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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应对全球化的跨文化战略思考

更新时间:2012-03-23 10:22:12
作者: 程广云 (进入专栏)  

  它的对外国策同时还会遭遇到内部体制的阻抗。而多极化则消解了单极化的弊端。它意味着,全球化是以各个民族国家充分现代化为前提的)。另一方面,全球化表现为世界化,亦即超越民族国家的整合。这就表现为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的生成(从跨国公司到各种各样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国际组织)。一些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在历史上,除了以西方为典范的殖民体系之外,还有以中国为典范的朝贡体系等等。这是形成中心—外围之“世界体系”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这种“世界体系”仍然是一种“国际体系”的范式,如宗主国与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关系等,并未超越民族国家构架。名副其实的世界体系的形成无疑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将世界史与中国史类比,可以确认:我们现在处于“国际大春秋”时代,可能朝着“国际大战国”时代发展,更进一步,可能朝着“国际大一统”时代发展。但是,究竟形成“单一制”,还是“联邦制”、“邦联制”超级民族国家,在种种前景上,历史并非只有一种可能,而是具有多种可能。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反思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思考:

  一是当我们将全球化理解为国际化,亦即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时,就会考虑如何开发利用国际文化资源重塑中国文化问题。譬如“中体西用”(张之洞)、“全盘西化”(胡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本位文化”(牟宗三)、“西体中用”(李泽厚)、“综合创新”(张岱年)等等,便是这样一些方案。

  杜维明提出所谓的“文化中国(Culture China)”,认为“文化中国”不仅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新加坡,而且包括全球各地华人社区甚至受到中华文化所影响的洋人社区,正是这样一个方案。他说:“文化中国可从三个象征世界(symbolic world)不断互动加以审视。第一个象征世界包括中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新加坡,这些社会居民的绝大多数在文化和种族上都属于华人(中国人)。第二个象征世界是由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所组成,包括在马来西亚人数不多(占35%)却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华人和在美国数目微不足道的华人。这些华人估计约有三千六百万,通常称之为‘华侨’。然而近几年来,他们渐有自视为属于中国‘离散族裔’(diaspora)的倾向。意指他们已在远离祖先故土、分散在各地的中国人群体中定居下来。在第一象征世界的4个地区里,汉族中国人占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但‘离散华裔’——除了前面提到的马来西亚——极少超过居留国人口的3%。”“第三个象征世界包括与日俱增的国际人士,……他们力求从思想上理解中国,并将这份理解带入各自不同语系的社会。”“所谓‘文化中国’,包括了三个意义世界或者说象征世界。”“这三个意义世界,第一是中国大陆、中国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主要是由华人所组成的世界,不只是一个政治文化的观念,也是一个精神意义世界的观念。”“第二个意义世界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地带乃至北美、欧洲、拉美、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特别注意的是第三个意义世界,包括所有在国际上从事中国研究以及关切中国文化的学人、知识分子、自由作家、媒体从业人员,乃至一般读者和听众。”[2]“文化中国”是在与“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相对比中提出的。“文化中国”亦称“文化中华”,某些学者或称“文化大中华”、“中华文化圈”。

  “文化中国”,这是以“文化”为标准来重新定义“中国”,对于我们重思—重构“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无疑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它意味着,在划分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界限上,“同文”比“同种”、“同地”更重要。当然,文化认同是否一定可以消解政治冲突、经济摩擦?反过来说,文化差异是否一定妨碍政治交往、经济交易?在历史上,同一意识形态国家相互冲突,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基于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相互联合,屡见不鲜。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文化中国”或许只是一个想象?另外,“文化中国”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文化中国”是“文化世界”的组成部分,只有在与其他文化的交互关系中才能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中国”又是按照“中心—边缘”模式构架出来的,反映了中央大国的传统心态。这里就蕴涵了两种趋向:由国际文化到中国文化;由中国文化到世界文化。

  二是当我们将全球化理解为世界化,亦即超越民族国家的整合时,也会考虑如何开发利用中国文化资源重塑世界文化问题。由国际文化资源来考虑中国文化问题、由中国文化资源去考虑世界文化问题,这样两个趋向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不过因为现实迫切需要,前一问题比后一问题得到了更优先的考虑而已。但是,与大多数主流学者着重考虑前一问题不一样,例如梁漱溟等人就着重考虑了后一问题。

  赵汀阳提出所谓的“天下体系”,认为在建构当代世界制度时,应当充分开发利用“天下体系”这一中国传统制度文化资源。赵汀阳认为:中国政治问题的优先排序是“天下—国—家”,而西方政治问题的优先排序则是“个体—共同体—国家”。“一般而言,‘家’和‘天下’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思维中最具支配性地位,并且以此形成基本的解释框架,就是说,‘家’和‘天下’这两个概念被赋予比其他所有可能设想的思考单位以更大的解释能力或解释权力(作为比较,西方思想则以‘个人’和‘国家’作为解释框架)。”“‘家、国、天下’这个政治/文化单位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家’的隐喻,所以,家庭性(family-ship)就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理解和解释政治/文化制度的原则。”[3]

