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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漫谈青年科学家的成长

更新时间:2004-12-30 14:49:57
作者: 韩启德  

  

  我是第二次来宁波大学,第一次是2001年底。刚才听了校方的介绍,这两年宁波大学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科与学生规模都有了很大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我感到宁波大学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但是宁波大学还没有博士点,在全国高校的排名还很落后。同时我发现宁大有些老师讲起自己的学校时很有些底气不足,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我们宁大的师生要多一些自信。宁波大学才办了多少年?20年都不到。一所大学要办好,20年或者30年是远远不够的。北大比较老了,也才100多年,而牛津、剑桥都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一所好的学校需要有历史的积淀,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而宁大才有短短18年的历史,18年就能有这样好的发展,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从这个速度和势头来看,前途不可限量。

  

  在正式讲座前,我对宁大有个建议,就是宁大既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同时又要给自己定好位,要有很好的策略和自身特色。首先,宁大要为宁波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18年的历史证明,宁大是伴随宁波经济的起飞而诞生和发展的,是宁波的经济社会发展给宁大注入了蓬勃的活力;反过来,宁大也只有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才能获得当地的承认和更进一步的支持,立足当地是宁大发展的前提。另外,任何一所学校都不可能做到所有学科都强,对于宁大这样刚刚创办的年轻学校来说,只要把2-3个学科建设好,就容易带动整个学校的发展。所以要根据宁波市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已有学科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到底对哪几个学科进行重点突破。当然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学科上应该有一定广度,但要使一所学校在短时间里取得长足的进步和提升,我认为最好是选择少数若干个战略突破点。英国有一批上个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学校,被称为Ninteen seventies universities。当时由于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大批实用人才,这些学校便应运而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短短30年间,有的甚至不到30年,就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例如Warwick大学在英国大学排行榜上已经名列第3位了,它就是70年代创办的。他们的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它的工程技术学科非常强,由于几个学科搞好以后,学校很快声誉鹊起,现在它的法律、生物等其他很多学科也都赶上去了。我相信宁大在宁波市委、市政府和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以现在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宁大很快就会在东部崛起。不见得所有在这个阶段办起来的学校都能办成好的学校,但是我相信宁大能办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需求就是最大的刺激,宁波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应该产生一所好的大学的时候了。我希望宁大的师生员工都能够看到这一点,增强信心,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和策略,埋头苦干,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把宁大办成一所一流的大学。

  

  下面我就讲讲怎么做人、做事、做学问,题目是“漫谈青年科学家的成长”。这个题目很难讲。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道这个东西是讲不出来的,讲出来的就已经不是道了,它要靠自己去领会。孔夫子讲了几十年道,《论语》却是后人帮他整理出来的,都是他的弟子消化吸收后领会到的。一个科学家的成长,相当于一个“修道”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今天我就结合自己的体会,给大家讲10个字:立志、博学、勤思、求实、修身。

  

  第一谈谈“立志”。要想做一个好的科学家、大学者,首先是自己要有这种愿望,要立下这个志向。在座有很多研究生,我不知道大家上研究生的目的是什么。我在给北大研究生开座谈会时,有的同学很坦率地说:“我大学本科成绩好,理应上研究生。”有的同学说:“现在本科生不好找工作。”还有人是因为一时出不了国,就先念个研究生再说。也有人是偏远农村来的,当地没出过研究生,想给家乡争光。所有这些都可以理解,但都不能成为立志当一名科学家的理由。关键在于自己到底对搞科学、做学问是不是有兴趣,如果只是为了谋生或者别的什么目的,是很难在科学道路上走下去的。因为科学研究是件很艰苦的事情,如果不是真正出于喜爱,搞研究就会很痛苦,而且也做不出大的成绩来。搞好的科学需要有一种对科学研究如痴如醉的状态,只有真正热爱科学、热爱做学问,才可能抵御周围的诱惑。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只有把科学当作自己的热爱,把科学的真善美当作自己的追求,把科学内化成我们精神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才有产生伟大科学思想的热情与灵感。” 我记得前年有几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到北京来给大学生作报告,有人问他们,你们录取研究生的标准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就看候选人是不是对科学真有兴趣,是否有激情。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科学家桑格说过:“有的人投身于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奖,这样的人是不会成功的。而要真正在科学领域有所成就,就必须对它有兴趣,必须做好进行艰苦工作和遇到一切挫折时都不会泄气的思想准备。” 大家都知道两院院士王选吧?他在激光照排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使我们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他曾谈到,名誉地位对他来说都没有给他带来最大的幸福,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当年研究中文激光照排时,碰到难题总解决不了,突然有一天晚上灵感来了,他立即起身把它做出来,问题得到解决时给他带来的愉悦是他一生中所感受到的最大的幸福。我想正是这种精神使他能成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立志做好科学的另一层意思是,从一开始就要决定究竟做怎样的学术研究。王选院士说过,好的研究就是要“顶天”或者“立地”。“顶天”就是要率先发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在已经发现的规律上去增加点什么,也就是说人们常说的“原始创新”。“立地”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能起直接的推动作用,要有效益。如果没有“顶天”或者“立地”,这样的研究称不上是一流的。所以,我认为大家在立志做科学之前,一定要认真考虑,到底是去做理论创新呢,还是去搞应用研究,定下来后就往那个方向努力。

  

