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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从讨价还价到求同存异——谈判与对话的政治哲学

更新时间:2012-03-23 10:31:47
作者: 程广云 (进入专栏)  

  

  当代世界对话实践不仅表现在以人权对话为核心的政治对话上,而且表现在以宗教—伦理对话为核心的文明对话上,尤其文化全球化,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历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当代世界对话实践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反思对话,形成一套完整严密和行之有效的对话理论。在历史上,最为类似对话的一种现象是谈判。严格地说,谈判不是对话。谈判是利益的交换,并且以实力为后盾,是在其他博弈行为遭遇障碍时,以言语博弈来代换的一种策略行为。换句话说,谈判在本质上所诉诸的是私利—强权,而不是公理。虽然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共理性和交往理性的成长,但却依赖于个人或集团之非公共理性或非交往理性的人性假设。从谈判到对话,中间需要形成公共论坛,确立商谈伦理。只有在形成以多元意识形态为背景的、意识形态中立的公共政治领域,才能形成公共论坛,确立商谈伦理。对话的前提有两个方面:一是存在两个以上自由、平等、理性和宽容的主体;二是双方以及各方具有最小共识,所谓最小共识就是双方以及各方具有共存意识。在历史上,这种最小共识首先表现为所谓黄金法则即金规则。但是,金规则是通过提取公因式方法获得的最小共识,其局限性在于其抽象性,只能达到程序共识、原则共识,不能达到具体共识。由此,我们力图以求同法和存异法来探讨获得具体共识的方法。

  

  一、从谈判(讨价还价)到对话

  

  在历史上,除了以《论语》和《对话》为代表的哲学对话之外,一直没有其他对话形式存在。最为类似对话的一种形式是谈判。然而,严格地说,谈判不是对话。

  首先,谈判是利益的交换,而对话则是意见的交换。谈判的目的是谋求利益,而对话的目的则是谋求共识。二者都有正负两个方面:利益之增加或危害之减少;共识之增加或异见之减少。虽然谈判也须一定共识作为基础,例如双方或者各方具有程序共识、原则共识乃至具体共识,否则谈判既不可能进行,更不可能成功。但是谈判所依据的共识完全是表面的,实质是利益的分割。但对话却超越了利益的划分。意见分歧并不一定等于利益分歧,意见一致也不一定等于利益一致。

  其次,谈判以实力为后盾,而对话则以知识为背景。谈判虽然也要诉诸道理,但也完全是表面的,实质是实力的较量。除非双方或者各方实力均衡,导致利益均衡之外,一般地说,实力强势一方在利益上居于优势地位,实力弱势一方在利益上处于劣势地位。这不是说,道理在谈判中不起任何作用。而是说,道理在谈判中起作用亦须转化成为实力因素,例如影响舆论,从而实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但对话却超越了实力的比较。只要在一个底线上,知识多寡并不影响对话主体的自由以及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谈判是以力服人,对话是以理服人。

  最后,谈判是在其他博弈行为遭遇障碍时,以言语博弈来代换的一种策略行为。例如由于种种原因,或由于代价过高,或由于实力不足,亦或由于舆论不利等等,双方或者各方中止军事对抗,停战言和,进行谈判。在一个健全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法律干预,各种抢劫、盗窃、诈骗以及投机等等行为风险太高,使得人们只能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讨价还价(谈判)。但是,例如在现实生活中边打边谈、一边合法交易一边非法投机等等现象,都表明了谈判唯利所求和唯力为能的行为特征。如果一方纯粹可以凭实力谋利益,并且所付出的成本严格小于谈判所付出的成本(例如浪费时间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往往破裂。相反,对话虽然也是言语行为,但却不是策略行为。意见也好,知识也好,只能在对话中交换,别无他途。

