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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星球:不要道德的经济学等于骗术?

————与高小勇先生商榷

更新时间:2005-01-02 18:59:05
作者: 章星球  

  

  今天看了《经济学消息报》主编高小勇先生发表在新民周刊的《贞洁旗帜孤独飘--细说“吴敬琏忧患”》一文,有三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高小勇先生文中批评吴敬琏说到“吴敬琏从1984年批评简政放权加重地方封锁割据,到最近发表《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的长文,如果说从知识的角度看,影响大多是负面的。”

  

  吴老“片面追求重型化”的批评是否正确暂且不表(基本支持但略有不同意见)。他批评简政放权加重地方封锁割据我认为是极富远见的。我也曾在《试论中国古代经济的先发优势》一文中的提出如下观点:中央的权力不是需要分散,而需要进一步集中,改革将导致不同利益群体的斗争,势必酿成中央权力与地方势力的对决,没有中央的强权就不能抑制地方官员对民众滥施强权,中央应该从地方夺权,把人大、宣传部,公检法的权力都从省县政府手中分出来,建立由中央统一控制的各自独立的系统,实现相互制衡和监督。自上而下的渐进政治改革只有在威权下才能实现,中国应该探索走威权民主之路,寻求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结合,既保稳定又保民主,当然,这个威权民主必须是强中央弱地方下的对官威权,对民民主,这种分权模式也可称中央“大政府”,地方“小政府”。在这种模式中,司法机关、监督机关与政府的关系在中央一级保持原状不动,以确保稳定与强控制,而与地方政府独立开来,形成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局面。

  

  在人大、宣传、公检法上收权,在有利促进地方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进行职能转换的领域则大举放权(比如地方行政权、改革权适度增加、而经济权还之于民),才可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盲目投资浪费的热情。这一收一放,我认为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较优选择。当然,我的以上观点可能与吴老有出入,但在反对过度简政放权上的意见应该是一致的,至少去年发生的几桩事,地方政府通过控制新闻媒体在中央政府面前给自己遮丑,地方与中央媒体的不一致反映了某种漏洞。而且我们不难发现中央媒体在报道地方丑闻时有更大勇气和自由度,例如《焦点访谈》。因此建议国家成立更加独立的新闻媒体产业集团,通过更加有效的媒体控制来制约地方。当然,由此也可能带来新的负面影响――为避免伤及公民自由,除了政府系统的媒体应该从分散走向集中有力控制地方政府以外,还应该在可控的前提下适度发展民间媒体以与政府媒体相制衡。总的原则应该是,政府媒体要进一步集中,而民间媒体应该进一步放权,令其自由发展。 一句话,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放开对民众的控制,既保稳定又保自由。

  

  第二。高小勇文中的以下一段:“正是简政放权展开了世界罕见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波澜壮阔的景象,并让中国至今受益。也正是在财政包干这种约束条件下,地方官员才将自己的最大化目标放在发展改革上,放在鼓励和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上,放在降低政府的价格上,放在专心做大GDP来发送自己的政绩信号上。吴敬琏谴责GDP崇拜,我不知道在局限下官员会崇拜什么,会选择什么行为。再说,我看不出崇拜GDP有什么不好,中国庞大的剩余劳动不通过不断做大GDP来消化还能通过什么神仙魔术来解决。”

  

  关于这一段,最精彩莫过于胡毅旭先生的回答了:高小勇最好先弄清楚国家的职能再来谈他的“政府价格”,诺斯就讲得清清楚楚,政府是提供正义和产权保护来换取税收的。官员若真是把政府服务看成是商品,他应该做的是讨好政府服务的购买者--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法治,同时相对的低税。而不是直接去创造税源。什么招商引资,根本不是政府的职能。所谓“波澜壮阔的增长”是财政包干带来的么?我听说过,是技术模仿带来的,是产权释放带来的,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是“财产包干”带来的。财政包干的危害性,不是老吴一个人在讲,杨小凯也在批。批评“以高浪费换来增长”的也不是老吴一个人,谁不知道中国GDP增长的低效率,高浪费?中国的后续竞争力面临着其他地区的严重挑战,这是常识吧?官员热衷GDP会带来严重后果这个论断难道还需要争论吗?

  

  胡毅旭先生在致笔者的信中补充道:高小勇随意地提出“政府价格”一说,而不是大家熟见的“制度费用”,令人感觉他是暗示“特权赎买”的合理性,如果特权是一次性买断的还好,问题是目前的特权是没有买断,它只有永无宁日地搅和市场。所以值得警惕!

