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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

更新时间:2012-03-22 08:50:52
作者: 张文木  

  

  [内容提要] 2010~2011年影响中国安全环境最大的事件是美国重返亚洲和中东动荡及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行动。这说明欧盟和美国有了抛弃雅尔塔体制并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欧美共治世界体制的战略意图。在苏联解体和欧洲接近完成统一后,美国便将战略重心移向亚洲,其目标就是中国。作为回报,利比亚之后的欧盟也将会在远东,尤其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保持相当程度的合作。美国与欧盟正在进行着新的战略分工和利益分配,世界力量正在进行着重组。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挑战正在来临。

  

  [说明] 本文是笔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撰写的2011年《战略思想报告》。该报告主要内容刊于《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8期;全文刊登于春秋综合研究院主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010年初,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并与韩国、日本等在中国海[1]及其附近海区连续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2011年初,“茉莉花革命”[2]由突尼斯起,开始在中东地区[3]如火如荼铺开,导致包括埃及在内的多国政权更迭以及接踵而至的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这两年接连发生的事件,具有世界政治格局转换的“关节点”性质,值得高度关注和研究。

  

  一、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逆转

  

  2001年“9?11”事件开始,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了近10年的军事行动,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力,200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使美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小布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利使奥巴马上任之初不得不放弃小布什时期军事加单边的强势外交,转入新尼克松主义轨道[4]。但从2010年起,美国外交风云突起,希拉里·克林顿于1月发表“重返亚洲”讲话,随后便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及美韩在中国海及附近海域进行的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这些对奥巴马推行有利于美国的新尼克松主义外交路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奥巴马在东亚采取符合美国军火和能源财团利益的攻势政策。

  如果比较一下美国自奥巴马就职以来的外交政策,我们会发现,从2010年始美国外交出现转向,即从奥巴马就职初期带有尼克松主义色彩的有节制的外交路线已经屈服于咄咄逼人的带有奥尔布莱特色彩的外交路线——奥尔布莱特时期的外交本身就带有两个“克林顿”即时任总统的威廉·克林顿和他的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子。

  2008~2011年全球从经济动荡发展到政治动荡,使世界大势进一步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在北约打击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美国罕见地主动放弃在北约军事行动中的指挥权,这是自苏联解体以来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它折射出欧洲与美国之间力量对比出现了接近布热津斯所说的“1+1” (美国+欧盟)[5]的变化,以及由此出现的欧洲在世界政治中初步显现相应的攻势。迹象表明,自苏联解体迄今的美国,已是虎落平川,而自苏联解体迄今的世界格局[6],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研究当今世界的变化,需要从雅尔塔体系说起。

  和平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法权体制,而法权体制在历史上多是暴力的结果。我们知道,当代世界和平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即苏联、美国、中国、英国等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制。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中的英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唯一的在获得战争胜利的同时其海外殖民利益在战后又被同盟国变相剥夺了的国家。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英国及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实际受损者,他们被剥夺的不仅是一些海外殖民财产,而是整个曾由英国及欧洲主导的世界和平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要颠覆这个体系的不仅仅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其实还有美国、苏联等。只是由于德、日、意三国率先向英、法发难,这才使美国和苏联得以利用欧洲内部及日本和欧洲的矛盾,联合丘吉尔领导的英国和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抵抗组织在击败德、日、意后,再反过来逼迫英、法放弃东欧及欧洲以外的殖民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法权体制被称为雅尔塔体制,在此体制上形成的世界和平体系被称为雅尔塔和平体系。

  雅尔塔和平体系形成的起点是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和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其终点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在德黑兰会议上美苏迫使丘吉尔同意从法国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东欧交留苏联解放的决定,意味着东欧被划入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欧洲被东西切断,意味着从地缘政治上粉碎了支撑欧洲世界霸权的核心和基础。雅尔塔会议基本上解决了战后和平体制安排问题。此后就是美苏暗中推动的世界范围的民族自决运动,由此英国和法国的战前海外利益被剥夺殆尽。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7]发生,美国与苏联联手逼迫英国和法国退出埃及。失去埃及,欧洲也就失去了地中海。这个结局对曾由欧洲人主导的世界体系无疑是最后的挽歌。失去东欧,欧洲只是分裂出一半,而失去地中海,欧洲就失去了它在历史上曾拥有的全部辉煌。明白了这点,也就明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德国都将防御的重点放在地中海南岸的原因,以及1956年英法被逼退苏伊士运河对于欧洲的意义。埃及是地中海南岸的支柱国家,失去了埃及,也就失去了地中海南岸,失去了地中海南岸,欧洲也就失去了整个世界。当时英国麦克米伦首相在与朋友共进午餐时望着窗外木然地挥挥手说:“这是我们美好的文明;很可惜,这一切都完了。你知道,到1957年底,我们所知道的西方文明都要完了。我设想在布尔什维克统治若干世纪之后,还会产生一种文明,但是我不知道它将是什么样子。”[8]当时有英国学者评论1956年纳赛尔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决定是“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另一个时期的开始”[9]。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提到艾登时说:“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大亏。”希思回答说:“是的,吃了大亏。”[10]

