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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如何扩大舆论监督的空间

——《焦点访谈》的实践与新闻改革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2-04-06 10:57:19
作者: 景跃进 (进入专栏)  

  几乎每天都收看节目,而且这成为他了解基层情况的主要渠道之一。《焦点》的这一优势,使其不少报道成为中央制定政策的直接依据和刺激源。《焦点》曾在96年底播出了一期名为“盗伐危及大动脉”的节目,镜头中昔日绿树成荫的包兰铁路两侧,眼下满目荒夷,沙丘紧逼,列车的行驶安全受到威胁。中央领导同志得知此一消息后,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据当时的朱※基副总理说,林业部出台的在中国全面封山育林,不再砍伐一课树木的重大措施便导源于这一期节目。[3]

  

  丙、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尽管人们常常将政府视为一个单一主体,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却常常分解为不同层次和不同部门的行动者,这就产生了一个中央政府如何协调和控制地方政府的问题。在改革过程中这一问题日渐显突起来,基本原因有二:一是长期的积弊使政府机构中的信息失灵现象十分严重(所谓“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二是中国经济改革是以权力下放为起点的,这种改革策略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副作用,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中央政府的政令常常受到各种阻挠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传统的行政措施已经无法达致目标的情况下,为了克服这些“弊端”,中央政府发现并利用了电视媒体在反映真实信息,监督地方政府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杀鸡儆猴”)。在这一意义上,《焦点》成为中央政府(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强化自身权威,落实中央意志的一个得力的行政工具。此外,由于中央电视台是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声音代表了中央的声音,因此,《焦点》获得民意的认可,也就意味着中央政府获得了民意的支持,这也有助于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

  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舆论监督为中央政府提供的上述“收益”将保持相对稳定的格局(当然是在特定的域值内),这对舆论监督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正面的意义。

  

  (2)承受能力的加强

  

  抽象而论,舆论监督的力度是社会承受能力的函数(其中政府的承受能力尤为紧要),而社会承受能力的大小,又取决于社会环境的诸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舆论监督的承受能力可以说经历了发展中的曲折和曲折后的前进,其中八九政治风波是一个重要的界标。以下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

  在1987年的全国优秀电视新闻评选中,批评报道在特等、一等、二等奖中分别占30%,23%和15. 3%;到1988年则分别增加到60%,33. 3%,33. 3%。六四风波以后,新闻批评一度偃旗息鼓,1989年和1990年两年全国电视好新闻评选中,批评报道大大减少。在特等奖中为零,在一等奖中分别为20%和4. 79%。[4]

  舆论监督的盛衰可谓社会政治生活的风向标。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快。随着改革成就的扩大,中国政府对舆论监督的自信和承受能力也大大提高。一般而言,改革越成功,政府就越自信;而政府越自信,胸怀就越开阔,能够承受的批评压力就越大。就此而言,中国舆论监督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是紧紧相关的,改革开放的未来展示着舆论监督的前景。

  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政府领导人的人格风范和开明立场对于舆论监督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政府承受能力的大小是通过具体的领导人来体现的,领导人的胆识、勇气、品格、认识水平等因素都会影响这一能力。因此,中国领导人对舆论监督表现出来的开放心态对于舆论监督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是一笔可资利用的无形财富。

  

  2.媒体的内在动力

  

  媒体在发展舆论监督空间方面具有自身的冲动,它源于各种因素的合力,其中既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如对国家命运和改革前途的深深关注,对电视事业的真挚热爱,对人生价值目标的孜孜追求,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道德义愤等;也有现实主义的考虑,对成功和成名的热切向往,有关领导是否满意,在媒介的地位和威望,电视广告收入的情况等。从既有格局来看,媒介的收益为舆论监督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刺激。在媒介的收益表上至少可以开列以下四项:

  

  (1)政界的肯定

  

  尽管在《焦点》节目的初创阶段,中央主管领导就十分重视,并亲自参与,但《焦点》获得成功的标志是两位总理的先后视察。97年12月24日,当时的李鹏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特意来到新闻评论部演播室(《焦点》节目组),并题词:“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仅相隔五天(12月29日),朱容基副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给《焦点》留下了四句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焦点》节目组将两位总理的来访视为一种标志,它表明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改革中对新闻舆论监督功能的探索已告成功。”[5]

  

  (2)媒界的承认

  

  《焦点》的探索是幸运的,可以说从起步开始就与成功结下了喜缘。1994年,节目《和平使沙漠变绿洲》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惜哉文化》和《希望的基石》分获中国广播电视奖一、二等奖。1995年,《难圆绿色梦》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无法掩盖的罪恶》和《仓储粮是如何损失的》分获中国广播电视奖一、二等奖;《外国政治家谈中国》获第一届中国国际新闻奖一等奖。1996年,《巨额粮款化为水》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齐心协力消除饥饿》获第二届中国国际新闻奖一等奖。1999年,《“罚”要依法》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此外,《焦点》栏目在第一届(95年)和第二届(96年)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名栏目(节目)评选活动中,两次当选。如果说中央领导人的视察表示中央政府的首肯,那么上述获奖则表示媒界对其的承认。

  

  (3)舆论监督的公众形象

  

  《焦点》的标志是一只眼睛。正是这个眼睛,塑造了《焦点》的公众形象。尽管《焦点》的批评性节目只占其播出总数的约1/ 3,但给老百姓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这“三分之一”。“焦点访谈”在许多观众眼里差不多成了舆论监督的代名词。中央领导人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1998年11月23日,李鹏在接受德国《商报》驻京记者思利志的采访时谈到:“新闻自由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我们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焦点访谈》对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以及不良社会现象的曝光很尖锐,这种情况是以前没有的。”[6]《焦点》自身似乎也乐意接受这样的定位,在新闻评论部组织出版的各种书籍中,“监督”成为策划的形象资源。《图说焦点访谈》与《聚焦焦点访谈》两书的“主题广告词”便是“揭露腐败、抨击时弊、惩恶扬善、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

