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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

更新时间:2012-04-01 23:49:22
作者: 高丙中  

  

  一

  

  这里介绍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Writing Cult ure :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 hnograp hy) 是一次研讨会的论文集。1984 年4 月16~20 日,十位中青年学者,其中八个是人类学家,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文艺学家,会聚在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的美洲研究院(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召开了一个题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The Making of Et hnograp hic Text s”) 的研讨会。与会者当时都已经在民族志的文本分析和实践创新方面做出了独到的成绩,无疑是探讨民族志问题的一时之选。在一周的工作日里,每个与会者在预先已经认真研读过与会论文的基础上,专门承担一篇会议论文的审议和批评。这种小型专题研讨会是非常有成效的知识生产机制。充分准备,坦率批评,深入讨论,会后各人对论文认真修改,最后汇编成书,让学界在1986 年见到了公开出版的《写文化》一书。

  《写文化》问世后立即在人类学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反响,爆炸的余波也逐渐冲击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在过去二十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本书。一些资深人类学家因为认为它对以参与观察为途径的经验研究的反省破坏了科学民族志的学术基础,对它颇为不满(Marcus ,1998 :231~232) 。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即它在20 年的时间里证明自己是民族志进入一个多元发展时代的主要推手。

  

  二

  

  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在千百年的文献里,民族志的文章形式可谓千姿百态,内容可谓千奇百怪,很难进行分类。但是从作者的异地经历的参与深度和讲述心态来看,民族志的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

  

  有文字而又重文献的民族大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志。中国史籍中的“蛮夷”传(偏重纪实的) 、《山海经》中描写远方异族的文字(偏重想像的)可以归入此类。在西方追溯民族志的历史,希罗多德被推崇为最早的民族志作者。各个民族在文明的较早时期对异族的描述多有想像的内容,不仅是中国的《山海经》描写异形人,西方早期关于异族的记录也有这类想像,如对无鼻种族的描述,对嘴小到要用麦秆吸食的人种的描写(Oswalt ,1972 : 14) 。在中世纪,一些商人和朝觐者在东方旅行的见闻,如《马可·波罗行记》,是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民族志的代表。在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大量出现的民族志才主要以无文字的原始部落为对象。探险家因为主要以地理发现为目标,与土著只有短暂的遭遇,又不懂当地语言,所以对土著的描述都很肤浅。其中一些探险活动与土著的联系受到后世人类学家的关注,如库克(J ames Cook) 船长在1768~1779 年对太平洋岛屿的探险。其中一些著述被后来的民族志学者所重视,如赫恩( Samuel Hearne , 1745~1792) 提供的关于加拿大西北部奇帕维安印第安人的知识成为关于这个部落的最早的民族志知识( Hearne ,1795) 。他描写了他们的季节性活动、超自然信仰体系、对爱斯基摩人的抢掠行动。它触及异族的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算得上是此类民族志中的佼佼者了。这些都是利用路过异地异族的见闻撰写的民族志游记,再就是到土著地区居住的西方人所编写的民族志报告。一种情况是作为俘虏或者是作为意外后果而被迫在土著社会生活较长时间,后来侥幸跑回白人社会,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讲出来,写成有较好的资料价值的民族志,它们关于异族生活的记录相当准确、具体而生动(Oswalt ,1972 : 28~32) 。一种更常见的情况是传教士以多年生活为基础所写的民族志。传教士长年累月与土著打交道,也逐渐学会了土著的语言,可以进行比较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但是他们的知识兴趣通常都很狭窄,他们的报告和记录主要围绕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方面,很少把笔触伸向当地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Oswalt ,1972 :41) 。他们生活在当地,但是知识兴趣的褊狭使他们无意系统地表述当地社会生活。

  在爱德华·泰勒撰写《原始文化》(1871 年出版) 需要征引信息质量高的材料的时候,他应该是感到了已有的民族志记录的缺陷。所以他积极参与编撰《人类学笔记和问询》(1874 年初版)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 hropology , for t he Use of Traveller s and Resident s in Uncivilized Lands) ,主要为那些往来于英国殖民地的各种人士业余写作民族志报告提供调查和写作的大纲,以便新兴的人类学知识群体能够有信息更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可用( Stocking ,1995 :15) 。这是人类学从业余时代走向专业化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业余的人类学主动指导业余的民族志,就开始了人类学把民族志建构为自己的方法的奠基工作。这个指导性的手册后来不断得以修改,对于提高民族志的信息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人类学收编民族志、提升民族志,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还需要一个“文化英雄”。

  先有民族志很久了才有人类学。但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来撰写民族志,民族志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

