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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勇:一个西部县城的“中国叙事”

更新时间:2012-04-08 11:20:32
作者: 石勇  

  

  中国西部。贵州、重庆、湖南交界处,一个叫“松桃”的县城。沈从文所描述的“边城”上游几十公里。

  

  在“改革开放”这一激进的现代化运动已经让中国天翻地覆的时候,直到2004年,这个县的县域社会都还笼罩在古老神秘的民族风情和现代化前夜的紊乱之中。

  

  作为曾被媒体称为“全国两大黑枪基地”之一(另一是青海化隆),“松桃”这个名字让媒体、警察、枪贩印象深刻。其治安的恶劣远近闻名。而公安部2003年1月22日发布的“五条禁令”,也来源于此地一警察喝酒后对同事及老婆的枪杀。

  

  县域社会结构的乱局使这个县恍如一个在现代化的高速列车中被抛下车厢的醉汉。但在此后,没有人料到,仅仅8年时间,到2012年初,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阵痛之后,它会猛然转身。往昔的一切再也无法辨认。

  

  2011年11月24日,在贵阳一家公司工作的田如昌回到松桃。下车的时候,他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距离上次回家仅仅五年,就像彻底抽空了他的历史。

  

  一个漂亮程度令贵州震惊的新县城像变魔术一样变了出来。似乎是一夜之间,“发展”成为这个县域社会最为蚀骨的渴望。8年时间,它近乎浓缩了中国一百多年的漫长历程,并把自己纳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治社会经济结构嬗变的既定轨道,重演、孕育已经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一切。

  

  在田如昌的身后,一个进县城赶场的苗族老人脸上失去了过去保持的安详,显出那个年纪已不应有的惊惶迷茫。他们感觉到了“现代化”对这个县域社会从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到生活方式、精神认同不可阻挡的解构和祛魅。在房地产、工业园、高污染工厂、拆迁、城管、计划生育的吆喝声中,新的痛点不断地得到制造,而逻辑上的爆炸点,可能正在不远的地方等待。

  

  这个拥有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这一“立体交通”的县域,越来越像中国的一个斑记。

  

  

  紊乱的“现代化”前夜

  

  在田如昌迷失在县城里的三天前,2011年11月21日,40岁的龙成金起得很早,7:20左右,他行走在从家通往自己所打工的工厂的山路上,这段路程要半个小时。和他同一个寨子在相邻另一家锰粉加工厂打工的龙如云,则在稍晚一些时候,骑着摩托车从公路上出发。

  

  无一例外,这两家位于县城边缘世昌乡的锰粉加工厂,征用了他们的土地。相应地,他们进了工厂,在下苦力并忍受噪音和粉尘一个月之后,能够挣到一千多元。

  

  “世昌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命名。它来源于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英雄龙世昌的名字,其母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而据考证、解密,在电影《上甘岭》中炸碉堡的“黄继光”,其原型并非黄继光本人,而是龙世昌。

  

  从龙成金行走的那座山往东不到三十公里,就是湖南凤凰的边界。它们一起构成了纵贯湖南、贵州、重庆、湖北的武陵山脉的中心偏西地带。而武陵山脉,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正是一个充溢着“匪气”的地方。日本人当年进入湘西密林,透过“边城”遥望重庆时,脚步嘎然而止。解放军在这片区域里追剿土匪时,也吃过太多的苦头。

  

  二十年前,还很年轻的时候,龙如云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会以在工厂里干苦力养家的方式度过以后的人生。那个时候,他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有事没事背着一把火药枪闲逛,间或和人打架斗殴。在20世纪80年代非常流行的群体性械斗,引火者正是那些无所事事,背枪或提刀的青年。

  

  当年这些背枪提刀的青年并非黑社会成员。事实上,他们代表了湘西、黔东交界地带一种古老的传统,属于每一个寨子都拥有的粗陋防御体系的一部分。这种防御体系不带组织色彩,无任何政治诉求,但在某一家有事时,通过历史上为生存聚寨而居所具有的伦理约束,往往一呼百应。

  

  这一防御体系抽象地针对所有企图侵害寨子生命财产安全的外部力量,自然也包括针对那些以计划生育名义到寨子牵牛拆屋的官僚机构成员。由于每一个官僚机构成员都不可能不以原子化的形式存在,寨子的防御体系,对于基层政权的滥权具有一定的约束功能。

  

  从1978年到1992年那段时间,对应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在“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中,寨子防御体系起到了防止结构断裂,一方力量强大到可以随时按自己意志和利益主宰另一方的作用。

  

  事实上,在1992年前,松桃的县域社会仍处于前现代化的蒙昧之中。虽然普遍性地贫穷,但农民在日常劳作之余,尤其是婚丧嫁娶和各种节日,通过进入一个记载着民族传统的古老仪式,对生活进行了魅化。而国家权力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保留了象征性控制的特征,官僚机构成员与农民的生活相对隔离,远没达到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动辄侵害农民利益的夸张地步。

  

