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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程:沈从文的文体困境

——从新近发现的长篇残稿《来的是谁?》谈起

更新时间:2012-04-08 11:06:16
作者: 王鹏程  

  

  

  (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摘 要:沈从文建国以后辍文学而治文物,常被视为政治环境压抑作家创作自由的典型个例。实际上,《边城》已经耗尽了作者的“牧歌”曲谱,他已面临“抽象的抒情”的困难。由于社会的动乱纷杂,再加之沈从文身份由“乡下人”到“土绅士”的转变,其已经难以保持明澈恬淡的心境,来建构湘西的“人性小庙”。《长河》的未竟,除了国民党书刊审查制度的外因,“牧歌”文体和“史诗”文体之间的冲突,应该是其断章难以为续的主要原因。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1971年沈从文“地下”写作长篇章回体小说《来的是谁?》。这篇有意避开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家族史兼地方史”,也以只完成楔子而告终。本文从新近发现的长篇残稿《来的是谁?》谈起,追溯沈从文《边城》以后的创作,以文体为切入点,发现沈从文《边城》之后,一直纠缠在文体僭越的困惑之中。在60年代关于张兆和堂兄张鼎和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搁浅以后,沈从文觉得自己难以完成“牧歌”到“史诗”的转变,而这一时期他的文物研究影响却逐渐扩大,他最终把文物研究当成后半生的职业。因而沈从文建国以后辍文学而治文物,并不是斩钉截铁式的突然完成,这个艰难的转向过程,一直持续到1971年写《来的是谁?》。

  

   关键词:《来的是谁?》 牧歌 史诗 文体困境 转向

  

  

  

  沈从文写于1971年的长篇小说《来的是谁?》的楔子发表之后,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是发表的刊物《吉首大学学报》影响不大,二是这个楔子风格大变,迥异于其先前的任何作品,因而即使专治现代文学的好多学者也不知晓。我是由于日本近畿大学的福家道信先生在清华的一次讲座,才知道沈从文晚年还有这样一部未竟残稿。这部小说带给我一个疑惑,那就是“文革”在神州大地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沈从文并未完全丧失创作自由,他还可以进行“地下创作”。相对而言,建国初期作家的创作环境肯定比不上“文革”开始后的严酷,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里也收录了建国以后沈从文少量的散文和旧体诗创作。那么,沈从文建国伊始,逐渐放弃熟悉的小说创作,除了政治环境对作家创作的“外部”限制压抑之外,是否也有作家自身“内部”难以为继的艺术困境?将沈从文搁笔小说转向文物全部归咎于外部的压力是否合理恰当?我们考察沈从文辍文学而治文物是不是要将环境的“外部压力”和作家“内部的艺术困窘”综合起来分析才妥当些?审视沈从文建国后的文学创作,我发现,沈从文放弃文学专治文物,并不是斩钉截铁,实际上直到60年代才完成这种艰难的转向。放弃的原因,也不完全是外部环境的压力,最主要的是他擅长的带有牧歌情调的文体,难以适应“时代的抒情”的“革命史诗”文体。

  

   一

  

  《来的是谁?》写于1971年,同《长河》一样,这是一部未竟的长篇小说,作者只完成了8000多字的楔子。1971年6月8日,时在河北磁县1584部队二中队一连二排五班服役的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收到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沈从文的来信,牛皮纸做的信封里塞着《来的是谁?》的楔子。黄苗子收藏小说原稿30余年,2006年8月找出归还给黄永玉,2007年1月发表于《吉首大学学报》第28卷第1期。根据最近发表的沈

  

  