  西方国家是从1840 年前后一个一个开始成立民族学会、民俗学会、人类学会的。这些群体都需要来自实地的资料,都有积极性介入被视为资料工作的民族志。人类学群体先是编撰调查手册(如英国的《人类学笔记和问询》) 去影响他人调查并编写民族志的方式,后来就亲自披挂上阵。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乌瑞(Ur ry ,1972) 专门研究了英国人类学界指导实地调查的专用手册《人类学笔记和问询》从1874 年到1912 年期间四个版本的改进。第一版由泰勒等人执笔,其目的是指导旅行者对原始人进行准确的人类学观察,提供信息供英国国内的人类学者进行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第二版的民族志部分的引言是由大英博物馆民族志部的里德(Charles Hercules Read) 撰写的,他在此提出了长期田野作业的命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对构成本书的主体的询问题目哪怕是给出浮泛的答案,也有必要长期持续地居住在土著人之中(a long continued residence among native folk)”(Ur ry ,1972 :48) 。在这个期间,像支配英国人类学的泰勒这种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逐渐被自然科学训练出来的学者所取代,其代表人物是哈登、赛里格曼、理福斯等人。在他们这些人负责的第四版的相关章节已经对田野作业的语言要求和一年周期的时间要求给出了明确的说法。1912年的第四版与以前不同的是,它更像是主要为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的观察者而非旅行者准备的。马林诺斯基是带着这个手册去他的田野的。虽然他后来曾经把这个手册视为他的科学方法的反面教材(Malinowski , 1944 :27) ,但是他身后被公开的日记证明他是一边做田野一边参考该手册的,他甚至在一个段落里两次提到翻看该手册:

  我写日记,一边看《人类学笔记和问询》,一边试着综合我得到的资料。准备出门。晚餐。在这期间试着把谈话引到民族学主题上。晚餐后与韦拉卫简单地谈话。又读了几页《人类学笔记和问询》,装好照相机。然后我到村子里去;月夜皎洁。⋯⋯(Malinowski ,1967 :30)

  这个手册的新版本的系统指导以及马林诺斯基的个人际遇使《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成为民族志的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马林诺斯基于1884 年4 月7 日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兰的克拉科夫( Krakow) ,在1902 年进入大学读物理学和数学,并对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从基本的学科底子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受到现代科学专业训练的学子。1908 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summa cum laude , Ph. D. ) ,其具体的专业领域是物理学和数学。他在1910 年进入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作为一名研究生加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行列。此时的英国学术界大兴实地调查之风,其调查模式不外是在短时间里(几天和几周) 借助翻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人。1914 年,赛里格曼(Charles Seligman)教授帮他弄到了一点资助,马雷特教授(R. R. Marett , 1866~1945) 等人正好要到澳大利亚开会( t he British Associatio n for t 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安排他做会议秘书,他的旅费由澳大利亚政府掏。他们在1914 年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7 月28 日~1918 年11 月11 日) 爆发之前起航。学术会议结束后, 他开始去做实地调查, 这时是1914 年9 月12 日。由于世界大战的形势,他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一直呆到1920 年。他在当地属于敌国公民,所幸他的一位老师哈登(Alf red Haddon) 把他推荐给了他的私人朋友汉特(Atlee Hunt )这位澳大利亚政府的高级官员(Secretary of t he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 s of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of Aust ralia) 。他写了许多封信给有关人士为马林诺斯基要经费,要通行证,在不利于马林诺斯基的谣言兴起时(如说他同情德国,不值得信任等) ,为他说话( Young ,1988 : 5) 。

  他在1914 至1918 年之间以澳大利亚为根据地,先后三次到新几内亚进行调查,三次调查花去了他两年半的时间。他第一次的调查依靠翻译,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调查都是直接使用当地土著的语言。这段经历及所获资料构成他一系列著作(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 ,《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1927) ,《 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1927) ,《 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 ,《珊瑚园艺及其巫术》(1935))的基础以及他1920~1938 年在伦敦讲学的核心。他的这些著述和教学活动作为榜样被后学所追慕,成为现代人类学的学术规范的核心内容。

  马林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中总结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确立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的准则。科学的民族志必须做到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一。这两者在发生学上的分离或者分工,经过许多人多年的努力,终于由马林诺斯基在自己身上第一个完美地达到合一。在此前的努力过程中,两个研究项目值得特别一提。在1898 年,哈登率理福斯(W. R. Rivers) 、赛里格曼等人在托雷斯海峡( Torres St rait ) 周围对土著进行实地考察,其调查方式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通过翻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者有关的问题,记录下答案作为研究资料。这种资料对于描述社会行动和复杂的情景来说,往往是过于简略了。这是人类学家主动去现场获得资料的开始,是人类学界把资料员和研究者的身份合一的努力的开始。随后, 理福斯在1906 年出版《托达人》(River s ,1906) 。这是他在印度的一个部落进行约半年的实地调查之后完成的。他在方法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是在时间上没有达到一年的周期,他也未能生活在土著人之中,搜集资料依靠的也是翻译。马氏检讨了这种调查工作的局限,指明了克服其局限的必由之路:人类学家去土著村落里生活,用一套有效的科学规则把资料员和研究者的身份完美地合而为一(马林诺斯基,1922/ 2002 :6~7) 。成功地达到这个目标的首要原则是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需其他白人的介入。他自己当时的做法是把帐篷搭建在土著的村落之中,与土著保持“亲密接触”。真正生活在土著之中是与偶尔钻进土著人群询问若干问题在效果上是全然不同的。与询问相比,“参与其生活进行观察”在获得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上是非常不同的。一些现象靠询问是根本无望获得的,只能在完全具体的现实状态中被观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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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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