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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中国文化的习性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构

——关于落后地区农村经济、文化现状的调查总结报告

更新时间:2012-03-06 00:06:32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社会科学虽然早就被引进到中国,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在今日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话语危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运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话语分析中国社会之所以一再发生错位和失误,其根本原原因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自足的内部运作机制和运作规律,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习性,及以此为基础的整合之道。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真正打开通往这块文化习性的通道,而只是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对它任加切割。

  

  本文原为作者主持的国家青年社会科学项目“我国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状与出路”调查总结报告的第二部分。

  

  [作者按]十多年前,当我提笔写这篇旨在说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的文章时,对国外相关的研究情况还不了解,对自己的观点是否会遭到批评,心里颇有疑虑。2003年我赴美后利用时间查阅了不少文献,发现很多国外学者与我类似的观点。为了开阔视野,现将所见国外相关研究介绍如下,从这些资料中你也许能发现,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之间的相近之处:

  

  1. John Clammer:从日本现代性看西方社会科学的范式问题[1]

  

  理解日本社会必须用新的范式。比如,西方社会科学只能把主体当作单数来研究,而日本本土社会科学则不是把个人,而是把共同体,尤其是具体情境当作研究对象。比如domination(统治)这个范畴,就不如discipline(训练)在理解日本社会关系时有用。所谓“训练”,指导学会在传统中、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与人的互动中生存技能的培养。

  日本社会给社会科学提出的挑战有:

  首先,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基本分时不明显。日本的官僚机构和商业之间紧密相连,但均受制于文化,特别是受制于它们各自的组织文化。经济是文化的,而社会也是经济的。由此可见,简单地套用“经济”、“社会”等一类概念作为普遍的学科术语,就将无法充分认识和理解日本社会的一些关系。

  其次,日本的社会乃是一个关系网,其中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等等范畴并不十分清楚。西方目前分科式的研究在日本可能不适用,对日本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否则就无法理解日本。

  总之,现代社会学面临着巨大的方法危机,对自身的政治责任感缺乏明确认识,在观察社会政治权力方面缺乏合法性,缺乏真正的比较研究视野。日本社会是非常不同的一种社会,它的概念范畴、解释模式都表现出有限的、人种化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以及认识论上的地方性。

  日本社会在许多方面向社会理论提出了挑战。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John P. Arnason[2],他批评西方理论家囿于自身概念,未能对日本现代性给予足够的重视。社会理论家在解释日本时不得不面对一种不同的现代性之路和景观的问题(见pp.xiv-xv);艾森斯塔特[3]指出,日本的巨大成就,使得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最基本观念产生了疑问。

  

  2. Louis Dumont:从印度种姓制度看西方社会科学的范式问题[4]

  

  据本书“导言”,本书对盛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及其后果加以批评,指出在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存在着范式的巨大危机,即近代社会科学奠基人(韦伯、杜尔凯姆、马克思等人)均以西方近代社会为原型构建了自己的方法论系统,但是它是个人主义假定为出发点的,必须实现如下转换:即从个人本位到关系本位和整体本位。这是理解非西方社会特别是印度社会的首要前提。

  

  3. Cigdem Kagitcibasi:从儿童心理学看西方心理学的范式问题[5]

  

  本文以有关的儿童的价值观为例,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心理学提出严峻挑战,作者倾向于认为,长期以来西方的心理学是以个人主义为主导的,强调个人独立自主为特征的背景下获得的,在理论上强调普遍性高于特殊性,理论性高于实践性,科学性高于应用性,等。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显然不适合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一些以强调人与人相互依赖为特征的文化或社会。

  例如,在西方心理学中,对儿童的研究长期以来毋庸置疑地把儿童当作独立个体来对待研究,而在传统社会里,儿童实际上是家庭-群区-社会的一个分子,不能独立看待;又比如,西方心理学在研究家庭时倾向于把家庭当作一个独立单位,而在传统的家庭观里,家庭乃是宗族或社区的一分子。再比如,在个人主义的西方,在美国社会心理中,自主性(autonomy)是一个核心价值,人们不自觉地把自主性的发展当作人格建立之前提,在大量的研究中均侧重于儿童早期独立性训练责任感、自给自足、效率、隐私以及成就感方面,然而这些概念或价值如何能适应于以人与人相互依赖为特征的生活呢?(pp.148-149)

  

  4. 许烺光(F. L. K., Hsu):心理机制与中国文化中的“人”[6]

  

  许认为,中国文化中的“人”(jen)这一概念,比英语中的personality更能反映人的真实面貌。即它本身承认人是生活在一系列由内向外的关系网中,而是一个孤立的、原子式的实体。西方文化中的personality一词,来源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传统,是对人的含义的扭曲,导致了一系列西方文化中的问题。中国文化或现实中的“人”的概念称为“伽俐略式的”,而西方的“人”概念则是“柏拉图式的”。作者认为,在研究中国文化时,用西方社会科学建立在原子式个人假设之上的范畴来研究是不可行的。他的这一点人类学、心理学界影响很大,常常被用来作为论证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重要根据。

  

  5. 何友晖:心理学的本土化及其范式转换[7]

  

  何友晖等批评Watkins,Popper(K.)所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指出杜尔凯姆等人所强调的从社会立场而非个人主义立场出发来研究的重要。很多集体现象不能归结为个人现象或个人行为之和。他认为,目前在心理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一个范式的转换问题,即从以前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到集体主义方法论。亚洲人的观念无时无刻不反映着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但是关系主义方法论同样可以应用于西方,马克思、韦伯、杜尔凯姆都是其例。