  作者简介:王鹏程(1979—),男,陕西永寿人,陕西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清华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从文1971寄给黄永玉的几封书函得知,《来的是谁?》是沈从文接受黄永玉的建议之后,撰写的一部带有“家史兼地方志”色彩的小说,为了让“你们(黄永玉)一代和妮妮红红(黄永玉的女儿)等第三代,也知道点‘过去’和怎么样就形成‘当前’,以及明日还可能带来的忧患。”但这不是小说的重点,小说的宗旨是“将近百年地方的悲剧和近似喜剧的悲剧,因为十分现实,即有近万的家乡人,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死光了。你我家里都摊了一份。我们其所以能存在,一半属于自己,一面则近于偶然。特别是我的存在,好像奇迹!因为一切学习过程,就近于传奇。所以你的建议还是对的。”[1]45小说前五章的大致内容沈从文在此封信件里也作了披露:“第一章是‘盘古开天地’说起(史书上没提到,而从近年实物出土写下去)。第二章将是二百年前为什么原因如何建立这个小小石头城,每年除公家‘改土归流’兼并了所有土地,再出租给苗民,到处都设有大仓库收粮。省里还用十三四万民两经营。这么小小地方还有个三品官,名叫辰沅永靖兵备道!兼管辰州、沅州,两府所属十多县!第三章、四章即叙述这么一个小地方,为什么会出了三四个总督(等于省长),四五个道伊(比专员大)、或者镇守使(等于师长)?随后还出了个翰林、转而为辛亥后第一任总理。另外又还出了大约两个进士(比大学毕业难)、四五个拔贡(比专科毕业难)、无数秀才,四五个日本士官生,上十个保定生,许多庙宇、许多祠堂。第五章叙述辛亥以前社会种种。假定可写十六章到廿章,前五章这么分配是恰当的。”[2]45—46

  

  早在抗战结束回北京不久,沈从文初次介绍黄永玉的木刻而写的《一个传奇的本事》一文中,已经谈到了黄永玉本人也不明白的家乡历史和家中情况。在1979年为这篇随笔补充的“附记”中,沈从文对《一个传奇的本事》进行了说明,“从表面看来,只象‘借题发挥’一种杂乱无章的零星回忆,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纪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这篇文章,用沈从文的话说,“以本地历史变化为经,永玉父母个人及一家灾难情形为纬交织而成一个篇章。用的彩线不过三五种,由于反复错综连续,却形成土家族方格锦纹的效果。整幅看来,不免有点令人眼目迷乱,不易明确把握它的主题寓意何在。但是一个不为‘概念’‘公式’所限制的读者,把视界放宽些些,或许将依然可以看出一点个人对于家乡的‘黍离之思’!”可能正是因为感到这篇短文“令人眼目迷乱,不易明确把握它的主题寓意何在”,“土家族方格锦纹”的效果难以表现出来,凤凰近二百年来复杂纷纭的历史变迁及人事更迭难以装进去,沈从文才听取了黄永玉的建议,撰写带有“家史兼地方志”[3] 162—163色彩的《来的是谁?》。

  

  从前五章的内容以及沈从文写给黄永玉的信来看,《来的是谁?》是一部关于湘西的“史诗”,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写二百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构架比《长河》更为宏大开阔,无疑是一个很庞大的艺术设想。小说的楔子写的是:一九七×年十一月间,天寒地冻,一个穿着破旧的皮领子大衣,戴着旧式油灰灰的皮耳帽的,身材看起来像南方人,装备看起来又像老北京的老头下了火车,拐进一个小胡同,寻找一个叫张永玉的人。开门的是一个小姑娘,说没有张永玉这个人。老头说,那就找张黑蛮。小姑娘说,也没有张黑蛮。老头说,那就找张黑妮。小姑娘也叫黑妮,但不姓张,便说老头找错了,不给开门。老头说,你们这里不是住的张梅溪吗?你们不是一家人吗?深受《沙家浜》中阿庆嫂影响的小姑娘对老头说:“您找门牌错了,这里住的姓黄,门牌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小姑娘并没有开门,老头只得走了。小姑娘的爸爸和家里其他两人看完电影后归来,小姑娘说了有个奇怪的老头来找。小姑娘的爸爸琢磨了一会,便和家中人去火车站找那个神秘老头,结果看到一列火车已经驶开,放佛“正有个戴皮帽子、穿皮领子大衣的老头子,在车窗里向她连连招手,一面似乎还大声说,‘张黑妮,张黑妮,再见!再见!’”。小姑娘和爸爸回家之后,在自家信箱里看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张永玉同志收”。信里用淡墨写了五六行小字:

  

  张永玉,你这个聪明人,真是越读《矛盾论》越糊涂,转向反面。到今为止,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姓什么,妻室儿女也不明白自己姓什么,世界上哪有这种聪明人?为什么不好好的作点调查研究,或问问有关关系的熟人?你回家扫墓时,为什么不看看墓碑上写的是什么?

