诂学家黄侃的说法:“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5}亦即训诂不过是关于解释的学问,这种学问早在先秦时就已经有了,不过,只是到了汉代,这一方法才变得更为严谨、丰富,并成为一个由诸多具体的解释方法构成的方法论体系。从史料看,有关“训诂”的名称很多,最初叫作“传”、“说”、“解”、“训”、“诂”,后来又有“笺”、“注”、“释”、“诠”、“述”、“学”、“订”、“校”、“考”、“证”、“微”、“义”、“疏”、“章句”、“音义”等别名,这些名称大多含义相近,都有“解释”的意思在内,但在某些方面又有细微的差异。

  尽管训诂的名称很繁杂,但我们可以将它们大致纳入下面三种主要的训诂技术之中:

  (1)声训,即通过注音的方式、通过同音或音近的词来解释某一语词的含义。要理解一个语词,首先就要正确地发音,认出这一语词。因此,音训是最为基础的训诂方法。

  (2)形训,即通过分析字形结构来解释字义。由于汉字属于一种象形文字,因此,分析字形成为了解某一字义的重要手段。

  (3)义训,即用字义来解释字义。我们前面说到的各种各样的训诂名称,几乎每一个名称都包含有义训的意思在内,因为对于解释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说明某一语词的意义,以便使得这一语词能够为别人理解,因此,这种训诂方法在文献中运用得最为普遍。

  这三种技术相互联系、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解释方法系统。人们借助这三种技术,就可以实现以下目的:(1)准确发音;(2)解释词义;(3)分析句读;(4)校勘文字;(4)串讲文意;(5)考证语词的来源;(6)弄清语词的使用环境;(7)论证某种词义的合理性;(8)阐发义理。其实,任何解释方法也都是意图达到这些目的,并且,任何解释方法只要能将音、形、义等解释方法结合起来,就是一种系统、科学的解释方法。

  训诂这种解释学方法在汉代已经发展成熟,除了刚刚说到的“系统化”这一标志以外,还有下面两个重要的标志:

  第一,到汉代时,训诂的格式已经基本固定下来,即带有“格式化”的倾向。汉代的儒家学者们在解释一些语词的含义时,形成了大致固定的套路,从简到繁大致有以下几种:(1)某,某也;(2)某尤(亦、谓、曰、言、若、如)某也;(3)某,某貌,某声,某形;(4)某,今谓(曰)之某,古谓(曰)之某;(5)某,某之属(某之别);等等。这些格式几乎成为人们约定俗成、共同遵守的格式,非常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对判断形式结构所作的抽象化处理,这表明,训诂学的发展正逐步地走向成熟。

  第二,在汉代,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训诂学大师与训诂学专著,“专门化”(或专业化)的倾向非常明显。有很多著名学者以训诂为业,并以训诂学的造诣而著名,如许慎、郑玄、马融、杨雄,等等。儒家的经典以及其他学派的一些经典都有人进行注解,甚至出现了许多不同版本的注解,由此可见汉代训诂学之盛。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汉代还产生了很多专门研究训诂学的专著,其中特别有名、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有《尔雅》、《方言》、《释名》、《说文解字》,等等。在其中,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对汉代以前的一些训诂成果与方法进行了总结,体现了汉代训诂学的最高水平。

  综上所述,汉代的训诂学出现了“系统化”、“专门化”、“格式化”的倾向,这表明,到了汉代,我国古代的解释学方法已经发展成熟,成为了一种专门的技术。

  经学训诂方法的成熟无疑对于法律解释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讲,法律解释学是与经学训诂学一道成长的。成文法为训诂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有很多学者借用经学训诂方法来研究律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为了非常有名的律学家,其中以郭躬、陈宠等人为代表;还有学者“引律注经”、“以律解字”,在经学、律学两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这方面,许慎、郑玄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法律解释学在汉代的成熟是以“汉律说”的形成为重要标志的。所谓“汉律说”,实际上就是对于汉律的系统解释。“说”是一种重要的训诂体例,或者解释体例,为当时的诸子百家所常用,如墨家学派著有“经说”(上、下),韩非作有《内储说》、《外储说》。虽然“汉律说”的内容流传到后世的很少,以致很多人质疑其存在,但从史料上看,它确实存在过。据《晋志·刑法志》记载,“汉律说”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字。”{6}后世的学者曾尝试恢复“汉律说”的某些内容,但收效甚微。著名的汉律研究专家程树德在《汉律考》中只考证出了8条“律说”,法学家沈家本在此方面的贡献也非常有限。学者龙大轩教授在查阅经史子集的基础上,对此有了很大的推动,共辑得律说章句543条,他将这些章句共分为十个门类进行了研究:(1)律说11条;(2)具类律章句77条;(3)罪名类律章句64条;(4)刑名类律章句49条;(5)事律类律章句101条;(6)职官类律章句109条;(7)军法类律章句47条;(8)狱讼类律章句37条;(9)监狱类律章句23条;(10)礼制类律章句25条{7}。以上学者所稽考的这些“汉律说”章句是我们研究汉代法律解释学的重要依据。

  如前所述,与秦代的法律解释水平相比,汉代的法律解释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飞跃,这种飞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互训”的方法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所谓互训,就是用含义相近或相同的语词来解释某个法律概念,使得这两个词可以相互诠释。这种方法在《尔雅》与《说文解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说明,这一方法在汉代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在“汉律说”中,这一方法广为应用。人们在解释或说明某个法律概念时,首先会很自然地想到为其找到一个同义或近义的词。如:

  律,法也。(郑玄,《礼记正义》卷十一,王制第五)

  宪,法也。(郑玄,《礼记正义》卷二十八,内则第十二)

  典,法也。(郑玄,《礼记正义》卷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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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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