  

  笔者的一点看法,GDP好是好,但只宜用于衡量经济发展规模和作决策依据,一旦上升为目的就恰恰难做大了。日本人在五十年代根本没有规划要在七十年代实现多大的GDP,结果老百姓年收入却暴增了几十倍,中国年年计划GDP增长多少多少,号称比日本那二十年GDP增长还快,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就是不见增加。我不知道高小勇能否解释,俄罗斯2003年GDP增长仅7%多一点,但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增长达到14.5%,比GDP增长快了两倍是怎么回事。我国去年GDP增长快过俄罗斯,但不知有几位老百姓也象俄罗斯公民那样腰包鼓起来了?

  

  高小勇先生居然还为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做辩护,其文显示甚至连现代政府的职能都没弄清楚,真的希望他先了解一下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有关理论,再考虑如何评价吴敬琏老先生。

  

  第三:关于德与知的辩证关系。高小勇先生的经济观显然有崇知抑德的倾向。其实经济学是离不开伦理道德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赵晓博士就提出过市场伦理之说,而杨小凯一生都相信制度的决定作用,临死前却信了基督,认为基督教道德对市场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个人并不推崇基督教道德,但同样认为制度实质是一种强大制约力量,一旦建立起来就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强大规束作用。研究探索什么是好制度,这是知;去建立这种制度,就是行,再好的制度没人愿意去建设都是空的。我们现在根本不缺制度理论,就缺行动者,行动是需要道德勇气的,因为任何新制度的建立必然与旧制度中的享利阶层构成冲突,包括广大官僚养家糊口的实利需要,都构成了这种阻力。改革者既要冲破别人的利益阻力,又要冲破自己的利益阻力,所以在社会没有为改革者提供利益驱动之前,民众的实利诉求与干部的道德勇气共同构成改革的主要动力。底层民众的利益是被剥夺,因此争回利益的需要就构成改革的动力,而对官员等强势群体改革可能意味着让出利益,因此占据改革主动权的官僚集团的改革冲动只能源于道德勇气。在西方,基督教成为人们道德勇气的主要源泉,在中国是儒家文化构成人们道德勇气之源,古代中国不缺道德勇气,看看那些死柬之士就知道,古人“德行”有余而“知识”不足,不知道有什么好制度来替代。今天的中国最大的悲哀就是严重丧失了道德勇气,李昌平太少了,有道德良知的学者太少了,吴敬琏太少了。今天的中国改革是“知”有余而“德”不足。

  

  有人认为经济学是一种科学,与道德扯不上关系,殊不知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就是公平与效率,尽管各流派有时侧重公平――如福利国家经济学,有时侧重效率――如新自由主义。但这一命题的核心地位从没动摇过。经济学是必须同时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其对公平的追求本身就体现了道德倾向,说经济学不要道德是非常荒唐的。而中国的“经济”二字含义就是“经世济民”,更蕴含着强烈的道德倾向。

  

  个人以为,人的一切活动都与其道德信仰、文化观念、知识结构等悉悉相关,人的“经济活动”的也不例外,因此,研究经济学而不研究人的道德信仰和其它文化心理机制,就会在经济学的繁枝冗叶中迷失方向,找不到根本。经济学一旦丧失道德就成为劫贫济富的骗术,再“科学”也只能是一种高明的骗术。市场经济也有道德倾向,所以才有“权贵市场经济”与“人民市场经济”(迟福林)之分,而鼓吹经济学不要道德者,不过是想让骗术变得冠冕堂皇。

  

  可怕的是,高小勇先生在批评吴老后余兴未了,大嘴一咧又突然扩大打击面,把矛头指向中国传统文化了,竟然由“特殊”总结出“一般”,为“吴敬琏现象”“追根溯源”了。高小勇文中的下一段:历史的长途上,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迤逦一路,屈原、杜甫、范仲淹、苏轼、康有为等,数不胜数,但他们留下的更多是人格力量和漂亮文章,却没有传承下多少知识。……我个人一直遗憾,吴敬琏最有影响,但并不是我国最有科学精神、最有知识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圣人一样,更多传承的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风骨,肝胆道德,而不是知识,和科学。……东西方留下的不朽,是大不一样的。西边留下的大多是科学和知识。笛卡儿、牛顿等等,让人记得的是科学和知识,他们道德如何后人并不大清楚。事实上他们并不高洁,甚至品性有些猥琐,但他们的知识至今让人类受益。我们的不朽呢?