  在这里我想专门谈谈原始创新的问题。要做出一流的科学研究,就必须提倡原始创新。但是原始创新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时候还需要付出沉重代价。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中国科学院生物院部有一位院士候选人,是搞视觉心理学的,研究如何从视觉到大脑印象的心理模式。他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一个假说,这个假说虽然有理论依据与逻辑证明,但却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世界公认的心理学权威的学说相悖。他在刊物上发表过几篇论文,却遭到大多数同领域科学家的反对,他几次申报中科院院士也都落选了。但他十几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近几年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发展,使脑功能成像成为可能,他迅速将此技术引入自己的研究,用确凿的实验证据证实了自己的假说,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后终于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去年他再次申报中科院院士,大家不仅因为他做出了原始创新的成果,更为他坚持真理、不懈努力的精神所感动。大家不仅投了他的票,还请他在今年6月份的院士大会上作报告。由此可见,要做出原始创新是多么不容易,只有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充满激情,甚至热爱到痴迷的程度,才可能坚持下去,才可能获得像这位院士一样的成果。

  

  第二谈谈“博学”。要做一名好的科学家或好的学者,必须要有广博的学识。如果我们对自己研究领域以外的知识与技术都不了解,那是很难有所创新的。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文章,其中谈到,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了5篇论文,全都是划时代的,其中包括狭义相对论的提出与奠定量子力学基础的论文,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此前几年的读书活动是分不开的。那几年里,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经常在一起读物理学、数学方面的书,这都不奇怪,有意思的是他们读了很多哲学的书,包括斯宾诺沙、修谟等17、18世纪西方早期哲学家的书,还有马赫、伯格森等19世纪哲学家的著作。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哲学思想,而且读的这些哲学家的著作也大多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哲学的学习却使他们的逻辑思辨能力受到了很好的训练,学到了洞察事物本质的抽象思维方法。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读了很多文学类的著作,包括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格涅》、狄更斯的《圣诞的故事》、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等等。这个读书小组后来被称为“不朽的奥林匹克学院”,因为这些读书活动对他们后来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没有这样的学习和积累,就不会有爱因斯坦对科学划时代的贡献。可见,广博的学识对科学研究是多么重要。不同的学科都有自己不同的领域,但学科是人为划分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的界线在不断地变动,今天在科学上真正做出重大发现的很可能就是在边缘的或者交叉的领域。对于我们青年学生来讲,起码应该学习与自己研究领域比较相关领域的知识。比如说我们搞医学的人,不管是搞临床的,还是搞基础研究的,人类基因组学总应该了解吧?人类遗传学也必须知道一点吧?如果连人类基因组学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那你更不会知道后基因组时代是什么了,就会看不懂《Science》和《Nature》杂志,就不能拿最新的理论成果应用到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来,怎么可能有创新呢?

  

  还有,现在搞研究的人,如果不掌握计算机技术的话,就不能快速获取新知识和新信息。信息靠杂志作来源都已经嫌慢了,靠书作来源就更慢,必须学会从网上去获取最新的信息,所以计算机技术不精通怎么行呢?还有外语我想也是不可少的。现在世界上科学界的公用语言就是英语,尽管对我们来说太不公平,但没有办法,这是现实,我们只能在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下与国际同行竞争,所以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学好外语。

  

  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科学史。在医学院里面有很多我的同事,他们是大教授,却对医学的历史,甚至自己研究领域的历史不甚了了。我记得很清楚,去年4月SARS突如其来地在北京流行开了,当时大家都有点不知所措:怎么办?我们没有疫苗,也不知道怎么诊断,不清楚病人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诊治。党中央和政府非常着急,4月底温家宝总理召开高层座谈会,我提了一条建议,那就是把坚决、果断地隔离传染源放到首位。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就是从传染病的历史中受到的启发。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重大传染病,包括鼠疫、天花、麻风等等,在不了解病原体与传染途经,没有特异预防与治疗药物的情况下,都是靠这一条来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学习科学史,可以使我们对科学发展的规律、对已有科学成果有更清晰的认识,对科学精神有更深的理解,使我们在今天的科学研究中视野更开阔,更容易有所创新。

  

  现在人们对哲学的学习普遍欠缺。德国科学家之所以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前半期能够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在化学学科上领先,我认为与德国这个国家的哲学传统是分不开的。一直到今天,德国科学家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成果仍然得益于他们深厚的哲学底子,哲学思维始终是其保持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同志的两本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确确实实把唯物辩证法阐述得精彩而易懂。6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上大学的时候就读毛泽东同志的“两论”,我认为到现在对我的科学研究也还是有帮助的。文革期间,我们曾经学过大众哲学,有“哲学100例”之类的小册子,这种书看起来好像很浅,但其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对我们都是很有用的。现在尽管我们总是强调“两课”,要求增加课时,但不少同学没兴趣,缺乏学习的自觉性。而对于一个准备献身科学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兴趣,很迫切地需要去多学点哲学,它对培养我们的思维和洞察事物的能力,对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对锤炼我们思想的深刻性,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上面谈到的爱因斯坦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

  

  再有就是希望大家要重视学科交叉。在当今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要有所创新的话,不去搞学科交叉是很难的。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在2000年4月合并,合并伊始就在我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这几年我们在学科交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首先是组织讲座,固定时间固定地点,一个星期在校本部,一个星期在医学部,现在已经举办了80多讲,成了一个品牌。另外还开设了生物信息学、生物工程研究生班,招收学科交叉的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在不同学科的导师共同指导下学习与研究。此外,我们还组织了很多跨学科的课题研究,比如把计算机技术运用于手术导航和手术设计;利用新的纳米材料制作人造血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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