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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与成效

——以公平与效率的双重标准为视角

更新时间:2012-03-31 10:47:53
作者: 刘承礼  

  而效率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的价值判断,公平与效率将不失为衡量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效的理想标准。

  

  (一)作为检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效标准的公平与效率

  

  ——适用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有意识地将公平与效率的组合关系确定为制订和执行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因此,无论是改革之初为矫正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而对效率的强调,还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对公平的关注,收入分配制度的执行结果都是公平与效率实现程度的不同组合。如前所述,分配原则在三十年改革历程中历经了五个阶段的变换,每个阶段的执行结果有可能在当期表现出来,也可能延迟或影响到下一阶段的收入分配结果。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大致有三类:如果二者呈相互促进的关系,则效率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会产生公平分配的结果,同样地,公平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会促进效率的提高;如果二者呈相互冲突的关系,那么对公平的强调会减损效率,反过来也是如此;如果二者不存在相关关系,那么公平与效率这两项人所共求的价值目标可以同时置于收入分配制度的设计之中。只要公平与效率之间的这三类关系贯穿于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方面,那么用公平与效率来衡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就是适用的。

  ——充分性。几乎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所有领域都渗透着公平与效率因素,由公平与效率组合而成的分配原则自不必说,其他的八个范畴都或多或少地与这两个概念相关。对分配依据和分配方式而言,公有制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和非公有制条件下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均含有公平与效率因素,前者按个人向社会贡献的劳动质量和数量取酬,而后者则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获得收入。处于主体地位的按劳分配既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不断取得合法和合理地位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在提高效率和公平上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就分配格局和分配结构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平衡本身就是对公平的追求,而这种利益平衡是在分配国民收入增量的基础上实现的,这反过来反映了这些主体对效率提高的愿望。分配关系是如何处理当前收入与未来收入之间关系的制度化举措,它既有利于增进当期的公平,又有利于促进未来的效率。分配秩序是公平与效率实现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而分配形式和分配政策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政府对公平与效率的关注。

  ——局限性。用公平与效率标准来衡量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有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标准的可测难度较大。公平是一项主观指标,到目前为止理论界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科学测评体系,用它来衡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只能借助于不同检验者的事前假定,而这些假定通常是难以统一的;同样地,效率也不完全是一项客观指标,它包含着丰富的含义,在实践中要想进行定性的测量也不容易操作。(2)难以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不同的行为主体有着不同的目标函数,政府、企业和居民对公平与效率的理解和偏好程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作为“局外人”的评估机构制定的衡量标准如何满足不同行为主体的需求是这项课题的挑战。(3)难以用静态指标去衡量动态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整体联动,用静态的公平与效率标准去衡量其改革成效,很难解决这种动态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差异化和细分化问题。(4)参照系的选择难度较大。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内生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公平与效率的社会认知会发生变化,例如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将平均主义理解为公平,而在今天看来,平均主义才是最大的不公平,因此,参照系的科学选择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效衡量过程中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

  

  (二)公平与效率双重标准下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

  

  ——宏观层面。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公平的研究表明,人们对公平的理解和阐释丰富多样,但无论如何定义公平这一复杂的概念,平均主义都不再可能被给予哪怕是公平的表现形式之一的位置,因为参与收入分配的个体或群体存在着太多的差异,三十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大成就莫过于正确认识并处理了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弊端。从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克服平均主义倾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中间只是经历了短短一年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时期,可以说,效率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占据了改革过程的绝大部分时间,它对经济增长率、生产力、资源配置效率等绝对指标和对成本收益率、投入产出率等相对指标都有举世公认的促进作用。从宏观层面来看,即便出现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我们也不能据此就得出收入分配不公的结论来,因为,一方面,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正是对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矫正(当然这里存在一个矫枉过正的度的问题),它有利于激起行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会带来一些社会误解和不满情绪,这固然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结果,但理应靠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配套措施来消除。