  

  也许在为后人留下科学知识上,我国古代的学者做得是不够,但我们可以因此否定道德遗产的价值吗?难道西方先贤真的没有为后人留下道德遗产吗?知有不足需要我们去补充,但不能用知去否定德的价值,否则就会造成知德两不足。何况中国古人留下的道德遗产也不见得超过西方先贤,就屈原、杜甫、范仲淹、苏轼、康有为这样一点微薄的道德遗产,已经容不得我们妄自菲薄了。凑巧的是,同一天,同是12月22日,我看到张晓群先生的文章,讲了一个苏格拉底的故事,提到苏格拉底因对雅典做了承诺而自愿自觉服从雅典法律。摘文如下:

  

  雅典陪审团以“对神不虔诚”的罪名判决苏格拉底死刑。他的朋友策划他越狱逃走,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当他的朋友克利通潜入狱中劝说苏格拉底越狱时,苏格拉底拒绝了;他情愿赴死也不潜逃。苏格拉底认为:雅典是一个自由国家,如果有哪个公民不想继续在雅典生活了,他可以收拾他的物品离开雅典,移民异国他乡,雅典不会阻拦。如果他没有离开,继续作为雅典的公民在大家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一方面可以享用雅典为他提供的各种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则必须服从雅典的法律。……因此,大家所达成的道德共识是:一个人或者自愿离开雅典,那么他就享受不到雅典的各种文明成果,当然也就没有服从雅典法律的义务;或者继续作雅典公民,那么他就可以继续享受雅典的各种好处,当然也就要服从雅典的法律。两种情况都是道德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选择离开雅典,一直享受着雅典的住房、粮食、福利、路灯、卫生设施,等等;但当雅典依法对这个人进行处罚时,他却不愿受罚,要越狱潜逃,这就是不道德行为。我苏格拉底一直作为雅典公民生活在雅典,这意味着我对雅典人民有一个承诺:我愿意成为雅典公民,而雅典也接纳了我。这样,我既享受雅典公民的权利,也承担雅典公民的义务。现在,雅典根据法律对我处罚,我能做的符合道德的事情只有两个:一是服从,二是劝说雅典改变判决。如果我越狱,则违背了我原初的承诺;即使越狱成功,我走到哪里,哪里的人都会说我不道德。有人会说:不道德就不道德吧,活命要紧。但我苏格拉底认为:如果身体不能健康,生活过得就没意思;如果行为没有德性,生活过得就没有意义。名誉、金钱、扶养小孩,都是次要的,有德性才是第一位的。所谓有德性,就是生活得“正确”,符合道德。如果我越狱成功、苟且偷生,那就是不仁不义之人,那将生不如死。

  

  可见,道德之于东西方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还是那句话,不要道德的经济学等于骗术,正是吴敬琏们的道德自觉,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学的曙光。本人喜欢说话单刀直入,高小勇先生评价吴老的文章先费很大劲说很多恭维话,最后却温柔一刀,怎么看都不舒服。且整体而言,如果仅从高小勇先生的文章来看,吴老的观点仍然年轻,仍然非常前卫。

  

  而且,吴敬琏这面道德旗帜似乎也不再是在孤独地飘,原因在于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悄然兴起。和以“知识”维护各自利益阶层的经济学家不同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站在公共道德的立场上贡献着自己的知识。

  

  附文:

  

  新民周刊:贞洁旗帜孤独飘——细说“吴敬琏忧患”

  

  经济学消息报主编 高小勇

  

  (一)

  

  我是在落叶滚滚寒风直行的时候回北京的。正在思考整理出差浙江的感受,南方周末的南方人物周刊编辑傅小永打来电话。小傅说,他们策划好了一个专题:《25年影响时代二十五人》。经济界,他们选择了吴敬琏,恳切邀请我来评论他。小傅后来在约稿信里还说,的确需要您这样的人来写。我爱虚荣,喜欢别人给高帽子戴。于是,放下手上的事,勉为其难了。

  

  在风硬叶颓之际,说起吴敬琏,不禁联想到一面旗帜,它孤独地飘扬着;孤独,是由于它贞洁。

  

  我大约是1990年夏天认识吴敬琏的。当时为《经济学人》周刊(经济学消息报的前身,命很短,她只出版了8期),我在北京邀请薛暮桥、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杨培新、樊纲、钟朋荣等经济学家做“特约撰稿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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