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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华:对君主神化的若干思考

更新时间:2012-03-12 14:41:50
作者: 郭小华  

  

  摘要:君主神化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直接体现为君主垄断最高的世俗权力和最高的精神权力。在笔者看来,君主神化的形成与某些传统密切相关,而它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在本文中,笔者对君主神化的内涵进行了初步阐述。在此基础上,笔者分别论述了“巫史传统”和“实用主义传统”,并探讨了君主神化的形成与这两种传统的某些关系。最后,笔者对君主神化进行了若干批判,得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

  关键字:君主神化;巫史;实用主义;专制;

  

  第一章 君主神化及其形成传统

  

  1.1君主神化的内涵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一直存在着把君主神化的倾向。君主神化实指君主被当做神明式推崇,通过君权神授的手法让天下民众非理性的膜拜以达到尊君权的目的。要例证上述判断不难,董子“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思想、南宋理学家“格君心”的主张就是典型代表。君主神化之后在世俗政治中的鲜明表现就是君主被授予独一无二的权力,且认为原则上只要君主遵循“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古训便能实现天下大治。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君主拥有“正人先正己”等美好德行是保证最终目的实现的前提。简而言之,君主在类似宗教活动中卡利玛斯化、现实政治中的独裁化、个人道德中的美化三位一体,是君主神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1.2“巫史传统”与君主神化

  为何中国人喜欢把最高统治者神化?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作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于远古的‘巫史传统’”的论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来自远古的巫史传统,整个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发展无非是巫史传统走向规范化、理性化、制度化的过程。简而言之,巫史传统是指远古氏族部落时期居民们利用占卜、舞蹈等手段来祈求上天牟福弥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祭祀文化。巫史传统的早期由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限,因而呈现出非常浓厚的神秘色彩、带有的非理性因素较重。但在巫史传统的早期雏形中,由于占卜、舞蹈等活动都有具体的程序可遵循,因而也让早期的巫史传统带有部分人的理性因素,而这恰是今后巫史传统成为中华文化本源的关键所在。李泽厚先生认为,随着分封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早期的巫史传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其中的非理性因素减少、理性因素增多,而在这一过程中周公制礼、孔子托古改制、恢复周礼起了重大作用。具体而言,周公把先前祭祀过程中的各项活动记录在案加以条文化、并且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去粗取精加以规范化,并且依靠国家强制力在各诸侯国推行使其常态化,最终使得由巫史文化外化生成了独特的周礼。孔子则是在礼崩越坏之时对周礼进行修补以期周礼再兴、虽然最终成效甚微但却阐释出了周礼的精神内涵、使礼可以脱离国家而内化成个人的道德准线。

  为了方便理解巫史传统、笔者较为详细的介绍了李泽厚先生对巫史传统重要论述。显然,“为何中国人喜欢把最高统治者神化”这一问题还得从李泽厚先生的巫史传统中找到答案。不难看出,无论是早期的巫史传统还是后面经过了周公、孔子修正的周礼文化,敬拜上苍、祭祀神明始终是其核心。当然,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祭拜的对象也不尽相同。在氏族公社时期,祭拜的对象十分多样,有可能是人格化单一的神明,也有可能是自己的祖先乃至众多偶像崇拜式的山神、水神等。显然,在这一时期,远古居民面对复杂多变的大自然感觉到人力之卑微、自然之神奇,因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的地位远高于人,这反映在祭祀文化中就是上面论述的各种特征。但当分封制国家时代带来时,君主需要通过加强权威以实现对各分封诸侯国的有效控制。在这种形势下,君主就需要把自己归为天下百姓强有力敬拜的对象。因此君主会通过各种手段打造君主的神话,把君主与民众的祖先、上天的神明等同起来,甚至发展到视君主为神明的地步。商代时期是商王为上帝的代表、周后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子独尊思想是为明证。可以看出,由于君王集权的需要,君王在祭祀中的地位被大大提高,出现了明显的将君主神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的出现无疑渊源于“巫史传统”的存在。