  这种“国家—社会”结构相对分离,自成一统的情况,使县城所代表的微弱“现代化”意识形态并不具备对农村进行“文化殖民”的能力,无力形成一个由权力、金钱等支撑的价值观念上的等级秩序。就主要功能而言,县城无非是一个可以让农民进行市场交易、联系感情,以及男女青年们谈恋爱的公共空间。在这背后,人们与传统,与可以消除焦虑的生活方式同在。

  

  但1992年“打工潮”兴起后,“现代化”的逻辑终于降临到这个一直被中国发展遗忘的县域。大量青壮年出去打工使寨子防御体系颓然解体。而基层政权的利益意识长期冬眠后突然被唤醒。原本平衡的“国家—社会”结构开始倾斜。

  

  这产生了一系列紊乱。伴随着整个县域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躁动、无序和疯狂。焦虑、对金钱的渴望使隐藏在深山里的“黑枪”工业突然冒出中国社会的表层。一些残存的寒子防御体系,也开始异化为黑恶力量。从1992年到2004年,“黑枪”的“松桃制造”品牌效应,以及治安的严峻,使这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的神秘区域,成为中国南方各省公安机关,以及公安部关注的焦点。

  

  而在12年的时间里,县城没多少变化,仍是几条主要街道,杂乱无章,每逢赶场天拥挤不堪,间或有偷盗、斗殴、抢劫。到2004年的时候,整个县城面积才2.34平方公里,人口48000人。外面的世界一日千里时,时间在松桃是停滞的,并且,在混乱之中,看不到未来。

  

  但一个人的出现,终结了这一切。

  

  

  

  强势政府的诞生

  

  这个人就是和龙成金、龙如云同是世昌乡人的L。在2008年的瓮安事件中,他受命赴瓮安收拾残局,重整乱糟糟的社会经济秩序,已为全国所瞩目。

  

  而在2004年,他受命返回家乡当县委书记,整顿令贵州省、公安部都感到头痛的治安问题时,还未被贵州省之外的媒体所注意。与之相比,在那个时候,仇和等具备一定“威权主义”治理能力的官员正频频引发争论。

  

  今天已经清楚,近二十年来,威权主义被召唤出来几乎是必然的。改革对既往社会结构的解构,和在确立一个以权力、资本为中心的利益结构时,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必须得到权力的绝对控制。但在把政治认同的宝押到了“经济发展”上时,这一权力同时应具有发展经济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结构也在转型。而它最需要的官员,正是那些能够震慑住下层官僚、在维稳上有一套、能够让一个地方经济起飞的铁腕人物。

  

  L就是如此。他要终结家乡深陷未发展困局的紊乱状态,激进地、有秩序地把它带入现代化的轨道。虽然时间已经过了8年,但L当年的施政思路,仍然被松桃县官员奉为一条金科玉律。这条思路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变成了一种虽然政治正确但早已是陈词滥调的“发展”。

  

  招商引资局一位副局长的论证非常形象化:在这个民风彪悍的地方,打架斗殴的根源就是贫穷,一帮精力旺盛的人整天无所事事,肯定要出事。“如果大家都有机会挣钱,忙于挣钱,哪个还去干那些好勇斗狠的傻事?”

  

  仅仅一个“发展”远未让L成为一个在他走后,仍然保持巨大影响和认同的权威。谁都清楚“发展”是一条出路,但对于一个紊乱的区域来说,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如何扫清“发展”的巨大阻碍。

  

  在L之前,所有主政者的伟大抱负无一例外地失败,民间社会存在强大的力量,可以阻挡弱势政府的推土机,而严峻的治安局面更让外来投资者望而却步。坚固的县域社会所具有的保守性,其力量超越了任何一个当权者的权力。

  

  L的不同之处在于以铁腕的手段“发展”。从2004年开始,到2007年他离开,归纳起来,走的就是看起来并不出奇的两步:“打黑除恶”——然后,招商引资建工厂,修路修桥修房子。

  

  到现在,很多居民对L第一次给他们带来的震慑仍然记忆犹新。在县城周边有一个寨子,20世纪80年代,即是群体性械斗的主力军,进入21世纪后,变身为黑恶力量。警察屡有打击,但始终没有办法。L到任后,驱动警力进村,他们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

  

   “打黑除恶”使警察力量对民间社会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威慑能力。在L背后政治资源的支撑下,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在松桃设置县级治理架构以来两百七十多年的历史里第一次诞生。相应地,传统的“国家—社会”保持微妙平衡的结构成为再也无法唤回的过去。

  

  2005年以后,政府不仅知道自己要做和想做什么,而且可以大胆地去做,无论是重塑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经济,还是滥权扰民。在2005年到2008年这几年时间里,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世昌乡接连出现。比如,乡政府的联防队员竟然可以到公路上随便拦车罚款,计划生育人员深入寨子,可以把一个根本还没结婚的人抓去,然后索取赎金。

  

  相应地,民众也清楚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他们被还原成一堆为生存而挣扎,为金钱而焦虑的社会原子。在和政府的关系中,他们彻底变成了羊。

  

