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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程: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刍议

更新时间:2012-04-03 23:04:26
作者: 王鹏程  

  

  摘要: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由该学科数名学术骨干联袂编写的“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然而在“下册”(当代部分)中,错讹不胜枚举。如将作家“刘澍德”写成“刘树德”,将莫言的原名“管谟业”写成“管漠业”,莫言的小说“《金发婴儿》”写成“《金发男儿》”,余华的小说“《劫数难逃》”写成“《难逃劫数》”,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写成“《故乡面与花朵》”,《创业史》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渭南地区”,《白鹿原》中的“风水地”写成“凤水池”等等。一些章节在介绍作家、分析作品时,复制、拼贴该作品出版时的内容介绍以及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的内容,并出现知识性的错误。就内容而言,部分章节别扭啰嗦,缺乏基本的专业常识,出现不该出现的错误,基本上是转述之前的文学史,毫无创新而言。总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很难令人相信是由该学科数名学术骨干联袂编写的“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上学期末征订教材时,我们教研室曾为是否征订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范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以下简称“文学史”)有过争论。除了严先生的学术威望以及参编者的学术影响,教研室主任被该教材的封底的这段介绍深深吸引:

  

  本书分上、中、下三册,为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主编,国内学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参加编写,可以说集国内近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大成,是多方面协同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该书具有比较丰厚的学术原创性,提出了诸多富有开创性、启发性的论点,有些资料和见解在学术上属于首次发现,带来重要的突破。时间上,它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向前推进了多年。空间上,它将文学史的叙述真正覆盖到了全国,填补了此前留下的种种空白。书中的许多章节,都体现出内容厚重而富有深度的特点。结构上只设章节二级、类似于专题讲座的编写理念,也比较适合教学实际的需要。

  

  应该说这段话确实是很好的推荐语。而教研室的老师认为,现在的文学史千篇一律,大多是东拼西凑,不是新瓶子装陈酒,就是改头换面、拼拼贴贴。更现实的考虑是这套教材上、中、下三册定价合起来九十多块,怕学生嫌贵,有怨言。最终,教研室主任力排众议,决定在2011级的七个班级使用此套教材。

  

  拿到教材,我粗略地翻了一遍,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诚如严先生所言,这套教材在时间的推进和空间的拓展上,和以往的文学史有很大的不同。对于五四文学革命之前的文学创作,该教材用了四章内容来介绍,甲午战争以降对文坛学苑发生重要影响的黄遵宪、丘逢甲、梁启超、王国维、林译小说、章太炎等人的创作和学术都分章节来介绍,并将鲜为人知的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提到很高的地位。清末的桐城派散文、宋诗派、常州词派以及南社的诗文也都花了不小的篇幅。在空间上,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文学创作涵盖“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华北沦陷区文学,填补了以往文学史的空白。同时,将港台文学按照时代同大陆文学平行讲述,改变了以往文学史介绍港台文学时从头说起的写法。比如,在讲述建国后大陆的文坛现状时,用了一节的内容讲“海峡两岸两个文学战线的形成。”这种写法,改变了以往文学史固定化的布局和叙述模式,是一个大胆和富有创建的尝试。当然,问题也随之而来。时间上的推进是否找到了一个可以和以往视为现代文学前点的五四文学相贯通的内在“理路”,甲午前后的文学和五四文学究竟是“异”大于同还是“同”大于“异”,这些清末民初的文学在质上是否具有五四文学那样充足的“现代性”?这些问题在该书中都没有有力的论证和透彻的分析。就空间上而言,特别是两岸三地的文学即使在同一时代,由于政治、文化、地理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又有着本质的区别,按照“大版图”的想法,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理由是什么?这些问题,在该书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当然,这是“史识”的问题,可以进行学理上的商榷和讨论,本文暂不赘述。就此书的“史学”即关于研究对象的了解掌握程度而言,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尤其是“文学史”(下册)中的错讹、疏漏如同过江之鲫,不胜牧举,已经不是“史识”的问题,而是知识性的错误和学风的问题,让人难以置信这是“国内学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编写的国家级规划教材。我发现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识性的疏漏及错误

