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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锴:公民政治:概念、价值及其特征

——基于主体性的界说

更新时间:2012-03-15 20:01:36
作者: 铁锴  

  给每个人应得的份额。在私人生活领域强调免遭无端的干涉,个体自主创设和规划自身发展的条件和途径,包容多元社会中的个体差异;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主张公民社会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和自我发展,在社团的网络中实现成员之间的交往与互助;在国家公共生活领域强调政治平等、公民参与和公共利益,在公共理性的促进下形成宪法基础上的爱国主义共识。罗尔斯所谓的“平等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价值、公平的机会平等的价值,以及经济互惠性和公民自尊的社会基础之价值” 2【10】(P312-313),其实也正是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公民政治价值的核心部分。

  

  三、公民政治特征

  

  因为公民政治以现实的、普遍的、平等的公民为目的,通过权利保障、权力限制、政治参与,保证和实现人的政治主体性,体现政治为人的正义性,从而使公民政治成为民主民生的权利政治、自主平等的参与政治、理性协商的文明政治、信任合作的责任政治和自由公平的正义政治。

  

  1.公民政治是民主民生的权利政治

  

  公民政治是公民作为政治主体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实质和要义是主权在民,以人为本。不同于人民政治对人和民做整体主义的理解,公民政治的主体是个体的公民,即使讲人民,也是在公民集合的意义上,把人民具体到一个个公民,而不把它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公民政治是以现实的具体的社会人——公民作为权力的赋予者、支持者、监督者和保护者,将人人平等的每一个个体作为出发点,以满足和优化每一个公民的利益需要为目的,通过公民个体权利和利益的保障,最终实现的是所有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人称,公民也是个复数概念。在现实的民主政治生活中,人民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公民复数的代称。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民是革命逻辑的产物,公民是宪政逻辑的结果。人民政治必然起源于群体性的政治解放和革命斗争,必然经历过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大规模运动。因为要革命就要首先划分敌友,所以必须在人民与反动派、阶级敌人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界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革命要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就必须赋予大多数拥护者和同盟军以正义和至善的内涵。“人民”范畴内规范和约束个人行为的标准依靠的是不成文的公意,换句话讲是抽象的道德和道义,公意力量的巨大使其可以堂而皇之地侵犯到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时甚至为了达到公意的一致性,强迫个人权益服从公众的意志,而不惜牺牲个人的权利。公民政治必然开始于合法制度下权利与权力的较量,必然迎来立宪修宪的胜利和基本人权的保障。在公民政治的国家,国家权力因公民个体权力的让渡和支持而得以合法的存续,公民权利因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而落实。在宪政国家,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是委托与代理的关系,国家必须是凌驾于个人、阶级和利益集团之上的中立者,而不是部分人的权力工具。只有当公民违反法律时,国家才可以相应的加以制裁。

  

  如果将人民政治看作人民群体主体创建正义制度和实现政治主体性的解放政治,那么,公民政治就应该是公民个体扩展公民权利和提升政治主体性的生活政治。相对于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时期人民政治的冲突性、对抗性和激烈性,公民政治是和平时期的常态政治。公民政治的核心是扩展和保障公民权利,归根结底在于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限制公权的目的不在于削弱国家,而是为了保证公民生活的广阔的社会空间。公民政治关注的不是国家权力,而是公民权利,是公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社会生活秩序。保障民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吃穿住行的民生改善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是公民政治的主题。

  

  2.公民政治是自主平等的参与政治

  

  公民政治是实现主体性的自主政治。自主就是自我决断,自己做主,是指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与自己的生命发展息息相关的事情,而不是任由他人摆布。只有主体拥有主体性才能自主。自主政治的预设前提是“人人生而自由”,“人人有平等的权利决定自己关切的事物。”因此,自主政治必然直接要求主体具有自由、平等、权利、以及参与等能动意识,以自我理性能力做出自由的行为选择。堪当此任的无疑只有地位平等、人格独立、行动积极、负责的公民,这对以宗法血缘为维系的人身依附、以专制王权为维系的臣服奴役、以威权统治为维系的命令服从角色——依附性的臣民来讲,是绝对不可能的。公民政治以宪政的形式确认平等公民的主人地位,并通过民主制度的保障实现其国家层面的政治主体性。作为政治国家之外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自主社会领域,公民社会必须成为一个确保个人平等、自由、独立的私人生活领域。公民社会是公民独立自由的保护伞,其功能正如达尔所说的,“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保障政治自由,改善人的生活。”【11】(P1)公民社会使人们对公共权力采取一种审慎、怀疑的态度,这对行使公共权力的官员能够构成看不见的制约,有利于构筑公共权力运行的边界。公民社会是对国家和市场权力关系的有效制衡力,更是提供了自主行为的公民进行公开交往的空间,更具有自主自觉性。公民社会能够伸张个人权利,提倡多元化,公开化和开放性、参与性,培养自治能力、公民道德与责任感等公民权利、义务和主体人格。

  

  公民政治是实现主体平等的参与政治。迥异于自上而下的等级统治政治,公民政治视平等的公民为政治主体,以公民的普遍式参与尽可能地实现民主所蕴含的对平等、自由与合作的价值追求,是公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的一种生活方式。公民政治以张扬公民个体主体性为基础,通过个体主体性的提升来聚合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不仅追求着自我利益和价值的实现,同时,还意味着与共同体内其他人分担责任、共享社会生活的某些益处,最终,公民政治的参与导向公共理性指导的公益政治的形成。公民参与不仅仅只是投票选择出代理人组成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机构,它更主要的是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但又不局限于政治决策。参与是多层面的、多方位的。在宏观层面,公民参与既有防止和限制国家公共权力的滥用和僭越,又有督促和推进政府责任的履行和积极作为,还有对政府与市场治理机制的空缺进行修复与补充。在中观与微观层面,公民参与旨在协调社会群体与个体的利益关系,通过群体中的交互主体性聚合共体主体性,章县个体主体性,竭力控制自己日常生活的过程。参与无疑是公民政治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公民政治得其他方面,公民的各项权利要通过政治参与才能得到体现和保障,公民政治的内容也要通过政治参与来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在政治系统越来越开放的现代社会,政治参与已经成为公民政治的中心环节。