  ——中观层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证明,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而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分配方式的多样性。在公有制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而在非公有制条件下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在我国理论界取得了一致的声音。[1]卫兴华教授肯定地指出,真正的按劳分配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公有制内部不会产生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2]按劳分配的依据是个人向社会提供的劳动质量和数量,而按生产要素分配则依据生产要素所作贡献的多少,因此,后者比前者更容易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3]是否可以认为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下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就一定保证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呢?从近些年人们对公平的诉求强度可以看出,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组合关系从“主体—补充论”向“主体—并存论”的演变似乎从表面上对此疑问进行了肯定的回答。如果将效率划分为整体性效率和结构性效率,那么分配依据和分配方式的转换对前者的提升幅度明显大于后者,因而这种转换的成效也值得分类研究。此外,在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西部的收入分配结果的比较中,很容易得出现行分配格局(或结构)失衡的结论来,这既有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的缺陷,又有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原因。

  ——微观层面。居民收入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在绝对数量上不断增加而在相对数量上差距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4]居民收入的绝对增加虽然并不一定对应着效率的提高,但它至少说明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形势在逐年趋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先减小而后增加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给出如下解释:(1)分配差距主要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形成的,[5]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单一或占主体地位的按劳分配方式忽视了行为主体之间的差异,即使没有再分配的调节,居民的收入差距依然不大;(2)随着收入分配依据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微观经济主体的差异通过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及其在财富创造中所作贡献的不同而充分地表现出来,加上分配秩序在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情况下尚未理顺,因而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势所难免;(3)居民分属不同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行政机关或农村部门,而在不同的部门所执行的工资制度是不同的,由于企业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效率提高的同时享受到更多的发展成果,而在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则不以提高经济效率为核心目标,其公平性与效率发生了脱节。总之,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既反映出公平因素在起作用,同时也说明效率提高后公平性更加难以处理。

  

  (三)公平与效率双重标准下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因素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八二宪法”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八二宪法”1999年修正案将其调整为“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根本改变,所改变的只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虽然这三十年间我们经历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但“任何形态的市场经济都没有改变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原理”[5],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正是因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了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内生了公平因素,分配公平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要求,即使改革过程中贯彻了多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但分配制度对公平的要求从来也没有放弃。

  ——市场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的不仅在于促进分配效率的提高,而且对生产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的正面作用也很大,这种目的需要借助市场化改革而实现。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性要求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因而“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6]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关系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而得到有效的调整,分配格局和分配结构反映了资源与收入的重新分布,同时,积累与消费、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市场机制的运行而进行了深度改革。在市场化改革条件下,分配秩序、分配形式和分配政策都最大限度地考虑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基本的价值取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稳中有升的发展中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不但效率得到提升,而且公平也会自发、自觉地得到关照。

  ——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提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都与政府行为有关,政府是否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7]在分配制度上,政府的主导作用表现在:(1)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由此而决定了我国分配方式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这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分配的公平性,同时引入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方式,提高分配活动对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2)维护分配秩序是确保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前提,特别是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更是对收入分配秩序的完善;(3)坚决贯彻收入分配政策,创造条件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4)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成为全社会工资制度改革的标杆,企业、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改革因此而发生联动;(5)政府在再分配和三次分配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有意识地加强分配公平的分量。

  

  三、简短的结语

  

  本文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脉络,并在此基础上使用公平与效率的双重标准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进行了评估。收入分配制度中关于分配原则的选择是引人注目的,分配原则的变迁路径反映了政府在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从注重二者对立面向注重二者统一面的回归,但这种回归决不是回到了起点,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化改革和政府的主导作用的结果。分配依据和分配方式的选择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讨论,理论界在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前者不是后者的决定因素,而财富如何分配取决于产权制度的不同。随着产权制度的改革,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互结合成为我国收入分配的重要分配方式。分配格局、分配结构和分配关系虽然以分配结果的形式出现,但是它们却包含了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来源多样化、城乡社会经济管理制度多元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同时,也反映出政府、企业、集体或个人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于分配秩序、分配形式和分配政策,则是政府站在全社会的角度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构建社会诚信体系、调控分配活动的重要举措。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在维护公平和提高效率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虽然还有许多不和谐的因素,但这需要通过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市场化改革,并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来解决。

  

  【参考文献】

  [1]周新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J].经济学家,2003(6).

  [2]卫兴华.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若干问题辨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3(12).

  [3]贠杰.关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6).

  [4]武力,温锐.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及绩效分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4).

  [5]杨承训.正确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矛盾[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4).

  [6]谢旭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J].农村财政与财务,2008(5).

  [7]汪玉凯.分配制度改革取决于政府能否约束自身[N].中华工商时报,2006-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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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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