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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程:沈从文的文体困境

——从新近发现的长篇残稿《来的是谁?》谈起

更新时间:2012-04-08 11:06:16
作者: 王鹏程  

  以至于风光的登上天安门城楼,作为老师的沈从文却晚景凄凉,难免心中百感交杂,是羡慕,是讽刺?我们不敢妄下断语。

  

  另外,从语言来看,《来的是谁?》语言干巴,并不好读,陌生的我们甚至不敢相信出自沈从文的手笔。小老头子的形象也癫而不疯,似幻似真,颇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倾向,比80年代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足足早了十余个年头。更重要的是,沈从文的“魔幻”资源,不是外来的输入,而是取自于中国古典文学。这样一个带有挑战性质的创作尝试,究竟能否完成,沈从文也表示了自己人事上的顾虑和担忧:“一是我人七十岁了,在偶然事故中二十四小时内即将步大姑爹大表伯后尘,可能性完全存在….其次即今冬明春可望回去,如安排了未完工作,都会影响这一工作的继续……”[1]46沈从文一是担心自己年纪大,怕突然离世;二是担心上面安排工作,影响写作的继续。除此之外,放弃自己的抒情问题,写作这种带有“魔幻色彩”而又不乏“黑色幽默”的带有“史诗”性质的小说,这种艺术上转身是否能够完成?问题的关键在于,沈从文是个天生的诗人,善于雕琢精致玲珑的小玉器玩,他的专长在于构建比较小巧的“希腊人性小庙”,进行“抽象的抒情”。已经创造熟稔了《边城》这种“抽象抒情”文体的沈从文,是否能够顺利地过渡到“家史兼地方志”式的史诗小说写作?我认为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二

  

  写作长篇,沈从文已经不是初次尝试。1938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长河》的第一卷,因内容涉及湘西少数民族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在香港报刊发表时被删节,小说前后互不连贯。1941年作者重新改写,经过两次送审和再次删节,才有部分篇章得以在内地刊物上重新发表。后来作者再也没有提起笔来,将这部小说续完。研究者大多将国民党的文艺审查制度当作《长河》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但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作者自身的艺术困境,如果环境允许,沈从文能够完成这部小说吗?抗战开始之后,国民党在文艺上已无暇顾及,沈从文为什么不将这部小说写完呢?沈从文在“文体”上遇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困惑。

  

  这种矛盾和困惑实际上在《边城》完成之后就已出现。1933年完成《边城》之后,沈从文“沉默”两年时间,小说创作数量也明显下降。《边城》已经使他感觉到疲惫不堪或者力不从心。尽管他自己说,“沉默并不等于自弃”。沉寂较长之间之后他相继推出的《八骏图》、《来客》、《顾问官》、《主妇》、《贵生》等作品,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艺术手法都发生了鲜明的转向,《边城》那种由“独特的风格”和“诚挚的感情”构成的“牧歌文体”已经渐行渐远。实际上,在《边城》里,已经透露出“抽象抒情”的艰难和疲倦,譬如“在描绘地方上风土人情的时候,作者多次直接插话,表示热烈的赞叹。一个作家不断用自己的称赞来加强他对某样事物的描绘,这是否说明他在捕捉对那事物的诗意感受上,多少有点力不从心了?他后来屡次回忆写《边城》时的创作情绪,那种欣幸的口气就清楚地表明,他自己也知道

  