  赵汀阳认为:“关于整体世界的制度构筑,目前看起来有两种现成的可能模式:一是建构一个世界/帝国,另一个则是建构一个众多甚至全部国家的国际联盟。”“天下理论的焦点落实在世界性(world-ness)而不是国际性(internationality)上”。[4]“天下体系”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的思路和构想,是一个替换帝国体系的“世界体系”的规划和设计。但是,“天下体系”首先是一个纯粹理想的社会乌托邦,主要不是通过历史考察,而是通过逻辑论证推演出来。其实,在历史上,所谓“天下”是周天子统治的区域。周王朝实行封建制,分封诸侯为“国”,分封大夫为“家”。所谓“天下、国、家”原本就是这样一个封建制含义。春秋争霸,战国争雄,秦始皇大一统,废封建,置郡县,实行中央集权。秦王朝以后历代王朝,基本实行郡县制。“天下”这一“王道”政治理想,过去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实现,将来在世界历史上亦难实现。从过去到将来,从中国到世界,现实政治摆脱“霸道”,殊为不易。这个纯粹理想的社会乌托邦几乎没有任何现实可操作性。并且,离开中国制度体系,谈论世界制度体系,不仅在现实中,而且在理论上,也是一个缺憾。让一步说,即使“天下体系”理想成为现实,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极有可能演变成为极权制度。以“家庭”为隐喻的“天下体系”,重情理和人治,轻法理和法治,混淆私领域和公领域的界限,既不是当代中国制度的合适选择,更不是当代世界制度的合适选择。

  但是,理想并非只能悬置,对于现实也有构造的功能、范导的功能。从“文化中国”到“天下体系”,这是一个从“重思中国”到“重思世界”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从“重构中国”到“重构世界”的历史过程。今天,当我们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文化”时,同样应该指出:一方面,和谐是重塑中国的方案;另一方面,和谐也是重塑世界的方案。

  这就是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华文化的复兴,我们的文化战略应当从消极的“防守”型转变为积极的“进取”型,从着重维护民族传统文化到着重参与世界未来文化,从“拿来”到“送去”,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不是在全球(国际)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特色是否存在?而是在全球(世界)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占有多少份额?毋庸置疑的是:在全球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所占有的份额,必定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元素,必定是在其他文化中得到普遍响应的元素。

  文化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存在——文化存在。它体现出一种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涵盖了纵向及横向两个运动过程。纵向运动过程是同一文化共同体内部持续性生成而历时性演进过程;横向运动过程是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开放性对话而共时性交融过程。所谓跨文化也就是在这样两个过程中形成的。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研究(acrossculture study)[5]逐渐成为热点。正像全球化(globalization)包括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世界化(world-ness)两方面一样,跨文化(acrossculture)同样包括互联文化(interculture)与贯通文化(transculture)两方面。两组概念之间形成一一对应关系:跨文化与全球化相对应,互联文化与国际化相对应,贯通文化与世界化相对应。换句话说,跨文化理念是文化全球化的观念表现。当我们将全球化理解为国际化,亦即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时,各种文化所构成的国际文化体系,就叫互联文化(interculture);当我们将全球化理解为世界化,亦即超越民族国家的整合时,各种文化所构成的世界文化体系,也叫贯通文化(transculture)。

  当今,伴随着如文化人类学等人文学科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两种类型的跨文化(acrossculture)概念,一是肇始于美国人类学界的interculture(互联文化)概念;二是发端于欧洲人类学界的transculture(贯通文化)概念。这两种概念应视为处于跨文化(acrossculture)概念——两个或更多的社会文化共同体间的互动这一个一级概念之下的二级概念。这两者间的区别是值得探究的。首先,从词形或构词角度来观察,interculture可分解为由前缀inter和名词culture的组合;同样,transculture可分解为由前缀trans和名词culture的组合。显然,这两种跨文化概念的不同涵义取决于使用了不同的前缀。“inter”有“介乎两者之间(between)”、“在中间(among)”、“处于中间(in the midst of)”、“相互(mutually)”、“互惠(reciprocal)”、“一起(together)”和“在……期间(during)”等涵义;而“trans”则有“横过(across)”、“超过(beyond)”、“穿过(through)”、“彻底改变(changing thoroughly)”和“横向(transverse)”等涵义。[6]

  这两种跨文化概念在本质上都可视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同文化共同体客观实在的交往关系“在学理上的投射”或“理论抽象”。换句话说,二者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

  就“interculture(互联文化)”说,例如美国确实存在着大量的“互联文化”现象。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移民国家,其文化体系往往被定义为一种“熔炉(a melting pot)”亦即一种由多元文化混合而成的文化共同体。但是,这种所谓“熔炉”文化并非某种真正意义上的多文化融合而成的普遍的“共同文化”,而是一种以资产阶级精英文化为主导的,亦即一种以新教伦理精神(韦伯)为主导的多文化共生的共同体文化,就是“一个大文化领导一群小文化”。美国社会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共同体文化,形成各种文化圈(circle of culture)和亚文化圈(subcircle of culture)的形式,如华人文化圈、拉美移民文化圈和中东移民文化圈等。尽管这些大大小小的文化圈和亚文化圈始终保持着相互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但是在美国历史上,始终都不存在某种真正意义上的普遍的“共同文化”。反之,各文化圈和亚文化圈要么保持着一贯以来的强势地位,要么在“适者生存”的多元文化竞争中惨遭灭绝的命运,如美国的印第安人保留地(Indian reservation)文化和摩门教(Mormons)文化等就是一个真实写照。

  就“transculture(贯通文化)”说,最为明显的是“奥林匹克精神”,这一精神发轫于西方,通过奥运会形式在国际(世界)范围内得以推动。全世界各国家、地区参与其中,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多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并体现了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文化精神,如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的奥林匹克精神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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