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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学:基本人权若干断想

更新时间:2005-01-04 13:40:04
作者: 邹平学  

  

  基本人权是一个值得思考和需要探索的问题。它既是人权体系的基干部分,又是近现代宪法的基本原则和民主宪政的脊梁,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价值和功能。科学界定基本人权,探索其内容的演讲规律,发掘其价值与功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基本人权的界定

  

  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享有的、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制约的权利。人权的权利内容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体系。根据人权内容在人权体系中的地位、价值与功能可把人权分为基本人权和非基本人权。何谓基本人权?不少同志认为基本人权就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实际上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公民基本权利是一种宪法权利,也即法定权利,而基本人权首先是一种应有权利,具有不由实在法所授予,也不能被实在法所剥夺或取消的价值。基本人权能否载于宪法体现为公民基本权利取决于立宪者的权利意识水平及人权实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一般认为,基本人权的权利内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看,基本人权只指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人身权。广义上的基本人权不仅包括上述四大类权利内容,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

  

  应该肯定,把人权分为基本人权和非基本人权十分必要。因为人权内容尽管繁多,但绝不能等量齐观。在人权体系中,基本人权具有核心地位和作用,它对于人和公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不可取代、不可转让的、内在稳定的、具有母体性的共同人权。它具有繁衍、派生其他权利的功能,是权利体系的中轴,权利体系的内容充实和形式发展都以基本人权的轴心为起始。基本人权集中体现了人权共同性的一面,它说明了无论在一国范围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里,我们首先需要强调并着重予以保障的是基本人权。近代各立宪国家均以基本人权作为宪法的一项不可更改的基本功原则。无论各国对人权的看法多么不一致,在基本人权这一点上是有可能并且就应该取得共识的。“联合国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中申张的“基本人权”是一个世界信念的宣告条款。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普遍承认和尊重《联合国宪章》提出的保障“全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宗旨以及《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所确认的一系列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原则,共同签署某些国际人权条约,共同谴责或制裁某此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基本人权业已成为熔铸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

  

  基本人权的权利形态呈现为三种类型: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这三种权利形态源于不同的界定方法。1、从价值分析方法出发,基本人权按其本质是受一定伦理道德所支持与认可的人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它是由人的自然属怀和社会本质所决定,而不由其社会身份和实际能力所决定的人作为一种区别于动物的社会主体应当享有的权利。应有权利不仅不是法律和政治权力可以任意增损或取缔的,而且是确证和评价法律和政治权力政治正义性和合理性的根据。2、从规范分析方法出发,基本人权只有载于宪法表现为公民基本权利才有可能获得最佳保障,法定权利对于“应有权利”来说,是一种更为具体、明确、肯定的规范化基本人权;3、从社会分析方法出发,基本人权是一种实有权利。因为实践证明,真正关键问题并非人权是否得到伦理道德的认可,也不是它能否在法律上得到规定,而是它能否在实际上得到承认和保证。只有当人们真正地享有权利时,它才是现实的、有意义的。

  

  上述三种分析方法都有其合理的因素。应有权利的分析触及了基本人权权利形态的实质内容,回答了人权权利形态的逻辑前提,只有存在人的“应有权利”,才会推导出如何去保障它的问题。法定权利的分析肯定了基本人权存在的有效现实形式,基本人权的法制化不啻是它实现的最有效方法。人类法制史表明,对法制的践踏总是与对人权的摧残相伴而产生,但法定权利的形式脱离不了应有权利的实质.否认“应有权利”的存在,法定权利就失去作为参照系的价值导向,有可能排斥基本人权所蕴涵的理想价值成分,导致对人权扩展的歪曲。因为法律亦可规定反人权的内容,历史上的“恶法”即如此,奴隶主对奴隶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就是来自奴隶制法的规定。西方学者哈特指责纳粹德国的法律时声称“这是法,但它太邪恶而无法遵守”。总之,法定权利应以实现应有权利为目标,背离应有权利的法定权利就会步入人权的反面。实有权利的分析具有可贵的实践意义,它理智地说明了一个国家的法律对基本人权作出完备规定绝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基本人权状况就完美无缺、十分优越了,它肯定了一个国家的基本人权状况如何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法定权利转为实有权利的广度与深度。基本人权的实现是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二、 基本人权的演进规律

  