  最为典型的谈判有两种形式:一是市场交易,二是政治交易,其中通行的流程是讨价还价。我们以博弈论的讨价还价模型[1]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一个有限回合(设3回合)的讨价还价。讨价还价通常之所以有限,是因为在谈判过程中,双方或者各方都要付出“时间成本”,譬如资源(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以及成本负担等等,使得谈判如果无限进行下去,双方或者各方得利均趋近于0。假定甲乙两方进行谈判,甲方在第一个回合中要求100单位,乙方或接受,或拒绝。若乙方接受,谈判终止,甲方收益100单位,乙方收益0单位;若乙方拒绝,谈判继续。乙方在第二个回合中要求50单位,甲方或接受,或拒绝。若甲方接受,谈判终止,乙方收益50单位,甲方收益50单位;若甲方拒绝,谈判继续。甲方在第三个回合中要求75单位,由于“时间成本”因素,乙方接受,谈判终止,甲方最终收益75单位,乙方最终收益25单位。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谈判过程。

  上述谈判过程,严格地说,双方收益是逐次磨损的。我们通常代入δ(0≤δ≤1),我们称δ为“贴现因子”或者“消耗系数”。谈判如果即时完成,δ趋近于1,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持续一段时间,δ就得考虑进去。假如上述谈判是甲乙双方分配一块蛋糕,那么在蛋糕腐败前结束谈判是双方的共同选择,否则,δ趋近于0,最终双方收益为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判表现为一个有限回合的讨价还价。

  第二个例子是无限回合(设n回合)的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之所以有时无限,是因为在谈判过程中,“时间成本”,譬如资源(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以及成本负担等等均趋近于0,可以忽略不计。假定甲乙两方进行谈判,甲方在1,3,5等等奇数回合中要求100单位,乙方或接受,或拒绝。若乙方接受,谈判终止,甲方收益100单位,乙方收益0单位;若乙方拒绝,谈判继续。乙方在2,4,6等等偶数回合中要求100单位,若甲方接受,谈判终止,乙方收益100单位,甲方收益0单位;若甲方拒绝,谈判继续。这样一个谈判过程在原则上可以延续不断。

  上述谈判过程,双方收益不一定会逐次磨损,有时增加,有时减少。假如上述谈判是甲乙双方分配一块土地,那么地价不一定会逐次磨损,或由于地下资源和周边地段的开发等等情况而增加,或由于相反情况而减少。假如双方(自然人或法人)发生地产争议,由于付诸国内司法裁决,可以终止讨价还价;但是,假如双方(国家)发生领土争议,由于无法付诸国际司法裁决,在原则上不能终止讨价还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判表现为一个无限回合的讨价还价。

  总之,谈判在本质上所诉诸的是私利—强权,而不是公理。谈判双方或者各方,无论自然人或法人,还是国家,其行为特征都是企图将自身利益最大化或将自身危害最小化。因此谈判依赖于个人或集团之非公共理性或非交往理性的人性假设。谈判双方或者各方通常是理性的,他们不仅知道趋利避害,而且知道利益与实力之间的正比关系,以一分实力谋一分利益,以十分实力谋十分利益。当然,谈判的技术和艺术非常重要,时常可以帮助人们扭转局面,譬如共谋和防共谋,同盟和反同盟等等策略,都有可能改变力量对比,变不利为有利。这些方面充分表现了谈判的认知—工具理性。但是,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共理性和交往理性的成长。谈判双方或者各方,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而要既顾自己,也顾别人。只有平衡各自的利益和实力,谈判才能成功。而谈判的圆满结果则是双方或者各方的互利互惠和双赢共赢。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而人们的行为超越了利益和实力的算计,谈判也就孕育了对话的因素。

  

  二、公共论坛与商谈伦理

  

  公共论坛可以理解为使对话成为可能的言语场所,而商谈伦理则可以理解为使对话成为可能的行为规范。

  在社会“正义论”伦理的“道德建构主义”中,罗尔斯通过“基本善”、“两个正义原则”、“两个优先规则”和“一般的观念”、“词典式序列”、“最大最小值规则”阐明他的道德共识,并且通过“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方法予以证明。