  1.3“实用主义传统”与君主神化

  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精神也能从某种角度回答一声“为何中国人喜欢把统治者神化”这一问题。对于中国的实用主义精神,李泽厚先生也有重要论述。中国的实用主义精神主要是指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在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之间中国人偏重于世俗生活。与此同时,国人喜欢把世俗生活中的种种经验记录在案并且利用先人或者是自身积累而得的经验从事现实生活。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即使有类似宗教的门派,但其核心内容始终是围绕怎样过好现世生活的主题展开。以春秋时期最为著名的儒、墨、道、法四家的相关思想作为例证。孔子总体上偏向于“不论鬼神”,“未事人、焉能事鬼神”体现出孔子较多关注的是此世此生。墨家是个例外,墨子有“天志明鬼”的思想,强调以天的力量约束最高权力所有者。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墨子极力塑造“一人一义”的“尚同”体系中,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仿若是天在人间的化身,因此借天的力量来约束最高统治者几乎只是空谈。由此可见,墨子虽意识到了利用宗教的神秘力量来约束统治者,但这只是保证天下民众有一个圣主的手段,墨子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在现世生活中实现“兼爱非攻”的太平生活。从中也就不难看出,墨子并没有论述独立的宗教精神活动具有的抽象意义,实用主义精神在墨子身上的体现就是把宗教活动作为保证世俗政治秩序良好的有用工具。老子所言的道、阴阳、混沌等虽然均是宗教类的词汇,《老子》一书也论及了宇宙起源等根本问题,从此角度来看,老子似乎是在建构一个超验的精神王国,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老子思想的核心就是借助道的运行规律来认识和改造现实生活。老子的“为无为”“见微知著”“以不争为争”等一系列思想均是指导一个国家或者个人走向成功的良方。所以老子本身也未提出过人们要过精神生活的主张,而事实上却是老子在实用主义精神的引导下为如何在世俗生活中取得成功这一问题开出了“因自然、循天道”的药方。法家的思想以冷静、犀利的眼光著称于世,无论是“社会进化论”、“势不两立说”还是“重刑罚”的具体主张,始终没有离开现实生活。因此以尊君为特色法家思想渗透着浓浓的实用主义精神。这也难关历代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中采取“外儒内法”的治国方略,法家思想的实用性可见一斑。

  由上可知,实用主义精神对中华文化的影响颇深,在此作用下国人纷纷把目光聚集在世俗生活上。而由于各家各派在如何过好世俗生活这一问题绝大多数派别均突出了君主一个人的巨大作用,由此也就不惜在应然的主观假设下纷纷视君王为拯救众人的圣人,神化君主自然也就应运而生。

  1.4“巫君合一”——两种传统结合的必然

  综上可知,以祭祀文化为核心的巫史传统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因此也就理所当然的把君主推向了祭祀的神坛,而这恰是当关注世俗生活的实用主义与具有巫史传统的中华本源文化结合在一起时出现的结果。而这一后果更为直接的可被概括为“巫君合一”的君主专制制度。“巫君合一”指君主既在类似宗教的祭祀活动中享有最高祭司的地位、并因其被视为天子而享有天下黎民对其神明式的膜拜,也在世俗政治生活中拥有绝对专制的个人权力。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对 “巫君合一”有重要论述。

  “巫君合一”的君主专制制度意味着世俗生活中君主应被当做全民偶像进行崇拜,也意味着对君主的推崇必将走向常态化和理性化。因此君主们竭尽所能的在全民之中树立独一无二的至高形象,于是一方面在制度层面上通过建立君主专制下的中央集权体系保证独断权力,另一方面在精神层面上通过大型的祭天活动为自身的法统正名、或建构专制主义的道德体系禁锢人性以达到“万民皆尊于我”的目的。以秦始皇为例。秦统一六国之后,始皇采纳李斯建议制度层面上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在此政治体系中,始皇被授予不受任何约束的最高权力。在精神层面上,始皇先是一改古代称君主为王的旧习,提出“皇帝”二字以抬高君主地位并在天下宣传“皇帝与圣合二为一”的观念;后是“焚书坑儒”、禁绝臣民的思考能力。而正是从始皇开始,高强度的君主神化一直成为了中国今后几千年政治发展的主流。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各家学派的治国之术印证了这一命题。

  

  第二章 四大学派神化君主的倾向

  