  考察人权理论和人权立法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鸿篇巨制中,如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在18世纪民权革命中摇旗呐喊的政治宣言里,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和公民权利宣言》等;在确认人权的早期法律文献中,如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以及美国1789年宪法的《权利法案》等,都没有提出基本人权一词,它们一般只列举了具体的人权,如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财产权、参政权,还有安全权,追求幸福权,反抗压迫权等。由于后三项权利具有以财产为核心、以生存权为前提、以平等权和参政权为条件、以自由权为重点所构成的体系。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基本人权的发展演进,生存权(包括生命权)、财产权是基本人权发展之初的权利内容,并一直贯穿人权的发展史。至于其他各项权利,结合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首先强调的是自由权,其次是参政权,再次是平等权,发展最后是生存权中的受益权。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当资产阶级提出人权要求时,他们已经是有产者,在经济上已经或者将会超过封建贵族。对他们而言,经济方面的生存权以及财产权已经解决了,需要获得的是政权,与政权密切的自由民主权以及利用政权保障他们财产和安全的权利。自由、平等及参政对于他们的生存权、财产权只具有手段的意义,只有这此手段不具备时,它们才成为追求的目的。当最早的市民阶级要发展工场手工业,迫切需要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而农奴等劳动者所处的人身依附或半依附的社会地位,妨碍“自由劳动者”的供给;当他们要发展国内外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并按照“自由贸易”原则,以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而“政治制度的每一步都以行会的束缚和特殊的特权同它相对立……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1]所以,自由和平等便成为他们首要和愈益迫切的要求。加之在封建专制时代,人民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处于完全受国家支配、纯粹是义务主体的地位,因而自由权较之平等权来说尤显突出,成为18世纪民权革命的首要目标。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势力的增强,政治上参与国家管理以分享政权乃至夺取政权的呼声日盛,参政权的要求便应运而生。当参政要求遭致封建统治的镇压时,革命权(反抗压迫权)就公诸于世了。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参政权主要体现为选举权,且仅限于男性、知识分子或有产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多数国家逐渐实行普选制,女性与贫穷者开始享有选举权,平等权渐告实现。与此同时,由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生存权的内容开始拓展到社会经济(受益权)的层面上。在本世纪30年代,西方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都载有保障公民福利权利的条款。到了二战以后,联合国人权宣言中也明确提出了两类保障的人权,即公民政治权利和社会文化权利。6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的环境恶化,环境权成为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本世纪后半期,除仍坚持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基本权利外,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又提出了新的基本人权内容,如民族自决、发展权等。值得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权要求较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要求高出整整一个时代。社会主义为发展基本人权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主要表现在:(1)基本人权诸项内容进一步拓展深化,尤其注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2)将传统的个人人权拓展到包括集体人权的崭新人权实践;(3)基本人权的实现获得了经济、政治的有力保障。

  

  三、 基本人权的特征

  

  基本人权作为源自于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质,与人的生存、发展和主体地位直接相关的权利,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基本人权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

  

  基本人权的主体是普遍的、无限的和绝对的。一切人,无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语言、宗教、国籍、出身、能力和政治见解的差异或不同,都应享有基本人权。它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基本条件。

  

  首先,从人权观的发展史来看,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主张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受任何基于政治地位、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早期的基督教及其自然神宗教的教义中,认为上帝创造人本身就意味着赋予人某种存在的价值,依其存在的价值与尊严,理所当然就享有一定的权利了。《圣经》中就记载了许多超越那个时代的人权观念。[2]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主张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用“人权”取代“神权”,声称人类“天生一律平等”。而17世纪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天赋人权学说更主张“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和财产的绝对主人”,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是每个人“不能变更”和“无从否定”的天赋人权[3]。上述人权观尽管囿于抽象的人性论或囿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而未能科学揭示人权的阶级性、历史性,但至少肯定了某些人权确实存在共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涉及到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要求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4]可见,马克思主义也肯定了某些权利的享有主体是普遍的,这一点并不国人权的阶级性而失去依存。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分属一定的阶级,具有一定的阶级属性。但是,根据辩证法原理,不能设想阶级性完全排斥共同性,不能说不同阶级毫无共同之处,因为阶级性只是阶级社会性中人的一种特殊性,特殊性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共性或抽象性的存在。人权的具体内容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基本权利应适用于一切人或绝大多数人。

  

  再次,相对于基本人权而言,非基本人权的主体往往只具有相对性、特殊性。如残疾人的某些特殊权利不适用于健康人;妇女的某些权利,男子不享有;消费者的权利不适用于生产者;罪犯的某些权利,对一般公民不适用;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有些是自由、平等、安全等基本人权的引申、展开和具体化,但有的则不是,如律师的权利,监护人的权利;还有如未成年人的权利、老人的权利,都不具有普遍性。再反观基本人权的主体,其普遍性显而易见,如生存权,对于男女老幼都是同等的,不存在孰有孰无的问题。

  

  第二,基本人权权利的固有性表现在基本人权对于人而言是不可缺乏的、不可取代的、不可转让的三个方面。

  

  (一) 基本人权对于人的不可缺乏性。人之所以为人,它与动物根本区别的质的规定性在于“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5]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基于自然本性而要求生存、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等各种物质和精神需求无不是通过社会来满足,通过社会来承认与保障。人区别于动物的生存价值、自主独立和理性原则也都是产生于社会关系中。而这些人既存的价值与尊严一旦通过伦理道德、法律等社会形式予以认可时就外化为一种社会的价值观、法律观,取得了稳定普遍的形式。这些形式对于人的本质的产生与发展虽然还不是充分的,但却是必要的。换言之,生存、发展、平等、自由源自于人的本质,实现于人的社会,这恰恰反过来说明人的本质同样离不开生存、发展、平等、自由这些权利。人只有享有这些权利,才能脱离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成为法律上、社会上的人。

  

  (二) 基本人权的不可替代性。被称为基本人权的权利,构成人权体系的枢纽或核心。对于人的价值与尊严,以及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权威性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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