  首先,罗尔斯论述“基本善”、“两个正义原则”、“两个优先规则”和“一般的观念”。罗尔斯说:“基本善”(primary good,或译“首要善”)是指“那些被假定为一个理性的人无论他想要别的什么都需要的东西”,包括“权利和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以及“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2],亦即一种基本价值或底线价值。当然,存在对于基本善的认同未必导致价值共识。情况或许恰好相反。一般地说,形式的或程序意义上的基本善比内容的或实质意义上的基本善更便于求得价值共识。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正是按照从形式、程序到内容、实质这一顺序排列基本善的,以便确立它的合理分配或划分原则。两个正义原则是贯穿罗尔斯《正义论》的基本线索。罗尔斯说:“对我们来说,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3]在罗尔斯《正义论》中,从第二章第11节的首次陈述到第五章第46节的最后陈述,“两个正义原则”(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第一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①差别原则、②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两个优先规则”(two rules of priority:第一个优先规则——自由的优先性;第二个优先规则——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和“一般的观念”(general conception of justice)反复得到表述。所有陈述通常通过直言判断(“……应平等”)和假言判断(“如果不平等,那么应……”)两类判断予以表述。我们可以把前一类陈述称之为“强陈述”,它充分表现了罗尔斯之原则的理想性;把后一类陈述称之为“弱陈述”,它充分表现了罗尔斯之原则的现实性,亦即理想对现实的让步。其次,“词典式序列”(lexical order)是只有满足第一个原则,才能满足第二个原则的意思。两个正义原则通过词典式的次序排列过渡到了两个优先规则。之所以第一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自由的优先性);而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总之,正当优先于善,是因为从形式、程序—内容、实质这一序列来考虑问题,前者比后者更容易满足(如平等自由比平等收入更容易满足、平等机会比平等财富更容易满足等)。最后,“最大最小值规则”(maximin rule)是满足最不利者或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两个正义原则的所有弱陈述——假言判断均需满足最大最小值规则(“如果不平等,那么应满足最大最小值规则”)。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满足最不利者或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是满足所有人利益的先决条件,是求得价值共识的根本保证。这里既排除了最有利者或最多受惠者对最不利者或最少受惠者的“掠夺”,也排除了后者对前者的“剥夺”,推动作为道德人之代表人的各方达成理性共识。

  所谓“罗尔斯式证明”可以称之为一种作为方法论的契约论。这种证明就是一种设计,通过设计一种“原初状态”,保证所有人(理性人或道德人)无论他选择别的什么都对于两个正义原则达成一致意见或协议。罗尔斯说:“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平等的原初状态相应于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中的自然状态。这种原初状态当然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实际的历史状态,也并非文明之初的那种真实的原始状况,它应被理解为一种用来达到某种确定的正义观的纯粹假设的状态。”“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是这样定义的:它是一种其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状态,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选择的结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4]总之,这是一种纯粹假设的、虚拟的状态。这个原初状态是由一系列限制条件构成的。其中包括:客观环境中的中等匮乏条件;主观环境中的相互冷淡或对别人利益的不感兴趣的条件;对知识的限制亦即“无知之幕”——所谓“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是指在原初状态中,所有人都只具有一般知识,不具有特殊信息;以及对原则的形式限制(包括五种限制条件:一般性、普遍性、公开性、有序性和终极性)等等。罗尔斯特别强调所有限制条件均要尽可能地少而弱,而非多而强。因此他认为:“相互冷淡+无知之幕”的假设优于“仁爱+知识”的假设。

  总之,在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伦理的“道德建构主义”中,所谓共识是通过设置一些先验的前提、理想的条件达成的,仿佛“预定和谐”。这里既没有公共论坛的可能,更没有对话的可能。

  但是,在社会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建构主义”中,罗尔斯通过如“理性的”与“合理的”以及“重叠共识”、“权利的优先性与善”、“公共理性”等以“理性多元论的事实”为背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理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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