  

  (4)经济效益

  

  《焦点》开播时,其收视率为14-15%,1998年上升到26-27%。在中央一套节目全国最高收视率前十名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新闻联播》。如此高的收视率,使《焦点》的广告时间成为极品(《焦点》本来就是在黄金时间播出的)。同时,节目办得越好,其他辅助性的收益来源也会被开辟出来,记者能够获得的收益(包括工作条件)也会相应上升。

  说来难以令人相信,《焦点》的上述收益竟是靠舆论监督“打”出来的。这一历史背景和定位决定了《焦点》除了向前走外,没有其他的退路,否则便是其衰落的开始。从目前情况看,《焦点》节目的组织结构尚处在发展之中,从最初的记者轮换主持节目,发展到相对稳定的主持人。今后的发展目标是主持人品牌制,培养中国的电视新闻评论员。在工作方式上,设想改变制片人与编导为中心的格局,形成以电视新闻评论员为中心的运作机制。电视媒体发展的这种内在规律也将有助于推动舆论监督的发展。道理并不复杂,国外的著名电视评论员都是以分析现实问题见长的,其成名的基础就在于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指点褒贬,获得民众的喜爱和拥戴。中国未来的电视评论员恐怕也必须走这一条道路,当然是以中国特有的方式。

  

  3.民意所向

  

  舆论监督的另一个发展动力来自于普通民众。对于民众而言,《焦点》节目的意义是多重的。首先,《焦点》给他们带来了真实可信的感觉,政府媒体播出的节目不再与自己的生活隔膜,媒体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其次,《焦点》对腐败和其他社会丑恶现象的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宣泄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满足了人们对社会正义的诉求,从而有助于百姓取得心理平衡;再次,《焦点》记者深入社会基层采访和调查,将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曝光,并使许多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于是在民众眼里,《焦点》成了一辆直通车,成为拟人化的现代忠臣--“焦青天”。在许多情况下,找《焦点》成为他们抗衡地方不法行为的一个“说口”。说到底,民众是通过有血有肉的节目内容,才感觉到《焦点》是自己的喉舌,而这种“感觉”的发展注定要成为推动舆论监督的强大势力。

  值得指出的是,“官媒民”三方收益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外部效应”。如民众的情绪得到了宣泄,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媒体来说,都是大好事,故而民众的收益又成为中央政府和媒体的财富;“直通渠道”的存在以及《焦点》的象征性符号有助于体制秩序的巩固与强化;一些中央政策的顺利执行又符合百姓的利益(如减轻农民和企业负担等等);而民众的喜爱(高收视率)又给媒体带来了各种好处;……等等。这样《焦点》操作的博弈不但产生了一个互利性的结局,而且构造了一个利益连环圈,形成了一种非常难得的整体效益,套用通俗的说法,是所谓的“1 + 1 + 1 > 3”。

  目前,《焦点》舆论监督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行政权威,但这种状况会逐渐改变。在某种意义上,“群众喉舌”的说法反映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民意力量的发展。尽管将媒体视为群众或人民喉舌之说早已有之,但《焦点》以实践的方式赋予其崭新的意义。从理论上说,官意与民意的复合是媒体“群众喉舌”说形成和存在的基础。从片面强调一种(党和政府)喉舌,发展到提倡“双重喉舌”意味着党/政府和群众关系的重心从“导引模式”(群众是需要代表、引导的)转移到“反映模式”(群众的利益是最高的)。70年代末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为这种转移提供了政治/政策前提。一旦将满足人民群众实际存在的需要作为基本任务,民意的向背便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参数。当然,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刚开始,民意的作用不是独立的,它可能依附于行政权威,以合力的方式来显示自身的存在。随着改革的深入,民意将不断强化自身的力量,并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虽然不能确切地肯定,但至少不应忽视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媒体的运作,“民意”有可能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

  民意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的发展,将会引发一系列围绕民意的形成、控制、操纵和利用的权力博弈。媒体如何处理与民意的动态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焦点》而言,其面临的一个潜在压力是民众对提高监督层次已经有了各种呼声。一旦人们形成某种批评的期望值,它便具有刚性特征,而且还存在升值的冲动。这种冲动对于《焦点》来说,既是一种压力,又是一种发展的动力。

  

  4.已有的成功经验

  

  《焦点》的实践培育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即政府的活动是可以监督的,也是应该监督的,这一观念是舆论监督未来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官本位传统的国度,这一心理基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焦点》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在既成体制下,如何发展舆论监督的操作性技术。例如改革的微调策略,正确处理舆论批评和正面报道的关系,选题的“三结合”原则(政府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坚持用事实说话,摆正记者的位置,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多方参与等等。这些操作技术对于舆论监督的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焦点》的监督范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事实上已经以微妙的方式开始涉及中央政府的边缘了。有批评就要有回应,不但被曝光的地方当局和单位要对中央政府(以及全国的百姓)表态,在特定条件下,由于行政责任制的约束,中央一级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必须向国务院和全国百姓作出解释。当共和国的部长们来到演播室,在镜头面前,向公众作出处理问题的意见或说明时,其中的意义我们是否已经充分领悟了呢?一般而言,成功的案例常常具有“扩散”效应,这对于舆论监督是否同样适用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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