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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仁:法社会学的法观念

更新时间:2012-03-29 10:40:21
作者: 胡平仁  

  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问题是,是否法律一产生,国家就立刻出现了呢?对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说得很清楚,现有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也还难以完全证明这一点。

  3.社会力量的消长牵引着法的创制与变革

  法的创制和变革也是各派社会力量之间斗争的结果,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控制下的产物,或者是大致均衡的各派社会力量相互制约或妥协的产物。马克思就曾指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10}89419世纪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也曾指出:法律在任何地方都是由内部的、暗中操纵的权力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个人意志建立起来的。庞德更是警示人们:“除非得知法律思想史背后的社会力量,否则这种思想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12}美国当代法学家L·M·弗雷德曼也认为:“任何形式的法律社会理论都含有一个基本原则即活的法律,从任何时刻的断面图上来观察,都显示出真正对法律制度施加压力的社会势力的印记。每个新的法律行为起源于并反映努力产生、阻碍或改变该行为的社会势力。当力量对比推向改变,改变就发生了。当它不推向改变时,制度保持原状。”{11}173可以说,任何时候,法律的内容(即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的分配)都反映了占优势地位的社会力量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议会或立法会之类不过是各派社会力量的角斗场,或是就利益分配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桌。不仅法律创制和法律变革如此,法律运行的其他各个环节也都大体如此。只不过:第一,作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规则化的那部分法律所反映的矛盾冲突较为间接和隐晦;第二,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力量的分化与重组要频繁得多、明显的多,围绕法律创制的斗争也就激烈的多,而在常规或稳定时期(社会稳定本身就是各派社会力量大体均衡的表征),围绕法律创制的斗争也就缓和得多,平静得多。法治究其实质而言就是要把围绕法的创制、实施与变革的利益竞争限制在法的范围之内。

  需要指出的是,各派社会力量的消长,微观上取决于人的需要的变化;宏观上取决于外在环境 (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变迁。但最根本的还在于各种社会力量的组织化程度以及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而不仅仅取决于数量上的大小。

  

  三、法是一种权威性价值准则

  

  把法视为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准则,这种观点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持这种说法的那些人认为:要对任何道德的原则、任何事物的标准或对互相冲突的或重叠的人类需求进行评价的尺度加以证明,是不可能的。因而那些掌握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人们,为了表达一个在社会上或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自我利益,便任意地规定或建立各种价值准则,并强使其他人服从它们。”{13}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得有失。其“得”在于“法是一种权威性价值准则”这一命题,揭示了法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特性,有助于人们深化对法的认识。其“失”在于把法这种权威性价值准则简单地理解为是在社会上或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自我利益而任意地规定或建立起来的,忽视了即使是统治阶级也要受到各种社会力量和自然规律的制约。法作为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准则,其实是各派社会力量对比状况的表征,是各种社会力量反复互动或博弈的状态或结果。

  1.作为一种价值准则的法

  在一般的意义上,价值是指人在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需要为尺度的一种主客体关系,是客体的存在、性质及其运动是否与主体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14}但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喜好与憎恶,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务常常有着不同的感觉和认知。这意味着,一个社会只要存在着个人意识,就必然会有多元的价值观念和多元的价值追求。当然,基于共同的人性,特别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个人意义上的喜好与憎恶无疑会同类相聚,凝结或整合为群体性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但即使是高度一致的社会,也不可能做到社会价值的绝对一元,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就更是如此。价值的多元能够丰富社会的多样性,促使社会发展和更加富有生气。但是,一个社会多元利益和价值的存在,也必然带来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任由多元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自行其是,其结果要么难以组建成社会,要么价值冲突会频频发生,社会成员或群体之间产生大量无谓的消耗,甚至导致社会解体。为了减少或避免此类状况的发生,人们在大量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法这样一种社会规范。

  尽管法在人类历史上负载着多重目的或功能,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以社会组织或国家的名义,认同和推行一定的价值,使其作为一定社会或一定时期的主流价值或权威价值,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以便安排特定的社会关系,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人们常说,法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而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利益,“法的每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冲突;法起源于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机制;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15}。作为利益整合的工具,法负载着根植于一定利益格局的价值偏好与选择,并将其外化为一定的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模式,进而能动地实现利益冲突的偏向性保护及利益结构的协调平衡。其实,人们通常所说的法的指引功能、教育功能以及法的强制性等等,都间接地证明了“法是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准则”的观点。

  总之,任何社会个体,任何社会群体,任何社会阶层,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可以有异,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必须有明确的底线和准则;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大是大非方面必须有正确的态度或形成相对一致的共识。这就是作为价值准则的法的基本前提和目的所在。

  2.权威性与强制力

  何谓“权威”?在一般意义上,权威是指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也指在某种范围内最有地位的人或事物。E·A·霍贝尔说,权威就是指引他人行为的明确的能力。从汉语词汇的角度讲,权威是权力和威严与能力和威望的和谐统一。权威无疑包含着权力,但权力来自法则,权威出自民心,权力只有获得相关的认可、遵从与拥护时才能真正成为权威。这意味着权威的合法性不能仅仅从规范意义上的法来理解。

  法所确认和保障的价值准则一般都是权威性的,一旦做出便不能轻易更改,法的接受者虽有异议和不满,也无权作出变更和修正。这是因为法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规则化,体现了法的合规律性以及社会一致性;另一方面,法又是社会内部分化的产物,具有合意志性,以及基于社会对立基础上的社会强制性。正是由于法同时兼有这种合规律性、合意志性与社会强制性,并以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等国家权力结构及暴力设施(军队、警察、监狱等)为后盾,使得它在确认、保障或引导和型构社会价值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和极大的权威性。