  的确,各家学派的具体主张不尽相同,但正如上文所述“而由于各家各派在如何过好世俗生活这一问题绝大多数派别均突出了君主一个人的巨大作用,由此也就不惜在应然的主观假设下纷纷视君王为拯救众人的圣人”。由此可知,在很大程度上各家学派的思想都是将神化后的君主作为建立良好政治生活的关键。以儒、墨、道、法的相关思想对此进行说明。儒家思想我们最为熟悉,圣王思想也最为明显。从孔子的“有道之君”、孟子的“君子小人之别”再到董子的“君权神授”、唐宋时期的“道统论”“格君心”,无一例外的突出了有道德的贤能之士在国家治理中应有的地位,最终的期望是通过 “内圣外王”式 的君主实现善治。但难以否认的是,上述主张只可能是在应然状态下成立,在真实的政治生活中早已被“中国古代帝王十有九昏”的事实所否定。因此,儒家思想自觉不自觉地美化了丑恶的君主专制制度,而这体现在历代统治者以儒家“内圣外王”来标榜自己的合法性。道家思想以老庄二人的思想为核心,由于庄子的思想以批判为主且不太重视群体性政治生活的建立,因此对后世在政治制度建设上影响不大。出于此种考虑,故主要论证老子思想所体现出的“圣王情节”。我们知道,老子思想大体上由以批判的眼光否认当时政治生活、依靠“为无为”实现美好的政治生活两部分组成,而后者是重点。毫无疑问,“为无为”虽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但终究还得要有人来执行。对此,老子也毫无例外的把君主视作施行“为无为”治术的主体。因此老子的思想虽然没有向儒家那样给君主披上漂亮的道德外衣,但客观上却承认了君主在国家治理中处于关键地位,这无疑也为君主突出自己提供了证据。墨家提出了同一之义下实现尚同的政治思想,并认为顺从天意的君主所拥有的各种意志均要得到下属们的绝对服从。而事实上,由于何为天意无人知晓,因此墨子的尚同主张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而这恰是墨家在国家治理中突出君王作用的力证。法家思想主张势、法、术合为一体,而君主却是这三者的所有者,因此法家思想最为强烈的突出了君主在政治体系中的无尚地位。

  四大学派各不相同的尊君传统是依托理性论证得出的治国方略,由于其纷纷高估了君主在政治生活中的功用,因此也是一种神化君主的表现。与“巫史传统”的早期形态相比,它虽然没有因强烈依靠宗教祭祀活动而显得那么神秘,但却由于高估了君主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同样的把君主神化了。

  

  第三章 批判神化君主政治

  

  3.1 神化君主的恶性

  如上文所述:“因此君主们竭尽所能的在全民之中树立独一无二的至高形象,于是一方面在制度层面上通过建立君主专制下的中央集权体系保证独断权力,另一方面在精神层面上通过大型的祭天活动为自身的法统正名、或建构专制主义的道德体系禁锢人性以达到‘万民皆尊于我’的目的”。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巫君合一”的君主专制制度。而这一政治制度实施行的效果如何呢?答案十分明显:非常失败!

  君主被神化的专制制度使得君主处于权力最高峰且不受约束,而不受约束的君主权力一旦恶性发作,则酿成沉痛的政治和社会灾难。于是乎,君主在思想领域大力培植利于维护自身统治的信仰体系,在“杀尽百家、独尊我王”的策略下使天下民众只知有朝廷、君父而不知国家、自身,使得整个民族浸泡在专制奴役的染缸中渐渐丧失活力。于是乎,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君主不惜任何代价的使用各种政治伎俩。于是乎,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君主不惜任何代价的使用各种政治伎俩。兔死狗烹、两面三刀等流氓政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种种手法只为维护一个家族、君王一人的私利。于是乎,君主专制下的民众个个深重专制之剧毒而全不知所然,用跪拜在君王面前的方式只为讨得一丝皇恩浩荡。所以国人纷纷不知自由、平等为何物,平日里碌碌追寻只是君王赏赐的杯羹。最终的命运是,当整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因陷入君主专制的漩涡而不能自拔时,君主一人的善恶便决定了亿兆生灵的今生。因一人而兴、一人而亡得治乱循环千古不变,但民众能想到的治愈之法却仍然是期待圣王英主的降临,最可悲的莫过于所谓的圣王英主骨子里仍然不过是视百姓如刍狗的独裁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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