  一个权力绝对主宰的秩序像福音一样降临。接下来,是在这块属于中国的“锰三角”(指锰矿储量丰富的湖南花垣、贵州松桃、重庆秀山交界地区)的地方,由政府、企业唱主角的城市化、工业化叙事。

  

  这种叙事,通过和既往历史的决裂,已经没有了它的特色,而是典型的“中国叙事”。手段如出一辙——旧县城推倒重来,在河另一边的县城新区闪亮登场。十几家包括央企在内的锰业公司、水泥公司突然出现。几个大的工业园区正在规划,开工。8年时间,GDP以12%以上的速度增长。2011年,全县城镇化率达到31.65%。

  

  这样一幅图画,已经不属于那位进县城赶场的苗族老人。事实上,虽然还有“赶场”这样一个概念,但当初“赶场”所意味着的一切,已经无法寻觅。在时尚男女和装修一新的楼房面前,他唯一能让人想到的就是土气。

  

  他似乎想找个人说话,但一眼望过去,又失望地把目光收回。他的神色,让人感到忧伤。

  

  

  

  通向未来的风险

  

  对于35岁的麻树青来说,忧伤离他很远。

  

  折磨他的是这件事:从哪儿找出一笔钱来在县城买房。在他眼中,不仅那些出去打工、比他年轻得多的“农二代”在心理上已经无法退回农村,他自己也不能。

  

  县域的“现代化”焦虑恍惚之间把人们分隔成了几代不同的人:老人怀旧,中年人焦虑,年轻人迷茫。

  

  流向沈从文笔下“边城”的那条河,其两边新老城区那些价格超过每平方米3200元的房子自然是麻树青不敢奢望的。在世昌乡那家锰粉加工厂里做机修工,他一个月能够挣到的只有将近1300元。加上他妻子在县城一家超市里做营业员,每个月差不多1000元,所有的收入不吃不喝,每个月还不够买一平方米。

  

  同样是在2011年11月24日这天,来自重庆的房地产商人W,来到了县委县政府大楼找一位主要领导。在秘书室里坐等了很久,快到中午时,他起身离开。距离县委县政府大概四公里以外通往重庆、“边城”的老县城边缘一个小区,正是他开发的楼盘。尽管这个楼盘的价格只在每平方米2500元到3000元之间,但仍然无法让麻树青寄托他买房的梦想。

  

  W很清楚,买房的人,大多数是县城公务员、乡镇干部、外来炒房者。房地产的繁荣,其实只是权力和资本的游戏,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进城农民无关。像“经济发展”一样,这个县城重复着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复杂故事。

  

  乡镇干部能够买得起房,龙成金不用想都知道。

  

  而麻树青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实现梦想或发泄愤怒,他并不了解这个危险游戏,会不会有崩盘而玩不下去的那一天。

  

  从县委县政府大楼往南三公里一个风景如画、土地肥沃,已经快要被县城扩张的脚步吞没的一个村子,村民们也在等待。在2011年3月,县政府派出强大的工作组来和他们谈,准备征用土地、拆迁房子为规划中的轻工业园修建宽阔的工业大道,但每亩地只补偿2.9万元。这一价钱遭到村民拒绝,并作好对付强制拆迁的准备。

  

  时间拖到2011年11月的时候,县政府一位官员透露,开发商给的钱,远不足以补偿政府在征地拆迁、平整场地等付出的成本,但是,招商引资、建工业园,恰恰是政府工作的重心。2011年10月25日,在一次党代会的报告中,主政者提出了今后五年年均生产总值增长19%以上的宏伟目标。

  

  就是说,强拆,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动手”,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龙成金对于政府人员的“动手”已经见过几次,尤其是计划生育工作队的“鬼子进村”。老实的他,和被挣钱养家的想法驱动的其它男人保持了沉默。一个被瓦解的共同体,其四处离散的原子,在权力的切割下,有如一粒粒渺小的尘埃。

  

  12年的“现代化”前夜,8年的激进“现代化”历程,一个新的县域社会结构,正是靠把原本存在的一个个共同体解构而形成。

  

  反过来,新治理秩序的成功,由这个秩序所维护而以权力、资本为中心的利益结构,正是建立在把民众看成权力控制的客体,和他们应该按照现实的生存逻辑而思考、行动这一预设已经成功实现的基础上。按照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的说法,正如资本主义需要一帮在资本家面前具有忍耐、服从、努力工作特点的人一样,这就是一个社会的统治力量执意要培养的“社会性格”。

  

  这意味着,除非是四处弥漫着愤怒或绝望,并且恰好有一个刺激,否则难以把已被权力和“发展”意识形态控制心灵的一堆社会原子整合成一股不可控制地爆发的力量。

  

  2011年11月24日这天,田如昌在县城街头看到这一幕:几个城管在他面前,没收了一个据说不听劝告女孩的一沓广告单。女孩委屈得哭了。

  

  谈不上是“暴力执法”。其他人也没有围观。

  

  (出于可理解原因,文中部分人物隐去真实姓名)

  

  《南风窗》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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