  这样的心境多么难得。再看看他一九三四和三五年间的创作情况,不但越写越少,而且越写越杂,简直又回到十多年前的杂乱里去了。他本来应该趁热打铁,怎么反倒熄了炉火?”[4]52现实的残酷纷乱使处在乱世中的沈从文难以漠然置之,这种对现实的“厌恶”和“绝望”,已经在他描绘湘西风土人情时的情不自禁的赞叹显现出来。尽管没有冲淡对湘西“诗意”的抒情,已经多少显得作者不能恬静的进行“抽象的抒情”,或者说这座希腊人性小庙的建造已经耗尽了作者了“牧歌”曲谱。作者这种情不由衷或是力不从心的慨叹,或多或少破坏了“牧歌”的和谐。他自己后来多次回忆写作《边城》时的创作状态,似乎也表现了作者再难以回到那种优裕自如、恬静致远的写作心境。沈从文疏远了自己熟悉的“牧歌”文体。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他难以保持继续不介入时代的天籁般的“吟唱”。更为致命的是,他“那样顽强地想要把握住那种‘乡下人’的浑沌感受,自己却又一步步地努力要当一个城里的绅士,这就势必会受到那绅士阶层的世俗理想的牵制,最终还是对自己的审美情感发生了误解。因此,就在快要攀登上文体创造的山巅的时候,他又身不由己地从旁边的岔道滑了下来。惟其接近过那辉煌的顶峰,他最后的失败才真正令人悲哀,它以那样残酷的方式显示了人的世俗意识对艺术的巨大破坏力,它竟能从一个已经建立起个人文体的小说家手中,硬把那文体生生地抢夺走!”[4]56

  

  《边城》实际上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最高标杆,在此之后作者再也回不到写作《边城》时的单纯明澈,写作《长河》时甚至更糟。再也没有对“诗意栖居”的向往,充斥其大脑的是解剖和描绘现实,以及概念化的对愚昧、落后、腐败的不齿和厌恶。作者虽然也描绘风物,但总爱孜孜不疲的议论;想“史诗”般的表现湘西的“常与变”,但老揪住“新生活运动”不放,并不惜笔墨,刻意的用调侃嘲弄的笔调增加幽默风趣,仍遮掩不住文体僭越之后的困窘。看看《<长河>题记》,我们就明白了沈从文已经完全抛弃了他熟稔的“抒情文体”,而是侧重于“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相左”:

  

  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

  

  所以我又写了两本小书,一本取名《湘西》,一本取名《长河》。当时敌人正企图向武汉进犯,战事有转入洞庭湖泽地带可能。地方种种与战事既不可分,我可写的虽很多,能写出的当然并不多。就沅水流域人事琐琐小处,它的过去、当前和发展中的未来,将作证明,希望它能给外来者一种比较近实的印象,更希望的还是可以燃起行将下乡的学生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另外却又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作品起始写到的,即是习惯下的种种存在;事事都受习惯控制,所以货币和物产,于这一片小小地方活动流转时所形成的各种生活式样与生活理想,都若在一个无可避免的情形中发展。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相左,更仿佛无不各有它宿命的结局……[5]2

  

  这种尝试已经在《边城》之后的创作已经开始。人事上的“对立相左”难以和“抒情”之间的紧张和分裂,逐渐破坏式微了他作为“牧歌”作家的气质。他适宜于雕琢小巧精致的、朦胧和水灵的“边城”,擅长做“水”的文章。而《长河》除“水”之外,多了一个“土”字,是要做“水土”的文章,要求比《边城》厚实大气的多。另外,短中篇(实际上《边城》也不过是一个比较长的短篇而已)是他最合适的“牧歌”载体。一旦离开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他就明显显得力不从心或者难以为继。这个问题在《边城》之后短篇创作上已经显现得颇为突出,尚不说要描绘带有“史诗”性质的《长河》。

  

  他在《题记》中说,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水码头作背景,就他所熟习的人事做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常”是作者熟悉的,而“变”仅靠作者走马观花式的回乡印象,先入为主的憎恶分明的外部情感,很容易将“抒情”做简单化的处理,因而也就很难完成长篇幅的“抒情”。 第一章《人与地》写平凡人物生活中的“常”。在这一章的结尾,作者点明即将进入“变”:这就是居住在这条河流两岸的人民近三十年来的大略情形。这世界一切都在变,变动中人事乘除,自然就有些近于偶然与凑巧的事情发生,哀乐和悲欢,都有它独特的式样。然而“变”刚刚开始,激烈的矛盾冲突刚刚开始,情节刚刚展开,作者就为他画上了休止符。沈从文遇到了“抒情”与“史诗”这个难以化解的矛盾。除此之外,“牧歌”的文体不需要过多的人物,《边城》中的主要人物也不过四五个,而“史诗”要求的人物要多一些,人物之间的牵涉关系也要更为复杂一些,这是作者遇到的另一个艺术难题。正因为如此,再加上《长河》第一卷出版遇到的审查删改,《长河》才难以为续,成为一部断章。

