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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恒:司法公正的政府责任

更新时间:2012-03-31 18:13:10
作者: 朱立恒  

  

  【摘要】政府维护司法公正的责任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责任形态,即政府应当为司法活动提供支持,不应当干涉司法活动。我国政府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责任缺失问题,应当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处理行政权与司法权,以及与诉讼权利的关系,并从加强政府经费支持责任、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依法维护司法机关权力独立行使以及完善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有效促进我国政府在维护司法公正方面的责任担当。

  【关键词】司法公正;司法体制;政府责任

  

  公正是司法活动的生命线。司法公正的实现固然需要高素质的司法人员与完善的司法制度,但也离不开政府[1]的支持与保障,政府也应当担负起维护司法公正的责任。维护司法公正是我国政府的工作任务之一。[2]以实现司法公正为目标的司法改革在中共十五大以后全面启动,持续至今。由于法治具有整体性,司法改革是整体性的变革,司法体制是司法在制度意义上的整体表述,因而司法体制改革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重点。[3]我国司法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政府责任问题有关,因而对于司法公正的政府责任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法学界从司法的角度对司法机关如何摆脱政府的非法干预方面有比较丰富与深入的研究,但关于从政府角度对政府在司法公正的维护与实现方面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问题,由于其处于法学、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尚未展开深入讨论。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与学界同仁商榷。

  

  一、司法公正政府责任的内容与根据

  

  公正向来是司法活动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然而,由于公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也受制于上层建筑的其他组成部分,因此,对于公正的理解与诠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甚至在同一国度内部都会存在差异。对于司法公正的把握也是如此。目前,我国学界关于司法公正的内涵尚未形成一致认识,但对于司法公正的核心内容是司法过程中对利益进行合理分配的共识已经基本形成。据此,司法公正包括司法过程的公正和司法结果的公正两方面内容,即所谓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前者是指司法过程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步骤、原则、规则进行;后者则是指案件的裁判结果是在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形成的。

  政府对司法公正应当承担责任根源于政府所拥有的宪法职能,以及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密切关联,而这些又决定了政府责任形式的样态。

  政府应当对司法公正承担责任的根据可以从政府应当为司法活动提供支持和政府不应当非法干涉司法活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政府应当为司法活动提供支持。政府的职权是由宪法所确定的,不论是传统型政府、现代型政府还是过渡型政府,从其职权范围与属性上看,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拥有保卫、领导、管理、服务等职权。所不同的仅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职权的侧重点有所差别。在我国,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据宪法行使行政权。根据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编制国家预算、有权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经济及城乡建设、有权领导和管理公安、司法行政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司法活动是维护与保障国家法律实施的国家活动,其正常运行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巨额物质成本投入,物质投入的质量直接影响其司法公正、社会秩序等“产品”的质量。既然政府掌握国家物质资源,因而政府应当为司法活动提供物质支持。对此,国际司法准则也有明确要求。如1985年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第7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使之得以适当地履行其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1982年10月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律工作者协会通过的《司法独立的最低标准》第13条规定:“法院的事务应由政府有关机关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

  另一方面,政府不应当非法干涉司法活动。检察权与审判权独立行使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我国宪法第126条、第131条分别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的原则。政府享有强大的领导、管理等权能,拥有强制手段,而不享有这些权能的司法机关则相对比较弱势。法院的部分裁判尚需依靠行政机关才能付诸执行,加之司法活动的整个运行过程都离不开政府的财力支持,司法机关和政府的悬殊力量以及司法机关对政府的依赖关系,使得政府干涉司法并非难事,而司法亦难以抵御这种干涉。一旦司法活动受到政府干涉,就难以做到只服从事实和法律,难免会损害司法公正的实现。

  依上述可见,政府维护司法公正的责任包括作为责任和不作为责任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指政府应当以积极方式履行宪法法律所赋予的职权与责任;后者则指政府应当严格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事,而不能越权干涉司法。

  

  二、我国政府维护司法公正责任的缺失

  