  

  楔子的结尾写道:

  

  姓氏本来近于一个符号,或许可以姓黄,也可以姓张,言之不免话长,要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常言道,无巧不成书,真正巧事还在后头,诗曰:

  

  想知眼前事,得问知情人。

  

  不然真糊涂,懂过一生。

  

  世事皆学问,举措有文章,

  

  一部廿四史,慢慢说端详。

  

  就楔子中出现的人物而言,除过将姓“黄”改为姓“张”,似乎都能和黄永玉家对上号。黄永玉(1924—)的两个孩子,一个叫黄黑蛮(1952—),一个叫黄黑妮(1956—)。沈从文曾经谈到黄永玉的故乡“镇筸城”时,谈到“黄”“张”两姓。他说“镇筸城”原来由“镇打营”和“筸子坪”合成,后改为“凤凰县”。住在这个小小石头城里的人,“大半是当时的戍卒屯丁,小部分是封建社会放逐贬谪的罪犯(黄家人生时姓‘黄’,死后必改姓‘张’,听老辈说,就是这个原因)。”[3] 153由此看来,沈从文故意混淆生死界限,使小说具有魔幻色彩,实际上源于其家乡的传说。从楔子也可以看出,《来的是谁?》的确涉及到黄永玉的家史,但这似乎无关紧要。正如楔子结尾所说的“姓氏本来近于一个符号,或许可以姓黄,也可以姓张,言之不免话长”。令人惊诧的是《来的是谁?》风格。这篇小说显然是在借鉴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开头也类似与《红楼梦》第一回的“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小说的文体风格俨然不同于《边城》等作品的“抽象的抒情”,而是带有“黑色幽默”的调子,特别注重细节的铺写,又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特点。小说的开头部分,以巴尔扎克式的笔法,描写了七十年代初期北京的肃杀景象,交代了一个“文革”的故事背景。时值下班时分,大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写到“公鸡”。一是接客人的人类似与“公鸡”的神态。更有甚者,从香港、海南岛等南方来北京探亲的来客,“手提竹篮中,间或还回露出个大公鸡头,冠子红红的,眼珠子黄亮亮的,也四处张望,意思像有意见待表示。‘这有什么好?路面那么光光的,一无所有。人来人往,那么乱,不是充军赶会忙些什么?……一只蚱蜢、一条蚯蚓也见不到!’”这一段关于“公鸡”的描写,幽默滑稽,迥然异于沈从文的“抒情体”小说,沈从文试验以一种别样的文体来实现自己的小说复兴。当然,小说并不陷于油滑,更多的是“油滑其肤,沉痛其骨。”小说接下来写到老头子不小心挡住了一个“青壮”的路,不住的说:“对不起,对不起!”可是本应当表示歉意的“青壮”,却带着“一点官气”,反而狠狠瞪了“小老头子”一眼,用更偏北的口音说:“哼,什么对得起对不起,废话。”老头子说了句“少年有为撞劲足”,笑了笑,便向前走了。如果说这件小事情表现了颇有礼貌的北京某种文明友好的东西已经流失之外,后面的敲门认亲则具有“荒诞”的味道。当老头子敲开小姑娘家的门的时候,小姑娘也缺乏了对人的理解和同情。特别是小老头这样一个老年人,也不能得到小姑娘的理解和信任。小姑娘“因为前不久在学校里面演过沙家浜戏中的阿庆嫂,或多或少受了点影响。因此和阿庆嫂式一般的想,‘这事情可巧,究竟是谁?打的是什么坏主意?’”“文革”样板戏的思维已经同化了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女孩的头脑,她大脑里关于如何同人相处,全是“文革”的思维逻辑。因而导致老头子千里迢迢而来,闷闷抑郁而去。小姑娘的家人在看完电影回来之后,举手投足,也是模仿《沙家浜》中人物的样子。而且对话中还提到了《沙家浜》的参编者汪曾祺:

  

  爸爸脱了大衣看看菜汤,也用小勺子尝了尝,为了逗女儿开心,故意学者刁德一的口气,“高明,高明。”因为女儿前个星期在学校刚演过阿庆嫂,做导演的还是戏本执笔的汪伯伯,一家人坐在前排,都为这件事满开心……

  

  楔子中的人物,日常生活、思维逻辑都已经被样板戏同化,作者在8000字的篇幅里不断强化这一点。沈从文通过小说中的小姑娘一家,将其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们还为参与《沙家浜》导演和创作的汪伯伯(即汪曾祺)而骄傲兴奋。而正是因为样板戏的思想清洗,才使小姑娘置也许是小老头的远方来客于千里之外。小说人物流露出对汪伯伯的钦慕,我们却不敢妄言整个小说也流露出钦慕之感。沈从文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自己的得意高足因为参与样板戏的写作而天下闻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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