  

  3.公民政治是理性协商的文明政治

  

  以人民的名义,依靠卡里斯马型政治领袖来激发大众的政治热情,追求一种近乎想象的乌托邦,最终却造成对民众新的压制,民粹政治体现了一种非理性的集体行动逻辑。与民粹政治不同的是,无论从政治理念、政治制度还是政治文化来看,公民政治都是政治理性发展的结晶,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主权在民的理念萌生于“自然法”这一纯粹的理性。“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12】(P6) 自然法就是一种使完备无缺的自然状态得以维持的、不成文的理性原则。自然状态虽然是一种完美无缺的自由状态,但又是一种“不稳定”状态,于是,人们为了确保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便订立契约,把自我保护和保护别人的权利、自由而惩处违反自然法罪犯的权利,“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加以行使,而且按照社会所一致同意的或他们为此目的而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这就是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所由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 【12】(P78)。 既然自由、平等、健康和财产是人们天赋的权利,而政治国家又不过是人们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这些权利,通过缔结契约的形式而建立起来的,那么,在政治国家中就必须找到一些能够切实保障人们这些权利不受侵害的办法。于是,摒弃人治的主观性与任意性,公民政治遵从理性法治的规则性与确定性,通过公开普遍的选举免除暴力对政治的劫掠,实现政权平稳有序的移交;通过代议制有效表达尽可能广的民意,通过分权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和专制出现,通过宪政限权制约了公权的滥用并保障人权。

  

  迥异于诉诸暴力来维持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专制政体,公民政治是协商、包容、妥协的文明政治。公民政治是对公共理性的体认、推崇与践行。“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13】(P225) 公共理性起源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是分离的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消融冲突和有效沟通的结果。【14】(P71)公共理性的理想给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强加了一种必须承认、容忍和尊重其他公民个体或实体拥有理智能力的绝对公民义务,“这一义务也包含了一种倾听他人意见的态度,和一种在他们应该对别人的观点作出理性回应时于决策过程中保持的公平心。”【13】(P230) 公共理性具有公民自我理性和公民社会理性双重认识维度。从自我理性维度出发的公共理性首先就是与现代宪政民主相关联的“公民”的理性。它直接要求公民从依附性的角色转化为独立、能动的主体角色。其仅出于自身的理性能力做出自由的行为选择,具有诸如权利、平等、自由以及参与等主体意识。从社会理性维度出发的公共理性意味着享有独立性的公民同时是有事必须经由某种社会共同体才能予以最终确定的社会成员。为此,一方面必须具备诸如合作、协商、宽容以及法律、公德等公共意识,另一方面还必须承担先在于自身的公共责任或公共义务。【15】(P70) 浸润于契约合作精神与市场规则的公民,受惠于宪政与公民社会的发育,公共理性制导的公民政治力主在公共领域促成平等主体之间公开、互惠的协商,在倾听、反思、回应和审议中,理解与包容分歧,调整利益,在妥协中达成交叠共识,在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合作,达致多元共生的动态和谐。

  

  4.公民政治是信任合作的责任政治

  

  按照马克·E.沃伦的观点,自由主义进而自由主义民主从对传统政治权威级教师权威的不信任中产生出来。“自由主义改革旨在限制信任关系中所蕴含的自由决定权。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信任越少。”【16】(P1) 迥异于缺乏信任的自由主义民主,公民政治是一种信任政治。首先,公民政治确立了一种信任制度。主权在民、对权力的约束和对权利的保障、公共论坛的无排斥开放、平等的参与和理性协商,激发了人们对制度的支持和对规则的顺从。其次,交互主体间公共理性与公民精神的化育培养着公民社会中的普遍信任,增进着民主政治的社会资本,促使民主运转起来。再次,公民参与社会生活能够建立导致进一步参与的信任,规避具有主体性特征的现代风险促进了现代信任机制的建构。

  

  公民政治是公共理性主导的合作政治。公民意识的发育既萌生于个体权利和利益的诉求,又受到共同体观念的熏陶。公民社会提供的公共参与的大平台成为沟通交往的大域场。在公民社会的组织、团体中,因整个公民社会不可逆转的个体化的进程,使得个体与团队的关系不再是前者对后者的依附、从属的关系,个体成员已不再是团队的工具,恰恰相反,团队成为个体的工具。正是个体主体性的提升,增强了主体间的协商与认同,每位公民的权益、需求、意愿与价值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和组织互动中,共同利益的合作越来越有可能进行。公民更多地选择直接的民主参与途径,关注社会共同事务,通过彼此的对话和协商,对社会公共政策产生影响。这将有助于促进公民之间的团结,努力引导每个人参与政策过程中的对话和协商,创造公共对话的公共背景,在沟通商议中理解异己,在宽容妥协中承担责任与义务,最终促进协商民主的实现。而协商民主的充分发展,则培育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加强了相互信任和合作,扩展了参与网络。

  

  公民政治是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下的责任政治。从国家的宏观层面看,契约性的权力授受关系使国家负有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公益的政治责任。能否将公民通过选举委托的权力,转化为保障和增进公民权利与社会公益的能力,对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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