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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群:政治信任:合法性与合规范性

更新时间:2012-04-04 12:38:53
作者: 龚群  

  使之免遭批判。而这一假设并非自动产生的,它是一种解释的产物,这种解释可以使人们达到共识,并且具有辩护功能;换言之,它是一种使权力合法化的世界观的产物”[10]。

  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就把合法性问题直接置于规范有效性上。对于规范有效性问题,这里简明地讨论两个与危机理论相关的基本观点,一是交往共同体;二是普遍利益。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人们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规范上可以达成共识,就无法说明规范有效性假说。人们相信规范是有效的原因,在于交往沟通的可能。他说:“恰当的模式是当事人交往共同体,作为实际讨论的参与者检验规范的有效性假说。一旦他们理智地接受了这些规范,他们便会相信:在特定条件下所提出的规范是‘正确的’。规范的有效性假说不是建立在缔结契约双方的非理性的意志行为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规范的合理认可的基础上,任何时候都可对这些规范提出质疑。这样,规范的认识成份便不限于规范化的行为期望的命题内容。假定(无论多么反事实的假定)规范有效性假说可以用论述的方式加以证明,就是说,可以建立在参与者通过争论达成一致的基础上,那么规范有效性假说本身就是以实际经验为根据的。”[11]也就是说,规范有效性所诉诸的是所有参与者的理性,是参与者的理性能够同意或认同的东西。参与者共同或一起来确定规范的有效性,为有效性假说提供合理根据或可靠的论据。使这种交往或话语共同体能够确立规范的有效性的先决条件,不仅在于这是一种认知性的活动,更在于这是对一种普遍利益的共识。

  哈贝马斯在《合法性危机》一书中说:“通过论述性方式所形成的意志‘合理性’在于,相互之间产生的对达到规范标准的行为期望,使毫不欺诈地确立的共同利益具有有效性。这种利益之所以是共同的,因为这种既有约束力又是自由达成的共识只容许所有人都能想望得到的东西;这种利益之所以毫无欺诈,是因为即使对需求的阐释——通过这种阐释,每一个人都必然能认识他想要的东西——也成为论述性的意志形成的对象。论述性形成的意志之所以称得上是‘合理的’,是因为:讨论以及审议情境的正规性足以确保,只有借助于恰当解释的普遍化利益才能达成一致。所谓普遍化利益,我指的是可以通过沟通(交往)而共有的需求,只要论证可以用来检验利益的普遍化,而不是成为貌似最高价值取向(或信仰行为或态度)的难以理解的多元论的奴仆,就可克服决策主义处理实践问题的局限性。”[12]交互主体不受压制的沟通与交往,使人们基于自己的理性,对于普遍(共同)利益达成共识,从而形成共同有约束力的规范。没有这种达成交往的话语,人们也就难以达到对共同利益的共识,也就难以形成有效性的规范。

  这里还需指出,是否一种在社会上通行的规范就是正当的呢?哈贝马斯认为,由此不能推论说,规范的通行就意味着有效。哈贝马斯身为从纳粹统治下过来的一代人,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我们不能因规范“存在”或流行就说这种规范是“有效的”。哈贝马斯说:“我们必须区分得到交互主体性承认的规范和得到承认的规范的价值。有充足的理由把一种为社会所接受的规范的有效性要求看作是不公正的。相反,一种事实上具有可实行的规范有效性的规范,并不必然得到实际的认可和赞同。就规范而言,获得接受交织着一种双重性模式,因为,我们对于规范性有效要求的动机既根植于信念,也根植于制裁性认可。即它是合理的见解和力量的交织物。典型地看,由于受到武力或财物的影响,合理的动机性同意将与经验性的默许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合法形式的信念,而它的组成成份是难以分开的。这样一种交织物是有趣的,它表明,一种规范的明确实施并不能确保它的持续的社会性接受。一种规范的持续接受,也取决于,在一种特定的传统背景条件下,服从的理由是否可以流动,这使得具有有效性的那种充分的理由,至少在那些相关者的眼里看来是合理的。把它运用到现代社会,就意味着,没有大众的忠诚,就没有合法性。”[13]

  规范有效性的实现要求普遍性利益原则能够得到贯彻,而普遍化利益即为大众的利益,由此才可以说法律体系可得到大众的忠诚和信任。政治信任通过法律体系这一中介,所体现出来的是法律对民众利益的保护。那么,合法性危机又意味着什么?哈贝马斯认为,意味着普遍利益受到压制。哈贝马斯在批驳图根哈特把规范有效性与权力制裁相等同时指出:他犯了杜尔海姆所警告的把规范的义务特征还原为追随者在命令的权力和制裁的权力面前所表明的服从性的起始性错误(genetic fallacy)。哈贝马斯认为,从经验性事实来看,“规范的有效性是可错性的被同化进了权力的命令”[14]。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命令或通行的规范就是有效的。如果失去了有效性,权力命令只是掩饰了合法性的丧失。