  提出“亚洲心理学”概念,强调它的主要特征不是一个知识,而是一种关系主义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建立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上,即个人从属于他与别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亚洲文化中有丰富的跟人际关系相关的概念,这些说明了对于亚洲心理现象,不能用西方建立在原子式个人基础上的心理学方法论来研究。

  

  6. Anand C. Paranjpe:走出西方心理学的范式危机[8]

  

  作者认为,心理学在很在程度上是欧美文化的产物。它的两位创始者,德国的Wundt以及美国的William James,受到英国经验主义及19世纪欧洲生物学、生理学发展的影响,与自然科学在亚洲建立的良好地位相比,社会科学在亚洲却不然。没有人怀疑牛顿力学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普遍有效,但是马克斯·韦伯或弗洛伊德的理论在亚洲的应用有效性就很难保证了。

  回顾了西方心理学害亚洲受批评以及亚洲心理学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趋势,从60年代开始,西方人开始注意到心理学的东方概念。

  本书的立场就是反对排除地域变化、试图建立普遍心理学的思维方式。

  作者并从西方思想家中找到了大量资源来支持其所谓多元心理学、从而反对普遍心理学的成份。他不仅举了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哈贝马斯,漫海姆、Buss等人的研究成果,而且依据库恩的范式学说,认知建构主义及建构替代论,阐释学等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来证明不同的文化应当不同类型的心理学研究范式。

  

  (一)

  

  迄今为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自足的话语体系。它没有深深扎根于民族的土壤、建立在对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习性的深刻解剖之上,而是建立在这样一些错误的前提上,即东西方社会是按照同样的逻辑和理路构成的,因而也适合于用同样的方式方法来分析思考。结果我们发现因此而形成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说和理论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对社会的变迁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问题缺乏行之有效的对策。往往从事于不同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对于同一个总是形成彼此不同,差距很大及至相反的意见,而在实际操作中哪一个也难以行得通。

  比如说,我们今天大学里多个不同学科如政治学、经常法、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等的设置,完全是照搬西方而来的,并与此相应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教科书,但是对于这一设置背后的一系列问题却从未搞清,比如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学科?这些学科中的每一个存在的根据和理由是什么?这些学科中所学的东西对于解决现实社会中发生的问题有什么作用?这些不同的学科在面对共同的社会问题时彼此关系如何?我们随便翻开一本教科书,如某大学编的《行政学原理》教材,然后按照行政学的对象、方法、功能、作用、目的……等一系列范畴分成若干章节填补进相应的内容。然而学了这本书的人对于他们处理实际行政事务也许没多大作用,一个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在处理中国国际行政事务方面的经验和能力也许比一个基层的农村村长还差,后者比前者具有更丰富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协调人际心理的经验……这一切都是在教科书刊号上根本学不到的,但恰恰正是它们才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全部秘密所在。一个不懂得中国现实社会之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人际心理、人际矛盾及相应的处理这些关系、矛盾的经验和毅力的人,可能是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他可能对西方政治学十分熟悉,并在把西方政治学位说没办法应用于分析中国政治方面出了不少专著。这一事实说明了什么?它充分说明,迄今为止,在对中国社会进行人文——社区科学研究的人中间,并没有形成一套能够真正切合于中国文化的习性、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方式、中国社会特有的自我整合规律,中国特有的人际矛盾和人际心理……等等从而能够解决相应的总是的人文和社会科学。

  

  (二)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所面临的话语危机,让我们从一个人所共知的文化的文化价值问题展开我们的主题。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一个空前未有的以发展经济改革现有体制为中轴的变革历程,由此拉开了一个从以政治价值、意识形态口号为核心的时代到一个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时代,在这一伟大转折点,以经济利益代替政治价值的好处受到过无数知识分子的共同肯定,但是今天我们却出乎意料地发现我们——乃至我们整个民族——似乎都正陷入了一场可怕的精神价值危机中去了。正如我在本次调查报告中所描述的:

  “金钱、利益、物质成为时代的口号,道义、廉耻、良知为人们所不耻。一切的计较和考虑,一切的算盘和目标,都建立在个人对自身前途命运和狭隘的利害得失的认真计算之上。

  “几乎整个社会各行各业都同时陷入于一场普遍的腐败和堕落之中。银行、税务、警察等政府机构成为自己职工创收的渠道,文化成为商业谋生的手段,企业成为厂长经理私人捞腰包的场所,学校为了多发奖金则开始乱收费。

  “贪污、吃回扣、乱摊派、乱收费、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在政府腐败的同时,难道社会文化生活不也已经腐败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了吗?

  “道德的崩溃、精神的空虚、文化的堕落、生活的腐败、性灵的失落、信念的丧失……这一切事实上已成为衡量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病的重要指标。”

  鉴于这一空前未有的文化价值问题即精神价值危机在当前中国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教育、文化、商业……乃至几乎所有领域正象瘟疫一样蔓延,摧残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机体,如不能治理则可能会陷入一场不能自拔的深渊,近年来它引起了国内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热烈争论。只要仔细看看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着有关上述问题进行争论的方式方法和内容特征,就足以发现,当今中国的人文一社会科学研究正处在一场多么深刻的话语危机之中:人文科学工作者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一个伦理道德、文化教育、人文精神和宗教关怀方面的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则倾向于把它理解为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等器物因素导致的问题,真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于是,形成了一种谁都说得有道理,又都没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能拿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令人信服的圆满答案。

  那么,究竟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话语在生活的现实面前如此苍白无力,面对盛行于今日中国且已十分严重的精神价值危机不但不能给予一个令人信服的圆满答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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