  

  如该书的第二十三章在分析五、六十年代的新人新作时有这样一段话:

  

  延安时代周扬对赵树理方向的肯定,以及第一次文代会茅盾对“国统区”作家“题材取自农民生活”的作品“表面”化,“没有从现实斗争中去看农民”的检讨,都表明了“农村题材”创作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应该坚持的道路。(第55页)

  

  这段话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延安时代周扬对赵树理方向的肯定”能否表明“‘农村题材’创作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应该坚持的道路”?我们知道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发表后,得到了周扬、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充分肯定。1947年,晋冀鲁豫文艺界参考周扬等人的评论并经过热烈讨论,一致认为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和文学大众化的“方向”。然而在建国以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微妙的变化,就是很少甚至不提“赵树理方向”了。赵树理的作品,善于塑造落后人物的典型,而“新的人民的文艺”要求着力表现“新的英雄的人物”。①建国之后赵树理的创作屡遭批判,没有塑造出“新的英雄的人物”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从“延安时代周扬对赵树理方向的肯定”就得出表明了“‘农村题材’创作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应该坚持的道路”,纯粹是想当然的说法。

  

  接下来在分析作家的地域分布时说:

  

  新人的创作队伍,从地域上说,主要是来自北方的作家:以杜鹏程、王汶石为代表的受到柳青影响的陕西作家群和受赵树理影响的包括马烽、孙谦、西戎、束为、胡正等的山西作家群,这两个作家群体是最具代表性的。(第55页)

  

  王汶石的创作的确受到柳青的影响,这是可以肯定的。然而,截至目前没有任何材料说明柳青影响了杜鹏程。恰恰相反,倒是杜鹏程刺激、促进了柳青的创作。1954年底,柳青完成了《创业史》第一部的初稿,总觉得不甚满意,没有跳出过去叙事的套式,非常郁闷和着急,觉得应该在生活和艺术上有新的和大的突破。适逢其时,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发表并引起轰动,被誉为“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冯雪峰语)。这给柳青极大的刺激和推动。柳青分析了杜鹏程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一个是杜鹏程自始自终生活在战争中,小说是自己的长期感受的总结和提炼,所以有激情;另一个是写作时间长,改写的次数多,并且读了很多书,使写作的过程变成了提高的过程。他深感有必要在深入生活方面更进一步,使自己在生活精神上完全和描写对象融化在一起。”②正因为杜鹏程的刺激和推动,柳青才从常宁宫搬到了皇甫村,在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大规模修改初稿,才有了后来的《创业史》第一部。柳青影响了杜鹏程,不知道著者依据的是什么。

  

  介绍分析柳青的《创业史》时,一开头就出了差错——“小说第一部以陕西渭南地区下堡乡的‘蛤蟆滩’为典型环境”。我们都知道柳青体验生活在归西安管辖的长安县(今长安区),地处渭河平原的南部,而渭南在渭河平原的东部。为了可靠,我查阅了长安县的行政沿革。1949年解放后,长安县1953年前属陕甘宁边区咸阳分区,后属陕西省人民政府,1958年12月后属西安市人民政府。在历史上,长安县也不曾划给渭南。著者以为长安县在渭河以南,就想当然地说“小说第一部以陕西渭南地区下堡乡的‘蛤蟆滩’为典型环境”,把柳青体验生活的地方挪移了几十公里,闹出了笑话。

  

  关于梁生宝形象的分析,也明显不合作品实际:

  

  梁生宝是一个没有“前史”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天然的中国农村“新人”,没有人对他进行教育和告知,他对新中国、新社会、新制度的认同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作家为他设置了重重困难:他要度过春荒,要准备种子肥料,要提高种植技术,要教育基本群众…梁生宝不是集合了传统中国农民的性格特征,也不是那种盲目、蛮干、仇恨又无所作为的农民。他是一个健康、明朗、朝气蓬勃、成竹在胸的崭新农民。在解决一个个矛盾的过程中,《创业史》完成了对中国农民的想象性建构和本质化书写。(第66页)

  

