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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程:沈从文的文体困境

——从新近发现的长篇残稿《来的是谁?》谈起

更新时间:2012-04-08 11:06:16
作者: 王鹏程  

  给他印象很深,觉得自己应该向老炊事员学习。沈从文三十年代已经名满天下,他不再是那个那个发表作品欲望极强、借稿费糊口的文学青年。他之所以认真的写作,并求老友丁玲帮其推荐发表,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篇作品进行思想改造已经彻底的“表态”。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和第一次文代会的拒而不纳给沈从文造成巨大的思想压力,他极力想通过自己创作的转型来“归队合群”,不过并没有被接受。如果说《长河》中的内容他尚且熟悉合辙,只是缺少驾驭“史诗”的能力,那么《老同志》则是熟而不合,他并不擅长“命题作文”和“主题先行”的创作。他“归队”的愿望泡汤了,创作上的实验也失败了,尽管曾经以文体善变而享有“文体作家”的美誉。

  

  《老同志》之后,沈从文在1956年4月出版的《旅行家》第4期上,发表了散文《春游颐和园》。截止1957年7月,《旅行家》先后发表了《从一本书谈谈民族艺术》、《新湘行记》、《谈写游记》等散文,几乎都是“歌德”、“颂德”。1956年在《人民文学》副刊上发表的散文《天安门前》,也是因为胡乔木“一定要请沈从文为副刊写一篇散文,’”[10] 194一197既然是胡乔木的“命题作文”,内容就可想而知了。发表于1957年第7期《人民文学》上的散文《跑龙套》,是在文艺政策调整之后,周扬的关照下才得以见世的。周扬对《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11] 273《跑龙套》是以专家身份谈戏曲服饰,倒是扎实而又轻松。也就是在这一年年初,中国作协向会员征集创作计划,沈从文倾吐了自己的创作计划:“大致有两个中篇的初步准备,如时间能作自由支配,还容易着手:一以安徽为背景的,将来得去那边乡下住一个月,已经有了底子;二以四川内江丘陵区糖房生产为背景的,我曾在那里土改十个月,心中也有了个数目,将来如写也得去住一二月,并在新成立大机器糖房住十天半月。这些东西如能有自己可使用的时间,又有能力可到想到地方去住住,并到别的地方去,如像青岛(没有文物的地方!)住一阵,工作或可望能够逐渐顺手完成。”[7] 509一510

  

  大概沈从文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创作计划竟然得到批准,并且安排其当年8月份去青岛一边疗养,一边创作。沈从文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在致大哥的信中说:“在海边住一月会好一些。如有可能,住半年也许还更好些,因为有半年时间,一定可写本小书。有好几个小册子都没有时间可写。”不过到青岛之后,他很快写了一篇以打扑克为题材的小说。从张兆和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小说视野太窄,并不成功:“拜读了你的小说。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玩扑克为主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即或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的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也还是要考虑考虑。我希望你能写出更好一些,更有分量的小说,因为许久不写了,好多人是期待、注意你的作品的,宁可多练笔,不要急于发表,免得排了版又要收回。”[12] 182— 183好景不长,风云突变,再加之疗养环境愈来愈差,亦不允许他去完成写作计划,这个写作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沈从文再次有创作的冲动,是1961年l月5日住院之后。养病之暇,又想提笔重操旧业。[13] 15在信函里,他说“我联想到如能有精力,好好收集一百家乡家中及田、刘诸家材料,和陈玉鳌近四十年材料,特别是近四十年家乡子弟兵在抗日一役种种牺牲材料(其中我只记住一部分,还是廿七年在沅陵谈到的),我可能还可以利用剩余精力来用家乡事作题材,写一本有历史价值的历史小说。规模虽不会怎么大,却必然还有一定意义。因为从局部看全体,用家乡子弟抗日为主题,也会写得出很好作品的。”[13] 5一6

  

  这部小说以张鼎和(张兆和堂兄)为中心人物。这个写作计划最早萌芽于1948年[8]129,他也有意识的收集相关资料,但一直没有机会付诸笔端。1957年,在给中国作协的创作计划中,他旧事重提,不过得到批准后并未列入当时的写作计划。1960年夏末秋初,沈从文两度到宣化搜集资料,陆续累积十万余字的文献材料,并于1960年10月10日,致信给张鼎和过去的战友、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劲夫了解情况[8]130。在给汪曾祺的信中,沈从文也披露了这部小说的梗概:“休假一年,打算写本故事,是三姐家堂兄闹革命,由五四后天津被捉,到黄埔清党逃出,到日本又被捉,到北京被捉,回到安徽又被捉,……终于还是在‘蒋光头’西安被困三个月以前,在安徽牺牲了。死去后第二代经过种种事故,到昆明我们又碰了头。第二代又活动,复员后,回到上海,又被捉,幸亏手脚快,逃往冀东解放区”沈从文对这次写作充满了信心,他相信“估计写出来必不会太坏,可兼有《红旗谱》、《我的一家》两方面长处。”[13]19

  