  然而,失去合法性的权力为何还有效力?哈贝马斯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颠倒性反映,其功能在于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顺应既定的社会存在,当社会的一个严肃而听话的乖孩子。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意识形态形式的辩护。这种意识形态形式的辩护要不是坚持就是反事实地设想利益可以普遍化。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性包括解释、叙事性陈述或(如在自然法中)系统的说明和一系列论证,它们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证明规范系统的有效性假说是合法的,另一方面避免验证论述的有效性假说。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成果是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系统地限制沟通(交往)”[15]。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沟通受到控制,很容易导致扭曲,交往的压制也就意味着普遍利益的压制。哈贝马斯在这里体现的是马克思的论点,即统治阶级把自己阶级的利益虚幻化为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的统治是一种“压制普遍化利益的模式”,意识形态的这种压制功能,使得统治阶级的统治具有表面合法性。因此,社会批判理论“以压制普遍化利益的模式作为出发点,并把存在于特定时期的规范结构与通过论述方式形成的(假如其余情况相同)规范系统的理想状态加以比较。这样一种反事实地提出的重新构想……可以用下一问题作为指南(在我看来,从普遍语用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是有道理的):处于生产力发展特定阶段的社会系统的成员,如果能够并且愿意借助论述的意志形成,用有关他们社会的限制条件和功能规则的确切知识,来组织社会沟通(交往)的话,那么,他们将如何集体地和负责地解释他们的需求?哪些规范会被他们认为行之有效而加以接受?”[16]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公共领域(传媒领域)的公开性的话语论辩,将被压制的普遍化利益展现出来,才能凸现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作用和不公平的社会利益状况。从另一角度看,只有公共论坛得到普遍开放,公民能够对于公共事务充分表明自己的意见,公共理性真正得到公用,才可形成体现普遍化利益的公共意志。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提出他的话语商谈伦理学。

  哈贝马斯在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所写的“1990年版序言”中,再次强调了话语商谈交往与规范有效性或合法性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商议民主”的概念。他赞同科恩(J.Cohen)对“商议民主”概念的定义:“商议民主这一概念植根于民主交往的直觉理想中,根据这一理想,交往的条件是否合理,通过平等公民的公共辩论和批判来决定。这样,在解决集体事务的过程中,公民凭借公共批判,承载了一定的责任。因为基础机制建构了自由公共讨论的框架,公民肯定,这些机制是合法的。”[17]哈贝马斯认为,话语商谈伦理学不仅要求从辩论必要的实际前提所包含的规范成份中,获取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而且,这一准则就与实现规范的有效性要求的话语方式紧密相连。因为,只要一切可能的当事人担负辩论参与者的角色,那么,他们是否赞同,就会制约规范的有效性。这样在涉及政治问题的道德内核时,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就依赖于公共辩论的实践机制”[18]。在哈贝马斯看来,规范有效性是与健全的话语讨论机制相关的,因此,必须在法治国家的机制程序上“阻止利益集团特有的优先权”。也就是说,“只有当意愿形成过程(此过程最终导向决策,并以团体组织形式出现)对围绕它的政治交往的自由的价值、观点、贡献和辩论是开放的,它才能实现共同寻求真理的目标”[19]。也就是说,“政治交往必须实现”,否则,解决合法性危机问题就没有实际可行的方案。

  从合法性到规范有效性,从规范有效性到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政治信任存在的根本前提。政治信任或政治权威的建构首先需要合法性的支持,但仅仅有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合法性的深层本质在于其政治运作得到规范有效性的支持,而要得到规范有效性的支持,则必须使政治起着保护普遍大众的权利与利益的作用,否则,就会失去规范有效性,同时也意味着失去合法性,即导致合法性危机。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使政治起着保护普遍大众的权利与利益的作用,则在于公共话语商谈机制的健全,以及公共论坛的开放性。换言之,没有健全的公共论坛机制,何来真正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得不到培植,内在危机得不到表达,并不意味着危机不存在,而是深藏于社会表层之下。

  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根源并不在于它是现存的统治者,历史上无数的政治权威或政治统治被其他的政治权威和政治统治所取代,所表明的就是合法性的丧失。合法性的丧失表明,对于该政治权威或政治统治而言,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信用了。为什么具有法律正当性的统治会失去其合法性呢?为什么反对的力量能够动员起来呢?说到底也就是一点,这就是任何政治权威仅仅具有法律形式的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具有实质性的合法性,即合规范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治统治的深层基础在于,其合道德性,道德基础是其最坚实的基础。合道德性或合规范性的实质意义在于,政治统治的公正、正义,而公正、正义又体现在对于普通大众(在现代社会,准确地说是“公民”)的权利与利益的保护上。如果失去了合规范性,形式合法性(统治者的法律赋予的合法性)也就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丧失了实质性的合法性(合规范性),实际上也就是丢掉了政治信任,同样也就是丧失了政治权威存在的理由。因此,合法性和合规范性是政治信任存在的本体。

  

  [1]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 Guentber Roth and GlausWittich (ed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214.

  [2]Ibid.,p.31.

  [3]Ibid.,p.214.

  [4]Ju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d.1,Frankfurt am Main,1988, S.359.

  [5]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第129页。

  [6]Ju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 ativen Handelns,Bd.1,Frankfurt am Main,S.361.

  [7]关于法与伦理的现代分离(法的非伦理性)的观点,参见川岛武宜《现代法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

  [8]Ju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d.1,Frankfurt am Main,S.364.

  [9]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第132页。

  [10]同上书,第133页。

  [11]同上书,第145~146页。

  [12]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第143页。

  [13]Jurgen 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MIT,1990, pp.61-62.

  [14]Ibid.,pp.73-74.

  [15]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第152页。

  [16]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第152页。

  [17]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18]同上书,第26~27页。

  [19]同上书,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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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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