  (一)作为责任的缺失

  1、对司法活动的支持不够

  我国政府对司法活动的支持不够主要体现在未能为司法活动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目前,经费不足成为困扰我国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工作的突出问题。1998年12月《财政部关于政法机关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后则政经费保障的若干意见》确定了政法机关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原则以后,政法机关的经费保障就均由地方政府负责了。但关于地方财政每年拨给政法机关的经费项目、标准、增长的比例、时效、责任等未有明确规范,导致现实中地方政府拨款的随意性。比如2002年,公安部装备财务局通过百县公安经费保障情况调查活动了解到在公安系统中,办案、装备经费缺口大;基础设施欠账多;民警工资和福利待遇难以保障,办案过程甚至还有借钱办案的情况等。因而,争取财政支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补助力度,使基层公安机关经费保障困难问题逐步有所缓解,使广大民警的工作、生活条件得到逐步改善等仍然是全国各地公安装备财务部门在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4]目前在我国检察系统中,对于检察机关的公用经费,地方政府往往按照一般行政机关的标准安排,缺口很大,多数地区财政根本没有安排专项的办案经费,财政拨付的经费中用于办案的只占实际支出的办案经费的三分之一左右。经费严重不足,不但严重制约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能,还严重影响着检察机关的改革、发展和稳定。[5]当前,我国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中也存在着突出的困难,“收支两条线”没有得到真正落实,该收的收上去了,但该支的不能切实保障。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以外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经费还普遍存在着以收定支、变相下达诉讼费指标等现象。财政只保障基本工资的发放,办案经费、基本建设经费等主要来源于诉讼费的财政返还,因而经费十分紧张。特别是今年4月1日,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后,从总体上降低了诉讼费用的交纳标准,加大了司法救助的力度,有些基层法院的诉讼费将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在现行的经费保障制度下,这将使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经费保障不力的问题更加突出。[6]

  2、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支持不够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权之一。然而,地方政府对这方面职权的行使也不尽如人意。这主要表现在经费与制度支持两个方面。法律援助制度、国家赔偿制度、证人补偿制度等体现政府责任的司法制度的有效运行都需要政府充足的经费支持。而目前由于经费保障不足所导致的这些制度运行不畅的现状表明,政府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支持力度不够。下面以法律援助制度和证人保护制度为例进行说明。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以减、免费用的办法,使案件当事人在经济困难或者某些特殊情况下,处理法律事务能够得到律师帮助的法律制度”。[7]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通过了《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建立。根据《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包括以下几类。一是依法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二是在刑事诉讼中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三是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这几类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都可以归于弱势群体之类,对其进行法律援助,体现了平等保护的法律原则。法律援助工作通过对受援助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辩护等法律服务,制约职权机关的权力,保障受援助者的程序权利,维护程序公正。正是通过这些法律服务形式,保障了受援者获得国家赔偿、最低生活保障、抚恤金、救济金及正确的定罪量刑等,从而既维护了其实体权益,也使得案件的实体公正得以实现。因而,法律援助对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与保障意义。

  虽然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从建立至今,在机构、人员、经费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经费不足一直是全国各地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也成为制约法律援助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各地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一般是政府财政拨款、从律师管理费或者公证管理费中适当提取及社会捐助三部分。部分省份财政困难,划拨款项不足,有的地方甚至根本没有法律援助的专项经费。而社会捐助也未见成效。与福利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支出水平还相当低。1994年至1995年,人均3-4美元的法律援助支出标准就被认为是福利国家的“非常低”的标准了。[8]而在我国,2005年人均法律援助费用仅有0.03美元。[9]《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法律援助发展遇到了经费障碍,其责任主体当然是政府。

  另外,在证人保护方面也体现出政府支持的欠缺。证人作为知晓案件事实的案外人,其如实作证对于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证人也往往遭到试图掩盖案件真相、逃避法律制裁者的打击报复,因而各国都建立二了证人保护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对于证人保护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由于法律仅有原则性规定而缺少精密的制度支持,所以我国的证人保护现状不容乐观,这成为我国证人不愿意作证,证人出庭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10]

  证人保护是一项跨部门,甚至是跨地区的工作,需要不同部门、地区的广泛合作,操作十分复杂,因而对于证人的保护需要建立一套专门的制度来规范。而证人保护具有很强的行政性,[11]在证据法或诉讼法中规定不太妥当,所以需要行政立法提供制度供给。然而,其至今尚未引起政府的足够关注,这方面的规范仍然未纳入行政立法计划。

  (二)不作为责任的缺失

  1、对于人事任免方面的非法干涉

  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都明确规定法院院长由人大选举或罢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各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都明确规定各级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权属于各级人大,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本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然而,实践中的做法是在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前还有党委提名的隐性环节存在。而地方党委的成员中包括政府的主要人员,因而政府对检察官和法官的任免拥有发言权,导致政府对检察院、法院人事任免的主导与干预。

  2、对于司法活动方面的非法干涉

  我国政府对于司法活动的干涉主要体现在对法院司法活动的非法干涉方面。最为典型的是搞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法官作出公正的裁判。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动用行政的手段和方法保护当地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观念和行动。地方保护有合法与违法之分,我们这里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专指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地方利益,超越法律权限,滥用权力,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影响国家法制统一的不当观念和行为。[12]由于地方检察院、地方法院的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政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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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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