  先看遣词构句。没有人对梁生宝进行“教育和告知”,这个“告知”显得很别扭,而下来的要教育“基本群众”,不知道什么样的群众是“基本群众”。“在解决一个个矛盾的过程中”,是梁生宝解决,还是柳青解决,不知所云。按照这段分析,梁生宝没有“前史”,如同是孙猴子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果真是这样吗?显然不是!在《创业史》的“题叙”里,柳青详细叙述了梁生宝父子解放前的三次创业。第一次在梁三还没有收留生宝母子之前。第二次创业的时候生宝已经十八岁,精通各种活路,成为下堡村工钱最高的长工。他五块大洋买了地主的小黄牛犊,租了财东的十八亩稻地。父子两拼死拼活,交地租、还欠债,剩下的被保公所全装走了。过了两年,生活刚有起色,梁生宝被拉壮丁,梁三老汉卖了大黄牛才将他赎回来。为了避免再被拉走,他躲进了终南山,当了民兵。正是解放前创业失败的辛酸遭遇,才使得梁生宝对新社会产生强烈的认同,喊出了“世事成咱们的啦!”这段分析显然是对原作进行了歪曲性的介绍。著者说《创业史》“完成了对中国农民的想象性建构”,这点倒不假,那么完成了“本质化的书写”吗?显然没有。这种看法同著者长篇累牍所引的姚文元文章的观点如出一辙。正因为不是对生活作了忠实的反映,才有了严家炎和柳青关于梁生宝的争论。直至今天,严先生的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著者“本质化书写”的判断,又是如何得出来的呢?实际上,如果著者对严先生和柳青关于梁生宝的形象略作介绍,读者自然会明白孰是孰非。遗憾的是著者笔锋一闪,关键处避而不述,话题转移到了关于“中间人物”梁三老汉的争论上。

  

  同章分析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人物塑造时,写道——“但比较起来,农村干部如李月辉、邓秀梅以及青年农民陈大春、盛淑君、雪君等,就有概念化、符号化的问题。”(第60页)我对《山乡巨变》及续篇也算熟悉,就是不知道“雪君”为何许人也,只知道陈大春有个妹妹叫陈雪春,思想好,是少先队中队长,快要入团,做梦都问父亲入不入农业合作社。为了可靠,我翻书又查了一下,就是没有这个人,才知道是把“雪春”搞成“雪君”了。类似的还有将作家“刘澍德”写成“刘树德”(第57页),将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写成“《故乡面与花朵》”(第258页)等。

  

  二、复制、拼贴他人著述出现的错误

  

  第三十二章在介绍陈忠实的《白鹿原》时,有这样两句话:

  

  《白鹿原》是陈忠实尝试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清末到民初五十年间的历史为着眼点,试图写出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第288页)

  

  “尝试”和“第一次”语义重复暂且不论。作品“以清末到民初五十年间的历史为着眼点”显然是胡说八道,读过《白鹿原》的人都知道,该书从清末一直写到解放前,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小说中均有涉及。《白鹿原》的初版封底的“内容说明”赫然写着“这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按照著者的说法,《白鹿原》的内容只有辛亥前后这一段了。接下来的分析,更令人大惊失色:

  

  因此,在一幕幕主线、辅线相交织的活剧中——巧取凤水池,密施美人计,孝子投匪,亲翁杀妻,兄弟反目,情人对立…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闹得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纠葛、冤冤相报代代不止……这一切社会人生的“无常”,灌输给读者一种非常强烈的历史虚幻、命运难以掌握的感受。(第288页)

  

  《白鹿原》我读过好几遍,但不知道“巧取凤水池”为何事,只知道书中有“巧取风水地”。如果是仅仅弄错一个字,将“风”搞“凤”或者把“地”搞成“池”,极可能是编辑或者排版者的疏漏,并不难理解,而这明显是著者的问题。同时,“灌输”给读者感受、“历史虚幻”这样的表述也甚为不妥,小说如何来“灌输”,“历史虚幻”又是何意?难以明白。为了找“凤水池”,我打开1993版《白鹿原》,封底上的“内容说明”交代清楚了这段话的来历:

  

  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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