  苏伊士运河事件的结局让欧洲人始料不及,对欧洲世界霸权来说更具毁灭性。H.斯图尔特·休斯在《欧洲现代史:1914~1980年》一书中写道:“在20世纪之初,人们仍然认为欧洲的领先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所有的欧洲人,还有大多数非欧洲人,都认为这个小小的大陆,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就像前四个世纪那样。很少有人察觉到欧洲的世界霸权的末日已经在地平线上露头。”[11]苏伊士运河事件后,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说,它“引人注目地显示了”欧洲已不复存在任何强国。一个大陆在铁幕前四分五裂,被分成一些弱小的依赖他人的国家,它们“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都无法坚持自己在外部世界的切身利益”。[12]中国欧洲史学者惠一鸣教授补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曾尽力阻止这一历史过程继续发展下去,但是遭到了惨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爆发后,欧洲人才终于明白,在这个巨大的历史变迁面前,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适应新时代。”[13]

  二战结束使欧洲人体会到了“兄弟阋于墙”的后果。关于此,惠一鸣教授概括得非常精彩,分析得也非常辩证:

  美苏对欧洲的争夺,是一场以获取世界霸权为目的的遗产之争。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美苏瓜分了欧洲,并对欧洲进行无孔不入的控制。这导致了欧洲的大分裂和附庸化过程。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在战后被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分别屈从于美国和苏联。在它们的驱使下,欧洲人兄弟阋于墙,不仅要为双方搭建争斗的舞台,还要充当打手,完全失去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此情此景,堪称是欧洲人的巴比伦之囚。在这样的状态下,欧洲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其生存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欧洲的选择性与生存空间同时被大大压缩,社会结构与发展也被强力改变了。欧洲已经完全陷在了自己延长部的争夺漩涡之中,而这个漩涡就是欧洲的新生存环境和新的发展框架。[14]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正是这股强制力,把欧洲带出了历史困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说,美苏的争夺与冷战就是孕育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温床,欧洲的历史性悲剧就是欧洲复兴的起点。如果没有超级大国的诞生和冷战的爆发,强大的历史压力和规范性就不会诞生,欧洲的旧秩序将不会被突破,欧洲一体化的梦想也就只能还是一个梦想。[15]

  “知耻近乎勇。”[16]只有在失去欧洲后,丘吉尔才体会出当年张伯伦先生的良苦用心,他同时也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地给欧洲带来的灾难。令人感动的是,已至72岁高龄的丘吉尔在哪里跌倒从哪个里爬起,下定决心为英国皇室“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17]。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 “铁幕演说”,9月,又在苏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欧洲合众国”[18]的概念,决心将破碎的欧洲整合为美国那样统一的国家联合体。此后,欧洲各国开始进行内部整合并在英国的带动下开始为恢复凡尔赛体系即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而默默准备。苏联学者对丘吉尔的目的洞若观火,B.T.特鲁汉诺夫斯基写道:

  丘吉尔的计划是打算恢复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企图把美国排挤到第二位。丘吉尔认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美苏发生冲突。因此丘吉尔加紧鼓动美国,在对苏关系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19]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通过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表达了当时欧洲人卧薪尝胆、“收拾旧山河”的决心: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20]

  汤因比在这里说的“内部的一次大革命”,就是要求欧洲的内部——首先是东欧与西欧——的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削弱美国和瓦解苏联。此后的英国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被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即用扶撑雅尔塔体系的“右手”(美国)打倒扶撑雅尔塔体系的“左手”(苏联),其目的是为了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并最终将美国逐出欧洲。汤因比认为,完成这个任务大概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间。现在回头看来,从1946年丘吉尔“铁幕演说”算起,欧洲人以非常低调的形式仅用了50多年的时间就接近实现了这个目标。

  1946年3月,丘吉尔在“铁幕演说”中疾声呼吁“世界的安全要求有一个任何国家都不能被排除在外的团结的新欧洲”[21],9月,他又在苏黎世大学发表演说,提出“我们必须再造一个欧洲合众国”[22]的任务,他说:

  我们恒久的目标必然是建设和巩固联合国组织。在这一世界性的理念之下和之内,我们必须以一种也许可称为欧洲合众国的地区性结构,重建欧洲大家庭。第一步是组建一个欧洲委员会。如果一开始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或能够加入合众国,我们也一定要着手把那些愿意和能够的国家聚集起来。[23]

  当时的欧洲人真是做到了痛定思痛,见贤思齐。英国在历史上是利用欧洲大陆分裂形势获利最多的国家,即使如此,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识到自己也是欧洲分裂的受害者,并决定放弃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主动呼吁欧洲统一并自觉加入欧洲统一进程。

  此后欧洲统一进程加速。1948年5月,欧洲统一运动首届大会在海牙召开。1949年5月5日,英国、法国、荷兰等10国政府成立了“欧洲委员会”。不久希腊、土耳其、联邦德国、冰岛、奥地利、塞浦路斯、瑞士、马耳他等国先后加入。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巴黎签订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2年7月25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1957年3月25日,这六个国家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1958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正式组建。1965年4月8日,六国签订的《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67年7月1日条约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

  此间,欧洲怂恿美国与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展开全面“冷战”,美国从朝鲜战场败退后又陷入越南战场。

  1972年,尼克松纠正了前任“世界主义”的天真,通过与雅尔塔和平体系中的另一关键性支柱国家——中国和解,大幅减缓了美国的外交压力,降低了美国国力的消耗。美国外交的迅速转向,迫使英国人“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以断臂决心和勇气放弃了曾使英国大获其利的“均势”外交传统,于1973年毅然加入“欧洲共同体”。英国外交的这种自我牺牲为欧洲统一清除了最坚硬的障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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