  

  沈从文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己远离“抒情”(或者资源干涸)之后艺术路向调整的拗手和艰难。从《小砦及其它》开始,这种有意识的“回归抒情”愈来愈明显,但还是没有回到并未久违的叙述原点。《小砦》喋喋不休,如同政论或是哲理文章;《虹桥》啰啰嗦嗦,空发议论;《新摘星录》唠唠叨叨,语言也拖泥带水,不知道作者想说什么。写于40年代中后期的《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等也同样没有回到《边城》那样的自然凝练、恬淡致远。他“‘欲进还退’地试图重新写些关于乡土中国的美丽‘神话’和‘传奇’,但成就平平,了无起色。这也印证了一个老掉牙的文学原理一一创作之所以为创作,就在于它不可重复,连作家自己也难以重复自己。”[6]34

  

  三

  

  沈从文不是建国之后就全然放下文学创作而治文物研究,实际上他完全放下小说创作一直拖延到60年代。这个抉择并不是当机立断、突然跳跃,而是抽刀断水、有一个复杂艰难的转变过程。建国以后,沈从文仍有着很高的创作热忱。他曾把自己的这种心态形象地比喻为“跛者不忘履”:““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7] 462不过这种创作的热忱,已经不是渴望重构“远离尘嚣的牧歌”,而是紧贴现实,做“时代的抒情”,这在他的信札里多有反映:

  

  这回下乡去是我一生极大事件,因为可以补正过去和人民群众脱离过误。二十多年来只知道这样那样的写,写了许多文章,全不得用。如能在乡下恢复了用笔能力,再来写,一定和过去要大不相同了。因为基本上已变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1951年10月28日致沈龙朱、沈虎雏)

  

  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有好几个已在印象中有了轮廓。特别是语言,我理解意思,还理解语气中的情感。这对我实在极大方便。(1951年11月8日致张兆和)

  

  你说写戏,共同来搞一个吧,容易安排。或各自作一个看看,怕没有时间。因为总得有半年到四个月左右空闲,写出来才可望像个样子。背景突出,容易处理,人事特殊,谨慎处理易得良好效果。可考虑的是事的表现方法,人的表现方法。用歌剧还是用话剧形式。我总觉得用中篇小说方式,方便得很。用把人事的变动,历史的变动,安置到一个特别平静的自然背景中,景物与人事一错综,更是容易动人也。但当成戏来写,社会性强,观众对于地方性生产关系,也可得到一种极好教育。只恐怕不会有空闲时间来用。(1951年12月2日致金野)[8]123

  

  由于环境的局促压抑,沈从文急于得到“主流”的接纳和承认。我们当然能理解他在那个环境下的艰难处境,但他自己忽略了“远离尘嚣的牧歌”和“时代的抒情”之间的紧张对峙,这个“紧张的对峙”成为建国后沈从文新的“文体困境”。更令他失望的是,无论他做怎样的艺术上的妥协,都得不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接纳。

  

  1950年5月起,沈从文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七易其稿,于1952年1完成了纪实小说《老同志》,但没有报刊愿意发表。无奈之下,沈从文给早年好友丁玲写信:“寄了篇文章来,还是去年十一月在四川写的,五月中寄到一个报纸编辑处,搁了四个月,现在才退回来,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告毛病。多年不写什么了,完全隔了。”[9] 353《老同志》写的是一个老炊事员。建国后思想改造,沈从文进入“革命大学”学习,和一个老炊事员每天在一起。这个老炊事员是社会主义的“新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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