  权威性与强制力密切相关。拥有什么样的实施强制的手段,是权威性大小的一个重要表现。

  关于法是否具有强制性或强制力这一问题,学界是有争议的。耶林(R. V. Ihering, 1818~ 1892)和凯尔森(Hans Kelsen, 1881~1973)等人认为,是否具有强制力是区分法与道德的标准,即法具有强制力,而道德不具有强制力。耶林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法律:作为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中甚至宣称:没有强制力的法律规则是一把不燃烧的火,一缕不发亮的光。施塔姆勒 (Stammler, 1856~1938)和拉德布鲁赫(G. Radbruch, 1879~1949)则认为法与道德都具有强制力,只不过法具有外部的强制力,而道德拥有内部的强制力。马林诺夫斯基甚至认为,法的要件是互惠、制度化的程度(严密性)、公开性和抱负,法的实现并不依靠强制性或制裁力。

  法律的产生先于国家的起源,而法律又只是法的表现形式之一,或者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法律只是法的真实或虚假的表现形式。既然如此,那又如何理解作为权威性价值准则的法的强制性或强制力呢?{16}

  我以为,法的强制力量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首先,在原始习惯法产生的初期(有些学者认为原始习惯法产生于血缘家族之后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17}),主要靠社会舆论、氏族首领的威望等社会强制力来保障习惯法的实施。其次,在氏族社会末期,法庭和诉讼已经成为保证原始习惯法实施的手段。再次,随着国家的产生,习惯法逐渐向成文法过渡,国家强制力(指国家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有组织的国家暴力)也逐渐成为保障法律施行的主要工具。此外,“阶级对抗社会的法能够代表全体居民的利益越少,法律形式依赖于国家强制力就越多”{18}。

  法的实施之所以要以强制力为后盾,国家法之所以要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乃是因为法作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器,必然会触犯一定社会主体的某些既得的或预期的社会利益,从而必然会受到这些人的抵触甚至反对。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制力为后盾,法在许多方面会变得毫无意义,违反法的行为得不到惩罚,法所体现的意志也就得不到贯彻和保障。由于法律由国家创制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在整个国家主权范围内实施,法律因此而具有统一性、普遍性和权威性。

  

  四、法是一种程序性行为规范

  

  1.法是调整社会行为的规范

  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人们对此通常有两种回答:一曰社会关系,即法调整社会利益资源在各社会主体间的分配;二曰社会行为。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是对的,它们是从不同的层面上所作的回答。不过,更准确地说,法是通过调整人们的社会行为这一中介来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的。

  具体说来,法是调整社会行为的规范这一命题,至少包含5层意思:

  其一,法直接调整人的行为,而不过问行为主体的身份或地位。马克思说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19}这就是说,法律一般不以主体作为区分标准,它直接调整人的行为,即对事不对人。

  其二,法(特别是现代法律)只调整人的行为,而不直接调整人的内在思想。这是法与道德、宗教的一个重大区别。比如道德规范是通过思想(或良知)和舆论来调整与控制社会关系的,宗教教规是通过信仰来完成社会调整的。

  其三,法只调整人的社会行为,而不过问纯粹个人的行为。即使是社会行为,法律也不是都过问,而是只调整那些较为重要而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行为,而把某些社会行为交给道德去处理。这既有助于减轻法的负累,又可以增加人们行为的自由度和社会实验的范围。

  其四,作为一种“规范”,法是对社会行为的一般性调整。法是根据现实生活中与人的行为相关的众多相似或同类的现象和事件的共性或规律性而抽象概括出来的一般性行为规范。这使得法能对一切同类主体的同类行为起作用,而无须像个别指引那样对具体的行为和事件作出具体的指引。每个人只需根据法律而行为,不必事先经过任何人的批准。

  其五,作为一种“规范”,法在实施中的一般性适用。这既指法律规范的全域约束力,也指法律规范的反复适用。法律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因而可以被反复适用。这一点使法律(即规范性法律文件)与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如委任令、逮捕证、判决书等)区别开来。更为重要的是,法的一般性意味着不允许以待决问题的特殊性来排斥既定规范的普遍性,更不能以“下不为例”的方式来思考和解决具体的法律问题。只有在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才可以用特殊性来排斥普遍性。一是不排斥普遍性就会使具体问题的处理结果与法律的基本理想发生令人难以容忍的冲突;二是特殊性同时被提升为普遍性,使今后的类似问题得到类似处理。{20}

  正是由于作为“规范”的法所具有的上述一般性,因而无论从社会还是从个人的角度看,法都是高效率的,也是相对公平的。

  2.法是程序性行为规范

  程序是指人们为完成某项任务或达到某个目标而预先设定好的行为的方式和步骤。法律程序则是指人们实施法律行为所必须遵循的法定步骤和方式。从总体上说,法律程序既从正面向人们展示了实现实体权利、权力或义务的方式和步骤,又从反面规定了一旦权利或权力受到侵害后获得救济的途径。古代社会的法律尽管十分野蛮、愚昧,但它仍然需要程序。如立法要通过宣誓、盟诅等仪式,审判和行刑要履行到神祗面前盟誓的程序。近代以来,法律的程序性更加受到重视。例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合同必须经历要约和承诺两个步骤,而且,非即时清结的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口头遗嘱、录音遗嘱、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人在场证明;买卖房屋必须经房管部门过户登记;涉外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公证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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