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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程: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刍议

更新时间:2012-04-03 23:04:26
作者: 王鹏程  

  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纠缠,冤冤相报代代不已……

  

  这段话和上文所引几乎完全相同,只是个别用词作了调整,如将“恶施”改成“密施”(“恶施”肯定是坏事,而“密施”也有可能是好事)、“孝子为匪”改成“孝子投匪”、“兄弟相煎”改成“兄弟反目”(“相煎”不一定“反目”,“反目”也不一定“相煎”,也有可能互不搭理)、“交错纠缠”改成“交错纠葛”。令人费解的是,“巧取风水地”怎么搞成“巧取凤水池”的!我们知道,著史者必须有“史识”,也就是要有自己独立的分析判断的能力,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照搬作品出版时的“内容说明”,以此作为自己的文字并且搞出差错,岂有一丁点“史识”可言!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著者在介绍作家时,表述极不一致。如有些作家交代原籍和出生地,有些只说出生地,有些则具体到后来的生活经历。比如在介绍张贤亮时说“生于江苏南京市”,不提原籍江苏盱眙(第241页);介绍张洁时既交代出生地北京,又交代原籍辽宁抚顺(第246页);介绍贾平凹时说是“陕西省丹凤县人”,介绍张炜时说是“山东栖霞人”,少了一个“县”字(如现为县级市)。当然这是个小问题,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著者是否认真与严谨。在介绍余华时说余华“祖籍山东,生于杭州”(第273页),却没有了下文。通常文学史在介绍余华时只是简单地交代余华是浙江海盐人,很少提及祖籍和出生地,这倒使我增长了见识。为了核实余华祖籍究竟是不是山东,我便翻检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下简称“教程”)。“教程”的余华介绍是:“原籍山东高唐。生于浙江杭州,长于海盐。”(第424页)接下来发现,介绍余华的内容大致和“文学史”(下册)大致相同。“文学史”介绍余华的经历时说:

  

  1977年中学毕业后,曾在一个小镇医院工作一段时间。这些“生活”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83年开始创作。(第273页)

  

  “教程”里是这样的:

  

  1977年中学毕业,曾在一家镇上的医院任牙医。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第424页)

  

  接着往下看,发现在介绍作品时的情况亦是如此,并把把余华的中篇小说“《在劫难逃》”改成了“《难逃劫数》”。在“百度”里搜索“余华”,才发现词条里也弄成“《在劫难逃》”。看来著者还是颇费了一番心血,将“教程”里的余华介绍和网络资料融为一体。

  

  随之我随意对几个作家介绍作了对比,发现情况都是大同小异。比如莫言的介绍也是“教程”的节略版,并将莫言的原名“管谟业”搞成“管漠业”。“教程”在介绍莫言早期的创作时提到三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莫言“1981年开始创作,发表了《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第409页),“文学史”(下册)则打乱顺序,这样写道——“八十年代开始创作,早期有《秋水》、《枯河》、《民间音乐》等小说”。并将莫言的“《金发婴儿》”写成“《金发男儿》”。更令我震惊的是,莫言作品的分析除了多引的夏志厚的一段研究文字之外,其余的分析文字不过是在“教程”分析的基础之上作了扩充。“教程”中说:

  

  他的早期作品注重表现细腻独特的生命体验,描写童年记忆的乡村世界,达到了自然与感觉的奇妙和谐。(第409页)

  

  “文学史”(下册)中是这样的:

  

  莫言早期的小说强调描写童年记忆中的乡村世界,追求生命体验与大自然状态的自然和谐,但创作个性还不够明显。(第271页)

  