  沈从文明显过于乐观,他忽略了自己难以适应新的文体要求,很快就陷入失落和矛盾之中。在1960年致沈云麓的信中,他说:“我近来正在起始整理小说材料,已收集了七八万字,如能写出来,初步估计将会有廿五万字。目前还不决定用什么方法来下笔。因为照旧方法字斟句酌,集中精力过大,怕体力支持不住。而且照习惯一写作体力消耗极大,即需大量吃流质和糖,现在情形却不许可。如照普通章回小说写,倒不怎么困难,但是这么一来,将只是近于说故事,没有多大意思,一般读者可能易满意,自己却又不易通过。大致到十月将试写几章看看效果如何。社会背景虽熟悉,把握问题怕不大好办,因为照实写,也还有不甚宜于当前读者处!近来写作不比过去,批评来自各方面,要求不一致,又常有变动,怕错误似乎是共通心理,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写小说原因,因为写成一个短篇非常费事,否定它却极容易,费力难见好。我则因为近十年学的全是文物制度问题,工艺上花花朵朵诸事,用脑子方法是傻记,工作对象是为人服务,为各方面。写作小说却要靠明白人事,组织事件变化,准确描叙背景,长于运用语言表现性格思想,这种种和近十年学的均有矛盾,是另外一套知识。把这十年学的完全抛弃,既不可能也不经济,兼顾并及亦有限度。所以真的要写小说,恐怕还得用个一二年试验摸索时间,写个三几十篇,从失败中取得些新经验,才会见成绩。不是下乡下厂即可解决,因为下乡下厂人够多了,不会写还是难有成绩。我最大困难还是头脑已不甚得用,文字表现力也已经大半消失,许多事能记忆,可再不能通过文字组织来重现,真是无可如何。”[12] 465一466

  

  三年困难时期,沈从文更多通过旧体诗词同时代“唱和”,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却迟迟不能动笔,一再拖延。他对张兆和说,“写文章如像给你写信那么无拘束,将多方便,还可写多少好东西给后来人看。”沈从文的困惑在于:“…那个小说长期以来不知如何下笔。不知用某一方法,即比较容易处理而对读者却易于领会。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13] 154一155

  

  这部小说沈从文精心准备了多年,最终却流产了。多年不提笔,他不知道如何下笔。他近十年学的全是文物制度问题,“写作小说却要靠明白人事,组织事件变化,准确描叙背景,长于运用语言表现性格思想,这种种和近十年学的均有矛盾”。他不愿意采用《红旗谱》、《青春之歌》那种方式,“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找不到和他“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归根揭底,还是文体的跨越问题。主流意识形态允许他写的,只能是这种革命史诗,这和他的“抽象抒情”的美学是“抵牾”的。那么,如果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干涉,假使沈从文完全有创作自由,他的创作还能回到三十年代那样的蓬勃状态吗?答案是不能。写于1971年的《来的是谁?》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写关于张鼎和的这部小说的时候,他感觉到,“如照普通章回小说写,倒不怎么困难,但是这么一来,将只是近于说故事,没有多大意思,一般读者可能易满意,自己却又不易通过。”在《来的是谁?》这部“地下”小说中,他却采用了“章回体的写法”,最终自己也没有“通过”,所以只留下一个楔子。从三十年代完成《边城》之后,他渐渐离开自己熟悉的文体,到四十年代后期,多次努力回归仍没有成功。建国之后受到限制的写作,又只能配合形势,紧跟时代,写“革命史”、“英雄史”,这样的宏大叙事,他的“牧歌文体”承载不下,希腊的“人性小庙”也供奉不下。沈从文从完成《边城》之后,一直陷落在文体的困境中,直到1971年完成《来的是谁?》的楔子,这个困惑和矛盾都没有解决。

  

  四

  

  60年代关于张鼎和的小说搁浅以后,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影响逐渐扩大,他最终把文物研究当成后半生的职业。在1980年11月24日美国圣若望大学演讲时,沈从文道出自己放弃小说创作改而从事文物研究的“真正”理由:“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写得肯定会比我更好。但是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3] 334—335 沈从文发表这番讲话时,文艺界虽然春意融融,但寒冰并未全释,我们不能排除沈从文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纵观其自《边城》之后直至70年代的创作,沈从文确实面临着难以克服的文体困境(难题)删去“难题”,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因而他在屡次尝试失败之后转向文物研究,取得的成就同样卓著可观。所以说沈从文的上述话应该是肺腑之言,并无遮掩之处。可能建国之始转行文物研究,沈从文并不心甘,但后来发现他根本不适合“时代的抒情”,才逐渐铁心于文物研究。实际上,在《边城》之后,他要构筑“人性小庙”已气喘吁吁。到了《长河》,已经上气已不接下气,实在没有气力完成这部具有“史诗”性质的大部头作品。长期以来,沈从文辍文学而治文物常被学者视为建国后政治环境压抑作家创作自由的典型个案,人们不惜笔墨大发“千古文章未竟才”的慨叹,实在是不明真相,一厢情愿的强赋愁苦之词而已。

  

  参考文献:

  

  [1] [2] 沈从文.干校书简与诗——一九七一年自湖北寄黄永玉(J).收获,2009(2).

  

  [3] 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M)//沈从文文集(第十卷).广州、香港: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8.

  

  [4]王晓明.“乡下人”的文体和城里人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J).文学评论,1988(3).

  

  [5] 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M)//沈从文文集(第七卷).

  

  [6]解志熙.乡下人”的经验与“自由派”的立场之窘困——沈从文佚文废邮校读札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1).

  

  [7]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第二十七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李扬.跛者不忘履——沈从文建国后的文学写作生涯(J).新文学史料》,2005(4).

  

  [9]沈从文.《1952年8月18日致丁玲(M)//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

  

  [10]袁鹰.胡乔木同志和副刊(M)//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11]涂光群.沈从文写<跑龙套) (M)//中国三代作家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12]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第二十卷).

  

  [13]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第二十一卷).

  

  

  The Stylistic Paradox of Shen Congwen’s Fiction

  

  ——From a recently discovered fragment of Who Is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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