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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当代中国农民身份问题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2-03-19 11:38:20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而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城市无法获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教育,农民工住房条件无法保证,养老保障迟迟难以全国流动,等等……因为,对城市政府,农民既无法用手投票,也难以用脚投票,因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城市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和政绩并不来自这些人。而个体的、缺乏组织性的农民无法通过既有的利益表达渠道去反映和传输自己的正当利益,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高层政府。“政治权利”的缺失是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可以预见,争取和维护政治权利,进而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将是未来农民发展的方向所在。如何实现政治权利,如果没有妥当和良性的渠道,那么激烈的斗争和博弈将不可避免。农民正在觉醒,他们在与既有制度的拉锯战中实现着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公民的转变。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正是“农民的新命”。

  

  结语:农民的新命与农民研究的使命

  

  政策变革的推动力量是什么,精英主义的解释疏忽了民众的力量。正如米格代尔指出的:“迄今为止,我们关于农民对外交往的模式的研究状况就是这样。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通用的变革模式认为,那些有足够知识的人导致了变革,经济学家则认为,那些有足够资金投入的人导致了变革。上述这些观点都没有意识到变革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他们所考虑的那些因素只是在农村发展历史的某个片断上才有重要意义。他们的观点所以有这种不足,原因就在于他们过于相信个人是超历史和超社会的观点。”⑨本人认为,研究政治和政策的演变,根本是要关注农民的力量。现在,我们观察中国乡村的社会变迁和制度进步,必须从今天的农民身上寻找力量,寻求答案。

  米格代尔曾经感叹:“农民为什么参与国家政治这个基本问题,几乎被近年来关于农民辛迪加和农会等的研究文献所忽略了。”[10]。其实,在今天的中国,这同样也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多年来,我们的研究都集中于双层经营、股份合作、专业合作、公司加农户、农业产业化等等经济议题,却鲜少从政治角度研究农民的权利表达,也很少关注农民对于国家的政治参与,似乎农民与政治的关系就仅体现在村庄内部自治上。确实,农民不会说那些朗朗上口的政治术语,但是,并不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理解,更不是说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权利要求。新生代农民的表现,将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其实是我们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或者说是中国当前的重大问题。

  在中国,农民研究并没有成为一门学科,农民研究也没有必要成为一门学科。但是,农民研究需要大力推进,需要多学科研究力量的汇集,才可能有所突破。中国现实的纷繁复杂和变化多端,让研究者目不闲暇接,甚至穷于应付。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不仅需要学习既有的研究,而且需要走出既有的研究,否则就在既有的研究中淹没了自己。

  尽管中国有历史悠久而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但是,从农民研究的进程和成果来看,西方显然走在中国前面。因为这种研究是与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先进,然后才有理论成果的产出。西方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行动逻辑方面,也可以说集中于农民与政治社会变革的关系领域。如詹姆斯· 斯科特(James Scott)关于马来西亚农民的研究xi,波普金(Samuel L.Popkin)关于越南农民的研究xii,裴宜理关于中国农民的研究xiii,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关于欧洲和东南亚农民的研究xiv,孟德拉斯关于法国农民的研究[11],等等。在这个研究领域,有许多孜孜不倦并且卓有建树的学者,产生了许多经典。这些研究在探索农民的发展变化线索和规律方面,积累了众多成果,也对中国的农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我们梳理、欣赏、评判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一方面仰慕和赞赏,思想受到激发,另一方面,也难免有不解甚至不满,或者说却有更多的迷惑——今天的中国农民,究竟与中国的政治是什么关系?其命运变迁的路线到底指向哪里?联系中国农民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探索特定制度文化条件下的农民问题,令人感到,理论何其苍白单薄,生活何其丰厚博大。

  中国农民不同于欧洲农民,不同于拉美和南亚农民;现代中国农民也不同于古代中国农民,甚至改革前的农民也不同于改革后的农民。在这些新9变化面前,所有既往的理论并非无用,但往往缺乏解释力。尽管研究可以常有所得,但是,实际上却永远被问题所困扰,不仅因为既有问题还没有解决,更重要的是,现实社会本身的迅速变化总是超越了研究者的追踪能力和现有理论的解释能力。

  中国的改革既是对农民的解放,又将农民身份的尴尬暴露无遗。农民问题凸显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困境。当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正在孕育着巨大的深刻变化。我们不知道农民将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将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什么样的改变。有研究认为,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在出现失序甚至无政府状态,联系到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和政府本身的问题,这是一种不稳定征兆。那么,中国社会将如何演变,在这种变迁中农民将有何种表现,都需要持续的认真观察和探究。

  中国农民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农民问题在中国的解决,就是中国农民的终结,也是中国农民 “新生”的开始。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借用黑格尔对人和历史的理解,认为自由民主制的社会使人获得了普遍的相互承认,人们“被承认”的需求获得充分满足,历史已达至目的地而将不再发生变化。作为中国农民,他们真正“被承认”的需要将怎么实现?而这对于更宏大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正是我们的研究关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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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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