  这两段话除了多加的“但创作个性还不够明显”,只是简单地调整了以下顺序。接下来的分析和“教程”的分析也没有多大的差别。王蒙的介绍也是对教程做了删节和细微的调整,但在概括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王蒙1983年到1986年任《人民文学》主编,1986年到1990年任文化部部长。“文学史”(下册)用了一句话来概括——“八十年代中期后,曾任《人民文学》主编和文化部部长”(第235页),最少将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时间往后推迟了两年。在介绍高晓声时,“教程”中说高晓声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遣送武进农村‘劳动改造’”(第393页),“文学史”(下册)则简述为“被划为右派,后遣送回乡。”(第243页)如此表述,是否“劳动改造”就说不准了。张洁的介绍也是一样,节略了“教程”的内容并出现错误。比如张洁的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程”也是如是说——“1956年高中毕业,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第426页),“文学史”(下册)则交代“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第246页)。起初我以为是后来更改了系名,为了不出差错,进了人大的网页,看经济学院以及其他院系的历史沿革,发现人大有史以来,从未有过“工业经济系”。据我所知,本部分的著者就在人大任教,出现这样的错误实在不该。宗璞的介绍开头也是如此,“文学史”(下册)是这样写的:

  

  原名冯锺璞,笔名绿蘩、任小哲等。原籍河南唐河,生于北京。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第248页)

  

  “教程”中是这样:

  

  原名冯钟璞,笔名还有绿蘩、任小哲等。原籍河南唐河,生于北京,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第432页)

  

  这很明显是将“教程”中的介绍作了删改,并又闹出错误,将小说“《我是谁》”搞成“《我是谁?》”,多了一个问号。介绍戴厚英时亦是照旧,同样出现差错,如“教程”说戴厚英“1979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80年调复旦大学分校(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第388页),“文学史”(下册)则概括为“1979年后,先后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任教。”(第249页)复旦大学分校并入上海大学文学院是1983年上海大学成立后的事情,这样表述很明显是有问题的。阿城、刘震云、池莉等作家的介绍无一不是这样,并出现错误。

  

  由上述的情况来看,这几章的作家介绍基本上是将陈思和主编的“教程”作了节略,甚至一些作家的作品分析也是在“教程”分析的基础上作了扩充,如莫言的作品分析,几乎没任何新的属于著者的东西。陈思和先生也是“文学史”的编者之一,不知道这几章的撰写者是否征得了陈先生的同意。

  

  四、表述存在的问题及错误

  

  合著文学史,表述是一个大问题。各人的风格不同,难免自说自话,很难做到整体上的协调统一,这一点著者和读者心里都明白,自然不会过分苛求。然而做到文从字顺,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在这点上,“文学史”(下册)的一些章节,做得实在太差,不是表述重复啰嗦、别扭生硬,就是冷不丁插进一句话,使人不知所云。如在分析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时写道:

  

  水利局副局长老田表面上看是一个精神不振,甚至有些萎靡的“怪人”,但在关键时刻他不仅坚决果断,而且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挺身而出。于是,老田在“我”的心中成了“一个值得受人尊敬的人”。“中间人物”的转变模式,是那个时代普遍的写作策略。其背后的诉求是对新时代、新人物的赞美和歌颂,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功能。(第57页)

  

  这段话的前半部表述的重复分暂且不论。论及马烽时,并未提到“中间人物”,这里突然冒出“中间人物”来,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中间人物”指的是像梁三老汉、亭面糊、赖大嫂这样的介于英雄人物和落后人物之间既可能变为英雄也可能落后的人物典型,而《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老田是作者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塑造的一个英雄人物或者先进人物,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为“中间人物”的。由此可见,著者对什么是“中间人物”根本搞不清楚,因而在介绍西戎的《赖大嫂》时就有了这样的论调:

  

  《赖大嫂》是西戎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小说虽然也是写“中间人物”的转变,但笔调似乎有些揶揄。赖大嫂是全村著名的落后人物,也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农村妇女,但在事实的教育下,特别是在她意想不到的集体的关爱下,她发生了变化,决心改正缺点。(第57页)

  

  这样的叙述,完全是批判“中间人物”的论调,这里不禁怀疑著者是不是看过小说原作。《赖大嫂》虽然也写了赖大嫂的唯利是图、“无利不早起”、损公利己、撒泼耍赖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但作品的重心反映的是国家政策多变,好心给农民办坏事。同时,国家和集体只向老百姓索取,政策从不兑现,因而丧失了老百姓的信任。赖大嫂对队长的一番话很能说明问题:“鬼才信你们所说的话,到时候猪喂肥了,卖了钱要交公,还不是白白操劳一场!”实际上,小说思考的是个人与集体、国家利益如何协调的问题。正是政策的多变和不兑现,才导致了赖大嫂对集体的极不信任。然而“文学史”(下册)在评介《赖大嫂》时只是批评赖大嫂的自私自利思想,不提赖大嫂何以至此的原因。这样的论调,如果不是批判“中间人物”时的论调,就是著者根本没有看过小说原作。

  

  介绍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时,开头的一句话文理明显不通:

  

  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虽然在理论上被描述出来,但在创作实践上并没有得到解决,仍然是不确定的。但《保卫延安》是一个例外。(第76页)

  

  这段话意思上前矛后盾,读起来也十分别扭。前面说“创作实践上并没有得到解决”,后面说“但《保卫延安》是一个例外,”明显是自相矛盾。再就是转折的别扭,读起来很不自然。实际上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在理论上并未明确地描述出来。在1953年9月的第二次文代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④“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要求用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眼光描写那些“被看成现实的东西”和“那些还不是现实的东西”⑤并不具体,而“社会主义精神”是什么更为模糊不清,而且“一定是不存在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真实之中,而只是作家脑子里的一种抽象概念式的东西,是必须硬加到作品里去的某种抽象的概念。”⑥正因为如此,后来又提出了折衷的革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怎么能说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的问题呢?

  

  提到赵树理的评价问题时,有段话也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

  

  对赵树理评价的反复和矛盾,是当代文学“犹豫不决”的表现之一,也是在寻找“当代文学”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或“必要”的方式。(第65页)

  

  如果我没猜错,这里的“犹豫不决”引的是洪子诚先生那篇《我们为何犹豫不决》种的观点。既然加了引号,就应该注出来。著者显然对这篇文章不甚了解,洪先生指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研究中的矛盾、困惑和犹豫,而这句话给人的印象,使人以为是作家创作的“犹豫不决”。下来这句话更是含混不清。“权宜之计”是什么?什么又是“必要”的方式?总之如同绕口令一般拐来拐去,却什么也没有说清楚。

  

  在介绍史铁生的早期创作时,突然插进这样一句话:

  

  陕西一带的知青,是以“插队”的形式与当地农民朝夕相处的。(第270页)

  

  即使没有这句话,大家也能理解知青经历带给史铁生创作的影响。插进的这句话隐含的其它两层意思是:陕西一带的知青都是以插队的形式与农民接触的,陕西之外的其它省份,知青不是以插队的形式与农民相处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句画蛇添足的话不但没把意思表达清楚,而且带来歧义。

  

  介绍作家方方的《风景》时写道:

  

  她的代表作《风景》,是可以作为一部微型的武汉“市民史”来读的。(第272)

  

  不知道方方看到这句话能否同意。《风景》虽然写的是武汉底层家庭几十年的遭遇,但丝毫没有为武汉市民“立史”的追求,全副笔墨都在突出生存的残酷以及生存的意义。将其概括为“微型的武汉‘市民史’”,只能说明没有读懂或者没有阅读《风景》,对作品作了歪曲的描述。将其当作“市民史”,表面看来似乎提升了作品的价值,实际上却窄化了作品的意义。

  

  除此之外,该书的注释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柳青同严家炎争鸣的文章《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写成“《提出几个问题》”(第68页);发表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刊物“《上海文论》”写成“《上海文学》”(第69页);《文学史书写形态和文化政治》一书的作者“陈国球”写成“陈国求”(第72页)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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